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邑犹治家，邑之有宰犹家之有主也。治家以利田为本，治邑以民事为本。事莫先于经界，核田平赋以制其用。经界之事也，如理一家之政，稽其为田几何、为赋几何，量其经费之用几何。既立为恒产矣，家之先有善法可仍者，从而守之，家之四邻有善法可因者，从而证之。或饬其所已废，或增其所未备，求其有益于家政而已。是非舍己利物、笃于一体之念，能若是乎？予于方湖杨侯重有感焉。
侯以进士文学起家，出，宰吾邑二年于兹，禔身范物，善政日加于民，宏才远识，百职就兴。而其所缵田赋岁计之法，审度精详，公好恶之施，明利害之原，求其有利于民而不必出于己，尤足以见仁人之用心，可以垂之永久而勿替。所谓其事虽述，其功有倍于作者，非欤！侯欲锓梓以传将来，属予为之记。记曰：
古之善制田赋者，必因土之瘠沃、田之高下以定其田赋之重轻，田制不明，则赋法不公。二者无纪而能使国用之裕、民生之厚，不至于交受其病者，世无是理也。考之《禹贡》，土辨五色，田别三错，赋因三等。周礼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与夫定民地而登民赋之制，上之所以取乎下、下之所以供乎上，一是皆以田赋为则，而制用之法所由出焉。是非治邑之要务也哉？
扬州之田，下上上错，山阴属扬州分野，田赋之制，汉以前无可考。自马臻开鉴湖而利始兴，所谓三百里之湖灌九千顷田是也。唐宋以来，兴废不常，利害亦异，裁成补缉，随时以为益损，要不失古人立法之意而已。国初建制，沿唐宋之旧，上稽虞周，田赋皆有定额。原田六千五顷三百六十亩有奇，原米八万二千七百石有奇。制有官民，田有肥瘠，兼之湖职学站免附新涨开垦，名数庞杂，通计一百一十六则。则因田而立，赋因则而定，徭役里甲之需，皆视此以为准。当是时，厉禁甚严，人不敢犯，其法未尝不善也。历界以来，法久禁弛，奸诡日生，那移欺隐脱漏飞法之弊，殆且百端。或以官为民，或以重作轻，且贫者利重价而摘粮卖田，富者利轻税而扣粮买田，贿通里书，尽去其籍，加以年久，遂至无挨田粮数多。屡经清查抵补，尚剩无挨田四千九百一十余亩，米一千四百八十余石，始累小民空赔，终贻里递包赔，此积弊之甚者也。前宰农里何侯璇目击斯弊，协谋于前守梅侯守德、二守潘侯，梅请于监司，锐意清量，严责委，详检核，有图以纪其繁，有册以稽其实，不惟埋没无粮之田无从而隐，而开垦新涨之田亦有可稽。乃定为四乡则例，上为湖田，次为中乡山田，次为江北田，又次为天乐田，凡无挨之米与官余重粮皆摊入于四乡之中，亩数则增额而有加，米数则通融而无改。百余年影射貱赔之害，一旦湔除，前令叶侯可成复印给由帖以便输纳。此所谓家有善法之可守者也。
旧制：上之取于民者，五年徭役，五年里甲，十年之内，两次徵纳，余皆饱食安生，足迹可以不至县庭，其会约而徵输省，其法亦未尝不善也。历界以来，上之取乎下者日繁且亟，每岁税粮本色折色随徵水马等银，通计三万六千余两。条项既多，不得不各立收头，以司输纳。一遇佥定之时，积年包揽之徒，多方干当，得银入手，则恣为糜费，虑上追查，则巧为掩那，以一科十，将无作有，愚民无知，甘受其害。此尤积弊之甚者也。近余姚县邓侯林乔，议处一条鞭法，各折马价等银攒为一起，在收则为总，在解则为分，官不厌于比并之烦，民亦乐于输纳之便，四邻有善法可因者也。
侯于何所更定者既守以画一之法，邓所议行者既示以乐取之公，不但已也，复虑法久弊生，渐成废弛，勤咨询，核版籍，定疆土，以致屡省之会。咨询遍则人无遁情，版籍明则上有定输。规画精密，动中肯綮，是皆饬其渐废，干蛊之义也。又念收头虽革，输纳之事当有所属，乃择粮长分花各置木柜及号簿号票，曲尽收贮之法。且各乡田亩，俱照原派。该米几何、该银几何，印给由帖，与民共知。纵使五尺之童，据由输纳，人亦莫得而欺。其岁计里甲徭役二项，亦议以一条鞭法革运头之弊处，输委之资与税粮分为三段，循序徵收，亦用一缓二之遗意。是皆增其所未备，敕法之道也。审于述作，慎于沿革，国用裕而民生厚，处官事如家，视民犹子，而无复人己之分，侯真仁人之用心也哉！是可以为法矣。
侯复议处兴革事宜，防患守要，振风规，肃吏治，严法纪，济时艰，与地方同其利害，生民均其休戚。犹治家之主，既立有恒产，复为贞度张维以垂久大之业，此尤设险饰贲之意也。侯明于易理，故以是终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