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会昌元年十二月，中书门下奏，宰臣及公卿论事，行与不行须有明据。或奏请允惬，必见褒称。或所论乖僻，因有惩责。在藩镇上表，必有批答。居要官启事，自有记注。并须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于堂案，或与夺形于诏敕。前代史书所载奏议，罔不由此。近见实录，多载密疏，言不彰于朝听，事不显于当时，得自其家，未足为信。今后实录所载章奏，并须朝廷共知者，方得纪述，密疏并请不载。如此则理必可法，人皆向公，爱憎之志不行，褒贬之言必信。从之。此虽出于李德裕之私心，然其言不为无理。自万历末年，章疏一切留中，抄传但凭阁揭。天启以来，谗慝弘多，喷言弥甚。予尝亲见大臣之子追改其父之疏草而刻之以欺其人者，欲使盖棺之后，重为奋笔之文，逭遗议于后人，侈先见于前事，其为诬罔甚于唐时。故志之于书，俾作史之君子详察而严斥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