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史官当其职，以死守之。马、班虽不及古，至今读其书，于汉何尝肯轻假借？明太祖见修《元史》，有丑诋的，悉令改订。虽是盛德事，要非古义。此是为天地间存一公案，既付之其人，随彼举职，不须更行监制。
某四十年纪不喜看史，以阅历世故未深故也。顷看《通鉴》，甚易为力，只以身经者多。看他处得如何，有处得高出吾辈者，有反不及者。须是《四书》这一边先看得有个底子，看史方有益。如无一些把柄，便读尽《廿一史》，道理都不着实。
看《史》、《汉》、《三国》传纪，必须以类相从，长者短者，分者合者，详者略者，有以比人事迹列彼传中者。又如称名爵，年月日时，或载或不载之类，皆要讲其体例缘故。总之，要先治《春秋》，才有根本。某常说做理学文字，不能离《学》、《庸》、《论》、《孟》、《易经》；学古文，不能离《尚书》；学记事，不能离《春秋》；学诗，不能离三百篇。《五经》是各样文字的根本。
四汉史内，但是有名人传，俱应检抄熟看，长人学问。不单取其好处，就其不是处亦可为监。
史书总是公修便坏。古者以此为端家学，马、班皆父子相续而成，就是欧阳公、宋景文，亦听其自出乎笔。当修史时，朝廷但资糜给而已。《唐书》中，欧阳公所任惟志，其余尽系景文作。景文拙于序事，书成，送与欧公改订，欧公以其前辈辞之。看来《新唐书》到底不算好。
作史不是易事。《史》、《汉》二害，俱父子相继，尚来及成。《史记》中或书「沛公」，戎书「高祖」，称谓惧不一。朱子谓因未成书，不曾一例改正是也。《汉书》又经大家补得许多，方成。（清植。）
《左传》中有先王典制，亦有小道鄙说，有君子格言，亦有小人谬论，大略可与《史记》并称而已。凡称一仲尼曰」者，多不确。如赵盾越境乃免，殊不为当。《史记》载伯夷叩马事，欧、王皆辨其妄，亦有理。二老久受养于西伯，何至叩马时，乃似初识？又前云武王告于文王之墓，载主而行，后却云父死不葬。下葬安得有墓？颍滨岂子长「浅陋下学，竦略轻信」，朱子以其言为当。子长时，《古文尚书》、《用礼》、《左传》俱未出，子长所见但《国语》耳。至孟坚时，《古文尚书》、《用礼》、《左传》皆出，而剂向父子从内府得许多秘书，孟坚亦得观之。其识见笔力，又能运铸诸守，只是文字骨气，雄健处逊子长耳。寅则学问之醇，识见之卓，殆有过之。
某未领乡荐时，曾将《左传》分头编纂，言礼着一处二门乐者一处，言兵者一处，言卜筮者一处，嘉言善行一处。如此容易记。未及编成，以人事而废。昔苏子容记得史熟，东坡问之，答曰：「吾曾将其年某月下，将事系之，编得一次。复将事下系以某年某月，又编得一次。编来纵去，遂熟。」东坡曰：「吾何尝不如此下工夫？毕竟公记得。」大槩欲史熟，须如此。
凡文字不可走了样子。《史记》创一个样，后来史书便依他。叙记诸文，韩昌黎创一个样，后来亦便依他。其初创为者，都非常人，若后来不是此等人，生要创为，便不成样子。太史公文字，似不如昌黎一字不可增减，然其不如处，正是好似他处。太史公无意写出，昌黎打意裁剪也。韩文力去排偶，太史公却似随笔写下，自不排似。常有三四件事，一笔写去，自然各样句调。班史便炼作几句相对。太史公与昌黎，觉有天人之别。
班马史赞，议论亦多不错。班固《扬雄赞》，褒贬俱当。司马《项羽赞》，突以重瞳，为舜「苗裔」，殊无脉理！至结末，论自不刊。
司马子长笔力，周衰诸子不及也。其文浑浑噩噩，结构处大，人莫知所措置。昌黎较周密，论笔气，到底史公高。班孟坚得刘向、扬雄、班彪诸人讲贯议论，意理自较完备，笔力却不及史公。
《史记》大都剪裁别人的多，就是当代列传，恐亦有底稿。自著者，只有《诸侯王年表》诸篇，却便见他笔力。传赞一两行，有说得不是的，亦有没甚意味的。班孟坚文多排语，至如《礼乐志》等，便不用排，岂让子长？所以老苏云：「迁、团之雄刚。」
问：「人言《汉书》为史书正体，看来毕竟《史记》为正。史是纪事之书，《史记》自己不肯多着议论，如《周纪》，前引《书》，中入《左传》，后入《战国策》，剪裁其文而已，此正体也。至《伯夷传》，人动云变体。列传为太史公创体，岂有自创一体，开头一篇，郎用变体者？其所谓传，郎据旧传文而云然也，前后着议论而已。」曰：「极是。《宋史》不好，便是坐此，有许多好文字不入，却自己填上许多话。但《史记》，于贾谊不录《治安策》，董子不录《天人三策》，却不如班史为善。」
《史记》议论诚有翩跹处，然其志归于尊孔子。谓「先黄老而后《六经》」，其自序作书之意，何不祖达黄老耶？
朱子谓「《史记》强似《汉书》」，果然。近来因辑《乐律》，见《汉书律历志》，许多没要紧语，如「锺，种也」，「阳气种种」然而生也，竟是混语。《史记》要去他一个闲字亦难，字字都是骨子。
《汉书》节人文字多未工，如《治安策》，中间项款皆不清。太吏公《秦楚之际月表》，「以德若彼，用力若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孟坚节作「以德若彼，以力若此，其艰难也」。「其艰难也」四字，总承上两句，与《史记》原不甚异。但使读者连「以力」句读，意指便混，不若《史记》明快。又孟坚归重在秦以暴故失之易，而汉兴之速。史公却归重前代以封建故得之难，秦以郡县故失之易。《汉兴以来诸侯年表》，言田封地太活，以致僭逆，其后分封子弟，始得强干弱技，归于「以仁义为本」。可见史公胸中大有见解。只是《游侠》、《货殖》之类，皆崇奖之，以此让孟坚出一头地。班氏父子兄弟，自成一家学，《天官》、《律历》，乃出大家之手。友曰：「《史记》列《游侠》、《货殖》，或亦有见。见得先王法制尽废，将来兼并吞噬，不在上而在下，则侠猾争攘者出而持世矣。」曰： 「如此宜露其意以抑遏之，反为之扬其波，无是理也。」
孟坚文字虽不如子长雄健，然识见醇正，议论皆是。韩文公绝不见提起，想以其剿袭扬、刘议论耳。文公果不剿袭。然孟坚正未可轻。其评论二刘及董仲舒、扬子云诸人皆当，战国文字之气习、识议，至孟坚始变尽。子长亦非战国文字，其高视润步，中有断处，而穿田过脉，皆有针线，高出《左》、《国》之上。但议论多是战国耳。
《汉书》乃孟坚凑笼刘、扬诸家而成者，殊可观。十志惟《天文》、《五行》穿凿，余俱典实渊茂。
后世情伪之变，无所不有。读史乃练达人情之学。左傅尚不能备后世情伪，若《汉书》则几备矣。
「为天下除残去贼，宜缟素为资」，留侯之谋于汉高，此为第一。（自记。）
陆象山有武帝优于文帝论，以为拊髀之欺，不如轮台之哀，至谓：「二帝三王之心，吾于武帝见之。」使帝诚存二帝三王之心，乎生所为皆宜自讼，何时贰邮丧败为可悔，虽悔而犹有耻薛之意哉？推其词指当见之。以此便为优于文帝之决，欲窥尧、禹用心，亦好奇之论。（自记。）
汉害于孝平后下云：「安汉公太傅大司马芥女也。」此只宜用「莽女也」，三字。（自记。）
娄敬言周公营洛，是「欲令以德致人，不欲阻险，令后世骄奢虐民」。见解直是儒者，能知圣人之心，岂辨士乎？至赞和亲之策，而曰：「冒顿在，固为子婿；死，郎外孙为单子，岂敢与大父抗礼？」则失之迂矣。既知冒顿之杀父，何谓其不敢与外祖抗也？（自记。）
史称「良多病，未尝特将」。非也。良之智虑深长，固如是耳。（自记。）
贾子所云「纠缠」者，言纠之急则转亦急，翻覆久而后定也。应说未尽。（自记。）
龟错欲教太子以术数，此等议论皆战国、亡秦之余酷。习俗溺人，故虽以文帝天资粹美，而不能辨也。以错为太子家令，顾反以贾生傅梁王，岂不轻重失宜之甚！（自记。）
《李广苏建传赞》，「心」字与聆叶，非是。班史中如此类极多，古韵至汉时已差谬。（自记。）
《韦玄成傅》中诸奏，宜与《郊祀志》相联缀，以备一代之议，以应古者郊庙之本文，不当于《韦傅》见之。盖作者文重思繁，大及厘正耳。（自记。）
刘之生之献鸿宝苑秘书，乃少贱好奇，不足为更生累。（自记。）
《李寻传「日将旦，清风发」一段，乃有师授之言。《左傅》中有「《明夷》之《谦》一段，可参看。（自记。）
谷永黑龙之对，俱是为异姓游说。汉以火德王，如何更以黑龙为同姓？至攻至尊之恶，固是为王氏蔽护，然充成帝之行郎微王氏，能久安乎？《春秋》深探其木，而反自贵者始，虽有伊尹、周公，不得舍此而彼是攻也。永则可议矣，庸可谓此言之非是乎！刘子政恳恳于同异姓之间，而格心之论无闻，亦缺事也。（自记。）
《扬雄赞》以序为论，瑕瑜不相覆，极妙赞体。（自记。）
《酷史传赞》于《甫刑》「报虐以威」之意，不可不揭为世鉴也，惜未之及。（自记。）
《货殖传》「贪贾三之，廉贾五之」二句，孟说似未是。贪贾以十计而三之，谓得十之三分余也。廉贾以十计而五之，谓息十之二也。（自记。）
《西域传》中「天笃」，天竺也，郎身毒。明帝迎佛在前，班《传》曾不一及，故知其事本微，后人张大之。其云日所小、口所入之理，史中未明，盖未通《周髀》之说耳。（自记。）
孟坚《西域传赞》，立论如彼，而定远竖功西海，白首仅还。岂其家庭平昔议论，漫相乖刺耶？故自古功名之会，违厥素心者多矣。西域诸种何辜？而仲升积年萝弥之。唐王龙标《箜篌引》发此意。（自记。）
《汉书叙传》中，「穷达有命，吉凶由人」二句，精极。若以为穷达由人，吉凶有命，则大谬矣。（自记。）《叙傅》中，《律历志赞》可谓洁净精微。（自记。）
《汉书》十志，《天文》乃曹大家所补，《五行》多荒诞之说，《郊祀》叙汉武事太繁，然三叙亦精，余七志俱好。（自记。）
《房中歌》云：「《箫》、《勺》群慝。」《箫》、《勺》，郎消烁也。晋灼谓：「《箫》，舜乐。《勺》，周乐」者，非是。又云：「安其所，乐终产。乐终产，世继绪。号所」字与「绪」字叶，两「产」字相叶。又云：「泽弘大」，「大」字，恐「久」字之讹。下文「德施大」者，弘也；「世曼寿」者，久也。 「久」字便与「保」、「寿」叶。（自记。）
《礼乐志》循首迄末，议论纯粹，孟坚儒术之文。（自记。）
《刑法志》因井田而制军赋一段，当采以补《周官少司徒》之章。（自记。）
汉文除肉刑，而张苍等于「当斩右趾」者，忽进以死刑。求轻反重，议事卤莽至此。（自记。）
《汉书食货志》云：「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康成注《周官》其差，得比正之。又云：「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白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比汉家致太平根本也，犹有古者公天下之心马。（自记。）
所云《律历志》者，因历法用黄锺起筭，故前半说律，为后半算历张奉也。后行四分历，便不与律相干。《史记》分为二，何尝合来？后世修史者不察，遂俱云《律历志》，岂不可笑！（自记。）
「黄锺之宫」，另为一管，非十二律中之黄锺也。与京房之准、梁帝之通正相似。长亦九寸，而以三分之法穴其旁吹之，若今箫篷之类。可据以为准，而定诸律，故六律、六吕，此管皆可以生之，而为律本也。《月令》十二月皆有所中之律，中央律中「黄锺之官」，盖谓此耳。缘今《吕览》错互「三、九」二字，读者遂不得其解，而妄为之说，纷孥喧尴，千余年于此矣。只细读《汉志》自见。（自记。）
《律历志》言丑未居其冲，乃阴阳之要妙，诸术莫不用之。（自记。）
《汉志》云：「玉衡杓建，天之纲也；日月初躔，星之纪也。纲纪之交，以原始造设，合乐用焉。律吕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顾取象，然后阴阳万物，靡不条鬯该成。」盖日在子则斗建丑，日在丑则斗建子，日在午则斗建术，日在未则斗建午。「纲纪之交」，谓子丑午未之际也。《周官大司乐》分六乐而序之者，是律吕唱和，一歌一奏，分祭之乐也。下条「园锺为宫」，乃「黄锺」之误。用黄锺祀天，林锺祭地，是以「纲纪之交」，为阴阳之首，大祭之乐也。此条文义至深，莫得其意。又曰：「此段说乐至精，盖《周官》祭祀，天神、地只、人鬼，用三统之律为官，而四望从天，山川从地，祖妣同飨，故云『合乐』。其乐，天用黄锺，地用林锺。今《周礼》天作『圜锺』者，与宗庙之文互也。想班氏为志时，尚未差失。『纲纪之交』，谓斗建与日躔相遇交互处，乃子丑午来之间也。其时阴阳初生，造化万物，故大祀天地则用之。其余分祭，则天地、四望、山川、先妣先祖，各有歌奏。如奏黄锺则歌大吕，奏太簇则歌应锺。以其合辰之律，相为唱和；因其阴阳终始生成，以取义类。此则分祭之所用也。二祭皆因依法象，使阴盼万物条鬯该成者也。」（自记。）
《律历志》「嘉量」一条，与《周官考工桌氏章》，今所据以定黄锺。知其以积实为主，而不纷纷于围径之误者，赖有此耳。故皆曰「声中黄锺」。（自记。）
《律昏志》以权属水，衡属火，矩属金，规属木，绳属中央。须云木规金矩，水平火缀，而土为权衡，以生四者，乃与篇首之义相应。（自记。）
《律历志》云：「寿王候课，比三年下。」只言其历最疏，课最下也。颜注以为「下狱」者，非。（自记。）
《太初》法，至朔同日为章，交蚀一终为会，分尽日首为统，统首日名复于甲子为元。其日法，义八十一儿分，又十九之，以一千五百三十九为小分，以三百六十五日又小分三百八十五者，为日周天之数。以二十九日又小分三百一十七者，为月会日之数。十二会不尽岁气，而闰余生焉。十九年七闰，则气朔分齐，是为一章。然每月合朔，不在周道之交，则会而不蚀。历法，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一近交，凡一百三十五月，而一当交，当交则蚀分尽。章之日月，虽会于冬至，而不当交。积二十七章，然后朔日冬至，交会分窗，故谓之会。以日法计之，一岁全日之外，小分三百八十五。比之四分历法而稍赢，盖侵小分四之一也。章会至朔之分，不在日首，积之一千五百三十九年，恰赢小分三百八十五。其明年景复，则去酉入子，而冬至交会，起于日首而无余分矣，故为一统也。然甲子者，日名之始，必气朔譬于此日，乃得厝本。故初统而得甲子，次统而得甲辰，三统而得甲申。三统既尽，复值甲子朔夜半冬至。扬子云所谓「章会统元，与镯俱没，则后元之端也」。《三统历》，刘饮因《太初》而作者。又云：「所谓去酉入子者，四年而景一复。」初年冬至在子，次年冬至在卯，三年冬至在午，四年冬至在酉，第五年始又复于子。今一千五百三十九年，则四年之数未尽，是冬至当在酉也。然有日分所赢之小分四之一者，积至此时，恰如小分三百八十五满四分日之数，则冬至已不在酉而在子矣。（自记。）
黄帝得宝鼎、神策。神策，郎蓍策也。此一段传闻，只是黄帝作历事耳。黄帝得策作历，正与取竹造律同一符应，卿自不解。（自记。）
子长于武帝时事多不讳，故论史必推《史》、《汉》，不独文章佳，以其出于直也。文中子以《三国志》为胜《两汉》。看来《魏》、《吴》有底本，便多文饰，不能简实。惟《蜀志》则承祚自为之，字字不虚。
作史全要简洁，《蜀志》后主二年，终岁止八字，曰：「劝农殖壳，闭关息民。」只此的是良史才。
《魏》、《吴》二志，皆有底稿，不能吏如承祚意。至蜀，不立史官，反得尽己之意，笔则笔，削则削。如《张嶷传》载其有曀禕书，戒其太简易，恐有奸人不测之祸。又与吴诸葛恪书，戒其根本不清，但欲立功于外，恐为人所图。后来皆应。只此二书，便显出其人。他不足论，何等有识！《关侯传》，载关侯为曹操所得，操使张遗说降。关侯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遗报曹公，曹公义之。只此一段，三人身分皆见。
《蜀志》最好，《魏》、《吴》二志俱不如，《吴志》尤虚华。只是《蜀志》亦有太简处，裴注断不可少。
问：「《三国志》于曹操未建国之先，虽称太祖，至为魏公则称公，为魏王则称王；曹丕未篡时亦只称王，明其为汉王公也。至吴，则未称帝之先只书名。惟先主始终称先主。似承祚意中，已将蜀作正统，如朱手主见。」曰：「亦未知其意果何如。或者承祚是蜀遗臣，故书法稍别。然此书为文中子所推重，不为无故。」（清植。）
《隋书天文志》极好。《唐书天文志》是张燕公笔，词采太胜。沈约所作《宋书》，其志中说天体处，最详明。
韩文公《顺宗实录》，质实得经意。无虚词，无遗事，方是实录。彼正不屑学《史》、《汉》，人反以为訾议，何也？
《唐监》议论，及《新唐书》论赞，朱子俱称之。今看来，叙事不及《史》、《汉》，至论赞，《两汉》后未见其匹，比《五代史》尚觉差胜。《五代史》无人物事迹，底子不好，故觉得闇然无色。
《通鉴》从韩、赵、魏为诸侯起，朱子虽有诗讥之，言履霜坚冰，其来已久，不到此时，王灵始下替。然又称他不直接《春秋》，留空一，是不敢僭妄处。《左传》终于智伯之灭，而《通鉴》接此，自居于传，却有体。《史记》虽多可议，亦自有意思结构。如世家始泰伯，列传始伯夷，贵让也。郎《尚书》首《二典》，《诗》首《文王》，《春秋》始隐公之意。
《通监》于己所不喜者，并其人削之，如屈平是也。于己所疑者，辄删去之，如《隆中对》是也。昔人评孔子作《春秋》，录毫发之善；温公作《通鉴》，掩日月之光。指屈平也。
《通鉴》遗漏者甚多。如开侯封张辽数语，全载不过四五行，便精采动人，义气凛然，何必剪裁！武侯拔三千户而归，寅僚都贺，武侯愀然不乐，谓：「普天之下，莫非汉民，使之困于豺狼，皆亮之罪。」那一段气象、议论甚好。孙权下令，称武侯「信感阴阳，诚动天地」。虽是异国之语，都应登载，何为削去，若斟酌裁减，再查阅《廿一史》，增入要紧处，别成一部小监，狠好。惜年老无工夫，奈何！
锡言：「某门人陈大章最熟《通鉴》，检得其中疏误处，便作一篇文字辨驳之。闻其师谓之曰：『不消如此，只注其下云应作如何足矣。宇宙间几部大书，譬如祖父遗训，万一偶误，只好说我当日记得是如此。若侃侃辨证，便非立言之体。』」先生曰：「正是如此。今人读程朱书，于其道理精纯处毫不理会，至于地名、人名、制度偶然疏舛，便当作天来大事，狂呼大叫，累幅不休。虽说得是，亦令人厌，所谓辞有体要也。」
《春秋》是当日史书全本提纲耳，不然仅存此，教人如何看。《纲目》似亦不必加目，只云《通鉴提纲》，郎以《通鉴》为目，何等好。如今目觉看不得，某意当编一小监，全要简，如夫子删书，不妨架空多少年无一字。但须识见大，又博学，方可做此事。友云：「《通鉴》如许大部，而隆中语却不全载，殊不是。」曰：「正是。若编小监，如《天人策》、《出师表》之类，须立例在前，云为世传诵者不载，不然恐太多。」
千古进书，如《易》、《书》、《诗》、《春秋》，各具一体裁，为万代文章之祖。朱子不安于文中子、司马温公之所谓统者，而修《纲目》。止纲为朱子所定，目便付之门人，多欠商量。所辑《小学》，许白云虽极称之，但恐其中忽载一段极古雅经传，忽载一段常言俗讯。义理何尝不佳，论体裁未免雄。
《纲目》尚少剪裁。《春秋》好在没要紧事，删削一空，存其大经大法而已，多无只也。
文中子于南北，夺统归北，亦有意思。晋虽篡弒，然既一统，其子孙播迁江东，中国衣冠文物在焉，得不以为正统乎？宋、齐、梁、陈相继篡夺，年代复促。晋灭，恰值元魏兴于北，修明礼乐，慨然欲复古制。《春秋》之法，中国用夷礼则夷之，夷逛于中国则中国之，天意无中外也。后分为东西，高齐无复人道，字文能整理，则以正统予周。隋恰好承周之后。此以人事体贴天意，颇亦有见。至朱子则一总细让于下，不分正闰，万代可行，自更简易正大。若其次则文中子也。《通鉴》不妥当，不及文中子多矣。
《旧唐书》把《张曲江》、《杜工部》、《韩文公传》，都说得不成体面，所以有《新唐书》之修。然《新唐书》亦为武后立纪，何邪？《纲目》于三国时，以统归蜀；于武后时，书帝在某处，已是眼高千古。前五代，王仲淹以统归北，欧阳公又欲冬以归南。至后五代，有言南唐为唐后者，欧阳公以为无据，正义下、汉相篡为正统。虽有予之以统，正所以着其罪之说，毕竟牵强。温公因之，大约都认做天有一线的统串下来一般。朱子始创分注之例，妙绝。天至此时，亦未尝有所专属矣。至「荧惑守心，惟魏应之」，无论灾祥之说不确，郎果尔，亦是天气，非天心天理也。
《通鉴》有狠不妥处，如以曹氏为正统，却书「诸葛亮入寇」。其立例，篡得共主位者，器正挤，起自他处者，则为贼。文中子于五代时，忽聋此与彼，忽夺彼与此，只为每年要存一年号，便没摆布，朱子忽想一例，只书甲子，分注共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矣。
《纲目》大体，已无可议。只有秦家十徐年，竟当准王芥例黜之，班孟坚所云「余分闰位」也。其年数既不多于莽，而莽罪在汉一代，秦恶毒流万世，复浮于莽。若以秦时无他姓为主，莽时亦无他姓为主也，不过以芥后仍为汉，秦后不为周耳。实郎以汉继周，有何不可？
《纲目》于楚、汉之际五年间分注，先楚而后汉，似不可依。楚、汉并起，汉先入关，仁暴复异，自当先淡。
因论吕后事，曰：「后儒偏固之论，最是废后率，断定以为不可，如讥光武废郭后是也。假使当时高祖废吕后，未见吕后之恶，后儒亦必谧之如光武矣。出妻，圣人所不禁，至如『国本』之说，亦下寝然，要当视共本如何。秦始皇外扶苏而内胡亥，隋文帝废勇立广，善恶颠倒，此自不可。若如汉武立孝昭，有何不是？天下大事，果然太子狠不好，却说万万动不得，难道举祖宗之天下而丧之，其可乎！此类须布斟酌。光武之过，不在废后，在不任三公，而柄归台阁；不先《六经》，而笃信谶纬。一壤政事，一壤名教。此论，俗人以为迂涧，其实切近。后来明帝遂求佛教。魏伯阳之《参同》，张道陵之道术，都起于东汉，光武焉俘辞贻谋之过。」
后世必谓太子换不得，皇后废不得，似觉太执。只是换得不当，废得不当，便不可。此处当兼贤否论，不全以嫡长论也。如昌邑不道，则宗社为重，霍子孟尚可废立，何况君父。尧舜人偷之至，欲为天下得人，竟舍己子立他人。他人尚可，何况己子择贤而立。光武废郭后诏云：「宫闱之内，若见鹰鸇。」果尔，如何可为后？方正学讥之云：「糟糠之妻尚如此，贫贱之交可知矣。」「羊裘老子早知几，为向桐江钓烟水。」他一生迁拘不能成事的本领，尽见于此。严子陵一极有趣的事，被他说得冰冷无味。试看权文公诗：「能使薄者淳，持此报故人。」识见议论，岂不比正学较高。范文正云：「非先生无以见光武之大，非光武无以成先生之高。」虽略夸张，却是实事。
问：「汉孝献废时，蜀人误传已崩，先主谧为孝愍。《纲目》既以统予蜀，帝溢似应以蜀为正。」曰：「想因蜀是谧于生前，故姑仍《通鉴》。或是朱子偶失检点，亦未可定。」（清植。）
《纲目》是非褒贬，虽稍严些，然大要不差。以某之意，如曹操、司马懿，倒底不曾正名。郎依律固是死罪，但死之中，亦要分别，与王莽、朱温不同。莽、温自应立斩，操、懿还可秋后处决否？
古今言莽、操，若以孔子援情定罪，毕竟操少别，倒底不曾篡。虽曰：「苟天命在我，吾其为周文王」，然比莽身为之，则差矣。若使操后接以陈思，终守臣节，则操岂至被此名哉？
某于朱、程议论，有不敢附和者二条。程子论管仲与魏郑公不同，恐未然。桓与纠俱是奔窜，管仲随子纠，非奉先君命也，不过急时合伙，原算不得君臣。魏郑公所辅者太子，上尚有高祖，受高祖命辅之。建成死，太宗召之，郑公神色自若。太宗责之，郑公曰：「太子若听散言，岂且有今日之事？」其分不过至此而止。若高祖命他辅太宗，他即辅之，有一君无二君。管仲尊攘之功，与贞观之治，亦差不多。贞观之治，郑公之力为多。若以功准过，二人相彷，不得优管而劣魏。朱子进狄梁公而斥苟文若。武氏立周庙，改唐年号，梁公为之宰相，徒以中宗尚在，勤勤以姑母晓譬，荐五王成身后功，遂谓「反周为唐」。至苟文若，初佐曹操，削平祸乱，操未遽有逆谋也。及欲加九锡，文若郎愤惠至死，未见得有其谋篡弒之端。若不论迹而诛心，心亦何据之有？且后来魏受汉禅，功臣配享，无文若在内，则魏之外文若明甚，何所凭而谓之「汉贼」哉！只好责备他「不识人」，「不见几」。孔明谓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周公瑾谓操「虽汉相，实汉贼」。英雄识人，预先见得甚明。程子责扬子云不能见几，《法言》中尚谓王养为周公。不责以死，而责以「不识人」，便无词矣。只是程朱到此等处，见得明，把得定，处得是。伊川一见哲宗，便有去志。朱子于宁宗亦然。如此立身，方可责备人。
梁公与姚、宋皆事武后，武易国号，废唐庙，已是移祚。诸公僻首属臣，岂逆知有五王在后耶？君子论人须恕，后既成事，诸公贤者，足明无他。苟文若犹为汉臣，未为魏臣，至自戕其生以求免于大恶，其志亦可悲矣。而朱子罪之不已，谓其为唐衡婿。文若方二岁，唐衡已死，则结亲乃其父为之，何以为文若罪哉？（自记。）
近看《续纲目》，令人闷绝。「续纲目」三字就不妥，何不续《春秋》？《纲目》正不易续，宁名自为一部书可也。《纲目》之有发明，后人为之。商素庵辈，自作而自发明之，又赞曰：「《续纲目》作而乱臣贼子惧」，岂不令人破口。况其议论刺谬，尤不可言。陈洪进值五代乱，盗据漳、泉二州，宋已平海宇，洪进献二州地，正与钱缪同，而尤之曰：「《春秋》重死守社稷，故贬之。」春秋诸国，受之天子，传之先君，洪进之地，谁予之？谁传之耶？此例一开，是必欲使为贼者，虽已四海清平，尚负固拒命，杀人盈城盈野，力穷势尽，而后就缚，始为合《春秋》之义耶？
《宋史》应重为之，三百余年人物，实过前代，却蒸蔓若此，岂不可惜。作史要有剪裁，我辈生在后代，便要依傍彼时人品学问之可信者。如朱子《语类》、《文集》、《言行录》，极是要紧害。某自幼闻得长老言，朱子说秦桧有中兴之功，岳武穆强横，郎任之果专，亦恐不能成功。及后读朱子书，何尝有此！此乃琼山乖异之说也。朱子到浙东，郎檄毁秦桧祠门人问：「中兴诸人，有在岳侯上者否？」朱子寻思有间，曰：「次第无人。」如此痛恶推服，乃以琼山之论加之，何妄诞至此！但是朱子有褒贬过，便当依他。只有张德远，却要斟酌。魏延、杨仪，不过有才，武侯尚终身爱护。南渡人物，以李忠定、岳武穆为最，德逮乃弹劾忠定，与武穆亦尝有隙，却是为何？班史有可为万世法者，《史记》内不必改的，《汉书》郎全用之。今如要传濂溪、明道、伊川，岂能加于朱子？有不备者，论赞中增之可耳。《言行录》成，朱子悔之，曰：「黄鲁直孝行敦笃，惜未入。」然存此语，已与入同。
友言：「某观《宋史》亦易修，只把几个大人物、大奸恶作主。其余不关于国势纲常者，都附其下，数语而足。略有声焰者，便多几句，不必尽立傅。」曰：「如比，便省许多闲话。只拣其关系万古纲常者，记在那里，岂不干净。人间之史，便是天地纪簿。如人有得煮事，提起足以悦心，大不如意事、提起足以警醒，便勾了。《宋史儒林》外，又有《道学》。扬子云云：「周公、孔子，一儒也。」不知道学如何又在儒外？」友曰：「董江都在《汉》另立传，不混在《儒林》内。倘修《宋史》，周、程、张、朱当彷比例。」曰：「然。就是《史》、《汉》立些名目，原不古，可传者传之，何以名目为，」友曰：「归震川云：『人嫌《宋史》太多，吾尚嫌其太少。』为其事实多所遗漏也。今人因此竟谓《宋史》尚宜增添，直是痴人前不可说梦。又人谓《五代史》太少，某却谓其太多。五代原无人物，何必立许多传。以某看来，如纲领分明，《宋史》亦不难修。」曰：「此元不是易事，真个明有人非，幽有鬼责。只是《宋史》前面人物，朱子都秤量过，便可据以为准。如邵康节传，便用明道志，周子传，便用朱子状。此类不必另做，不备者，赞内补之可也。史迁书已不满于文中子，谓其『记繁而志寡』。只看唐虞之书，所存几何，想为夫子所删甚多。故史不行諴也。」
凡律算等书，当直截说明本旨，不可牵扯阴阳五行、八卦配搭。岂必无理，但无益于本义，都成闲话。
古来史书不可尽信。某今有一法，若修后来之史，只据人之可信者信之。如程朱心平理明，其褒贬自当不错。再据其人自着之书，如姚江自有文集，破败百出，未有自诬之理。想春秋、战国时，异说自是无数，孔孟一举删之。秦汉间邪说亦多，太史公于不雅驯者，删去许多，尚有好奇之论。班孟坚始淘汰归纯，可以为法。
欲搜《廿一史》中，取其有关于修齐治平之要者，彷东莱大事记为一编；又搜历代典制沿革，及后世如何可以通行者，略彷《通考》各着为论，为一编。但恐无此岁月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