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庵许子问谦之说，先生曰：“《易》为君子谋，谦之六爻无凶德，故君子尚之。谦者内止于礼，而外顺于事。止者新之本体，顺而不止则为足恭，外面种种贬损退让，未免有个媚世之心，于事反不顺。古人以涉川行师发谦之例子，其旨微矣。故君子学贵知止。”
处滨张子曰：“今日诸公，皆说致良知，天下古今事物之变无穷，若谓单单只致良知便了当得圣学，实是信不及。”
先生曰：“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不但后世信此不及，虽在孔门子贡、子张诸贤便已信不及，未免外求，未免在多学多闻多见上凑补助发。当时惟颜子信得此及，只在心性上用工，孔子称其好学，只在自己怒与过上不迁不贰，此欲多学多闻多见有何干涉？孔子明明说破，以多学而识为非，有闻见择识为知之次。所谓一、所谓知之上何所指也？孟子愿学孔子，提出良知示人，又以夜气虚明发明宗要，只此一点虚明便是入圣之机，时时保任此一点虚明，不为旦昼牿亡，便是致知。只此便是圣学，原是无中生有。颜子从里面无处做出来，子贡子张从外面有处做进去。无者难寻，有者易见，故子贡子张一派学术流传后世，而颜子之学遂亡。后之学者，沿习多学多闻多见之说，乃谓初须多学，到后方能一贯，初须多闻多见，到后方能不藉闻见而知，此相沿之弊也。初学与圣人之学，只有生熟不同，前后更无两路。若有两路，孔子何故非之以误初学之人而以闻见为第二义？在善学者默而识之。齐王见堂下之牛而觳觫，凡人见入井之孺子而怵惕，行道乞人见呼蹴之食而不屑不受。真机神应，人力不得而与，岂待平时多学而始能？充觳觫一念便可以王天下，充怵惕一念便可以保四海，充不屑不受一念义便不可胜用，此可以窥孔孟宗传之旨矣！”
敬庵许子曰：“语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说者谓孔子因子路强不知以为知，故诲以知之之道，此义何如？”
处滨子谓：“知之为知之固是致良知，不知为不知、不强以为知亦是致良知。于此求之，又有可知之理，到功夫熟后，自有个无所不知时在。非谓致良知便可了得古今事变、便可了得圣学。”
先生曰：“子路忠信素孚于人，心事光明，一毫不肯自欺。信未过处，连孔子也要直指，无所隐避，强不知以为知，原不是子路所犯之病。‘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原是两条判开路头，见在知得的，要须行著习察，还他知之，当下分晓，一些不可含糊将就过去。若见在知不得的，要须涤玄去智，还他不知，当下斩截，一些不可寻讨兜揽过来。只此两言便尽了知之之道，故曰‘是知也’。或以问礼问官之类为不知，知得该问，便是知之，问过便是知了，皆属知之条下。不知的，毕竟不可知，毕竟不能知，或毕竟不必知。如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议，六合之内圣人议而不论，此便是不可知。天地何以高深，高深何以幽显，耳目何以能视听，口鼻何以能尝能吃，此便是不能知。稼圃之事大人所不学，淫鄙谲诈之习贤者所不道，甚至尧舜之知不务遍物，夔契之事不求兼能，此便是不必知。若曰于此求之，又有可知之理，是言外不了语，非诲由本旨也。学者惑于一物不知、儒者所耻之说，略于其所不可不知，详于其所不必尽知，终岁营营，费了多少闲浪精神，干了多少没爬鼻勾当，埋没了多少忒聪明豪杰，一毫无补于身心，方且傲然自以为知学，可哀也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