春秋不始于隐公。晋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原注】左传昭公二年。【江氏云】韩子观鲁春秋，此未笔削之春秋也。春秋当始伯禽。何为始隐？疑当时鲁春秋惠公以上，鲁史不存，夫子因其存者修之，未必有所取义也。使伯禽以后之春秋皆存，则周初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夫子何不存其盛世之事以为法，顾独存其衰世之事以为戒耶？夏、殷之礼，杞、宋不足征，夫子惜之。正考父得商颂十二篇于周太师，后又亡其七，夫子因而存之。使鲁春秋具存，夫子有所取义而托始于隐，是因笔削春秋，反使惠公以前二百余年之事皆无徽，岂圣人之心哉！迹熄诗亡，孟子就当时之春秋推说耳。【左暄曰】春秋笔则笔，削则削。鲁史之旧本无存，故笔削之新义莫考。然亦有可考而知者，如公羊庄七年传曰，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此传文之可据者。又有见于他书者。坊记载夫子之言曰，故鲁春秋犹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孔颖达春秋疏曰，鲁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吴，春秋无此文，坊记云然者。礼，夫人初至，必书于策，若娶齐女，则云夫人姜氏至自齐。此孟子初至之时，亦当书曰夫人姬氏至自吴，同姓不得称姬，旧史所书，盖直云夫人至自吴，是去夫人之姓直书曰吴而已。仲尼修春秋，以犯礼明着，全去其文，故今经无其事。此又夫子春秋与旧史不同之一证也。盖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泊于中世。当周之盛，朝觐会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礼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原注】孟子虽言诗亡然后春秋作，然不应伯禽至孝公二百五十年全无纪载。【阎氏曰】按杜元凯春秋经传集解序，便知春秋一书，其发凡以言例皆周公之垂法，仲尼从而修之，何必言起自伯禽与成之古良史哉。又左传隐七年谓之礼经杜注曰，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礼经也。自隐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于是孔子惧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无所改焉，所谓述而不作者也。自隐公以下，则孔子以己意修之，所谓作春秋也。然则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从之者也，惜乎其书之不存也。【庄侍郎曰】春秋之义，不可书则辟之，不忍书则隐之，不足书则去之，不胜书则省之。辞有据正，则不当书者皆书其可书，以见其所不可书；辞有诡正而书者，皆隐其所大不忍，出其所大不可，而后目其所常不忍、常不可也。辞若可去、可省而书者，常人之所轻，圣人之所重。春秋非记事之史，不书多于书，以所不书知所书，以所书知所不书。【又曰】春秋治乱必表其微，所谓礼禁未然之前也。凡所书者，有所表也，是故春秋无空文。【又曰】春秋之辞断十二公之策而列之，则十二公之行状莫不着也。辞有屡于一公之策书者，有屡于一年之策书者，有旷而不志者，有旷而一志者，不可不察也。【刘氏曰】孟子言，春秋继王者之迹，行天子之事，知我罪我，其唯春秋。为邦而兼夏、殷、周之制，既以告颜渊，吾其为东周；又见于不狃之召，夏、殷、周道皆不足观，吾舍鲁何适？复见于礼之告子游。故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又曰，吾因其行事，而加吾王心焉。忧天悯人，不得已之心，百世如将见之。【又曰】传曰，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春秋缘礼义以致太平，用坤干之义以述殷道，用夏时之等以观夏道，等之不着，义将安放？故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若是者有二义焉，于所见世微其辞，于所闻世痛其祸，于所传闻世杀其恩，此一义也。于所传闻世见拨乱始治，于所闻世见治廪廪进升平，于所见世见治太平，此又一义也。由是辨内外之治，明王化之渐，施详略之文。鲁愈微而春秋之化益广，世愈乱而春秋之文益治。【又曰】史记言，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以制义法，为有所刺讥、褒讳、抑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故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汉书言，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夫使无口受之微言大义，则人人可以属词比事而得之。赵汸、崔子方何必不与游、夏同识，惟其无张三世、通三统之义以贯之，故其例此通而彼碍，左支而右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