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顷注得一过，看出此人学问条理，读的书既多，一字不乱下，都合义理。今人不得其意，说他忧惶瞀乱，所以一句说向天，一句说到地。何尝如此，比人若及圣门，恐不在游、夏后。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然绝无片言只字传于今。而屈子乃不朽，可见一点羽毛文彩，亦不可少。
《骚》体甚鸡作，屈子后，惟汉武帝《瓠子》、《秋风》可以步武。文中子《东征歌》，非大有意思人不能作。
铺张赋原不好，就是《上林》、《子虚》、《长杨》、《两京》、《三都》，皆赋之祖，已不为佳，何论其余。就中，《两京》差优耳。汉赋，汉之俗文；英华，唐之俗文；诗余，宋之俗文，睢不为可也。
昌黎赋数篇，别具风调，得《骚》人精髓。柳赋不及，太白赋尤差。（清植。）
唐赋小巧，与诗余同成戏具。凡诗内纤俗恶派语，皆可入其体固尔。至今所传唐人名句，亦不多。（以上论赋。）
韩文公《龟山操》「周公有鬼」，分明是有灵有神之谓，若下「神灵」字便腐。「鬼」宇却是字诀。学古歌操要直，若油便嫩。只是意直笔又直，便难看。所以笔调字眼上，又须略变。
曹子建四言诗，一气嗬成，如冲曰数出，绝不用一句《诗经》调。陶渊明便将《诗经》成句写出。韩文公又觉得有意雕刻洗脱，不如子建自然。柳诗诸体俱工，长律尤超绝，无一语不从汉魏出，却又陶链精熟。东坡诗无甚好处，引用故事，亦不知拣择，然天才自胜，随意写出，便有境界。山谷如一邱一壑，小小结构。欧公自负能诗，如太白自负能文，俱不佳。
诗选从来无善本，不知河汾所选若何。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夫言日用切近之事，莫过于《礼》；言今古经权之事，莫过于《书》；言阴阳水火、吉凶悔吝之事，莫过于《易》；何以止说学《诗》？盖「温柔敦厚」，长于讽论。「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此一段意思，非他经所兼也。孔子言语与它贤不同庭全在此。如论学，曰：「不亦说乎」，「不亦乐乎」，「不亦君子乎」；论巧令之无当于仁，而尚曰：「鲜矣」；患难时极自信语，止曰：「其如予何」，曰：「文不在兹乎」；极其责备，止曰：「毋乃尔是过与」，「是谁之过与」，「真则将焉用彼相矣」；至「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似替他筹划一般；极其刺讥，而曰：气何如其知也」，曰：「再斯可矣」；极其痛诋，而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曰：「奚取于三家之堂。」此等处，果是得力于《诗》。就是责宰予之画寝，责子路之野，其言俱极峭直，此如诗中有苏公、孟子之作之类。然到后来，又以听言观行、名正言顺等道理，从宽说来，令人意消。故作诗者，全要含畜蕴藉，意在言外。以此意求诗，唐以下便少，宋诗尤少。朱子有几首，道理极透，意思极足，而格调亦下。问：「意理透足便佳，何必论其格调。」曰：「诗不同，格调差，诗便差。若止取其意理，何不做一小文？何必诗？诗说尽便不是。夫子未尝说作诗之法，然观于子贡之悟学，于夏之悟礼，皆亟许其可与言诗，及所说兴、观、群、怨之等，作诗之法便可想见。朱子诗不到处，即在说事理太尽也。问：「邵子谓『删后无诗』，想是见得此意。」曰：「又不好全然抛却。三百篇独绝千古者，不过几篇，其余如春秋时作，何必尽过汉、唐人。」
某欲选古唐诗之有性情，关于人伦日用者，数百首，令子弟自幼读之。大抵诗以性情为主，试观三百篇，何尝有一篇全言景色者。诗要浑厚，不要雕刻，有义理便浑厚，浅露便是雕刻。然又须自己雕刻过，方知他不雕刻之妙。曾闻一友人说：「唐诗间有一二句解不去者，句中有一二字解不去者，其妙处多在此。宋诗则断无解不去的，便觉意味浅薄。向曾作《铜雀台诗》，极诋曹丕无人伦，不遗余力。后翻得唐人崔国辅诗，只用四句五言绝已尽，云：『朝日照红妆，拟上铜雀台。画眉犹未了，魏帝使人催』。帝非曹丕而何？自己觉得粗竦村气，不自己作过，竟不解他的好处。」此言殊是。
某近选诗，必篇中有缘故方存。不然虽做得好，无关于人，读了亦酝酿不出甚好意思来。如此选择，自汉至宋，不过三百余首。但观《论语》中兴、观、群、怨，及「无以言」，专对四方，达于政事，正墙面而立等语，可见圣人删《诗》，都是要有实济。杜诗细加选择，尚存五十余首。李诗却是一种仙气，都没收煞，绝无吉凶与民同患一段意思。工部见元结两首诗，就那样倾倒，送朋友之官，皆拳拳以忠君爱民为嘱，忠告善道，非太白可比。
古来芳藻名篇，岂必篇篇入选？去取之间，要当有一点意思在。若必全说道理，亦不是，有经史在，何取有韵之文？「性情」二字差近之。触物感事，却关到性情上。倘乐而淫，哀而伤，说得太过，亦不足存。诗主体制，只有古、律二项，乐府不宜编在古诗之外，凡诗皆乐也。诗以四言为正，然三言、五言、长短句，三百篇中已有，但未有端用三言五言以成章者耳。唐山夫人乃以三言成章，又行以五七言成章者。诸体皆备于汉、魏，惟律起于唐。今人以汉、魏作为乐府，后来作为古诗，舛矣。如今唱者为曲子，不唱者为诗余，其实一也。
选诗自应从苏、李起，而以苏冠，郎其诗亦当冠首。「骨肉缘枝叶，结交亦有因」二句，便足蔽诗之义。言骨肉固同根共命，郎结交之友，亦非无因，天下大矣，何独这几人该做朋友？盖或意气相投，或德业相劝，郎唐虞之五臣，周之十乱，孔子之七十二弟子，皆是有因者也。首句可该父子、兄弟、夫妇，次句可该君臣、朋友，意味深厚。
《焦仲卿妻诗》，是古今极有名作，看来那件事虽可怜，但处得未为妥当，不足垂教。且着语太多，过于冗长，故删之。
蔡文姬《悲愤诗》，缠绵哀怨，立言称情有体，实开曹、杜一派，绝作也。《十八拍》意思不过如此，反觉得似安于外域，不愿复同者，故汰之。
曹子建诗，欲寻其奇句不可得。友云：「他实得些《风》、《骚》之意，琢句乃是因胸中没有道理意思，只得千此觅长。自张协辈起，至陶靖节一洗此风。杜工部虽亦琢句，都在自己闲作，至于关系大篇，便以淳朴为主，如《北征》、《咏怀》诸作。所谓『诗看子建亲』者。」曰：「然。」
曹子建人亦有意思，当丕篡位，私自痛哭，丕闻而恶之。其峙多寄托之词，而归于恳挚忠厚。六朝人宗之，以为源出《国风》，信然。（锺旺。）
武侯诗只一首，读者多不得其意。武侯使人各尽其材，仪、廷辈皆非端人，而用之终身，此实成大业之本。是诗讽刺俱在言外，曰：「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若曰是谁之谋？乃相国之尊，齐国之大，晏子之所为也。相国之尊而不能用，齐之大而不能容，胜于深文丑诋矣。且中间「以士目三人」，以谗言斥晏子，下语显然矣。
陶渊明诗，有杜、韩不能到处，其语气似未说明，义蕴实已包涵在内。如《羲农去我久》一首，识见超出寻常。自秦、汉来，黄老盛行，都说圣贤以《礼》、《乐》、《诗》、《书》，教得人奸伪丛生，此持却说「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黄老之说，如言人元气本足，却被后来饮食药饵戕贼生命。不知阴阳之气，自初而盛、而老，知识开后，人事错襍，嗜欲纷起，亦理势之自然。所以用饮食药饵者，正欲保固其先天元气也。凤鸟虽不至，到底礼乐一新。自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亡而大义乖，老庄之学，果兆焚坑之祸。不知《诗》、《书》所以明民，非愚民也，何罪而至此？汉之伏生、孔安国辈，敦勤辛苦，存此六籍，如何至今又不以此为事，终日驰驱于名利之场，不见有问津于此者？下遂一笔溜到饮酒上去，谓我若不快饮，亦尤而效之，岂不负此儒巾乎？其溜到酒者，彼何等时，元亮尚敢讲学，立教自标榜耶？「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又谦得有意思。谓吾之行事，谬误于《诗》、《书》、《礼》、《乐》者，曲櫱之托，而昏冥之逃，非得已也。谢灵运、鲍明远之徒，稍见才华，无一免者，可以观矣。
靖节诗，推周、孔处甚多，其逃于酒者，避刘宋耳。当时若行表言坊，其能免乎？韩子惜其不遇孔子，议论甚正，但与阮籍同讥，则未必然。其论诗，亦不列陶，而反及谢。故论诗，亦必经朱子而后定。
自沈约有四声八病之说，而谙遂趋于律。今既为此体，便当莫犯八病。沈时本无律体，今观梁、陈间诗，便有许多竟是律诗者，无非求去八病耳。
鲍明远诗，雕镂已穷工妙，任唐人如何造作，不能到此。明季黄石斋、倪鸿宝，乃是欲学此种而意理不足，徒至多不可解。明远句句生新，有言外之意，词尽而意不尽。他手作此等诗，多觉破碎纤小。他却才力大，饶有一片清幽之气，可与子建双峰并峙，无与方驾者。
王子安《述祖德诗》，嫌其后半衰飒，郎年不永之相，所以当初不选。令观之宜选，文中子踪迹冥味，似有似无，惟观此诗，可知实有其人，不宜没也。
文章乃天地元声，莫知其然而然。唐初诗人何尝不师六朝，然陈子昂辈出，声气便不同，觉得清而厚，此岂人能为之？
问：「曲江诗何如？」曰：「曲江才华英艳，或不如人，至性情品格，几无与比。君子哉！若人。」问：「摩诘。」曰：「他是元晖、子山一派，声韵谐和，对仗工巧，所以无一首不可被诸管弦。只是说到清闲高雅而止，无甚滦义。钱起亦是比种。至宋，此派遂绝。」问：「燕公。」曰：「他才气大，大率唐初如陈子昂〓王勃、杨炯、王续、杜审言、沈佺期及燕、许之属，又是一种气调，迥乎不同。」问：「昌黎。」曰：「他不可以初盛、中晚论，别为一家。韩门孟、贾、张三家，文昌为最，东野骨节尚大……」问：「太白。」曰：「他天才妙，一般用事、用字眼，都飘飘在云霄之上。此人学不得，无其才断不能到。」
燕、许信大手笔，尚不脱六朝腔调。如「胆犹忠作屏，心故道为邻」；「剑舞轻离别，歌酣忘苦辛」；「云覆连行在，风回助扫除」之类，其调都教唐人用烂。至老杜《北征》、《咏怀》，一洗此陋，直抒胸臆，真气流注，另一风格。只是初唐人语意气象，宽舒博大，是太平气运。如「边镇成歌连夜动，京城燎火彻明开。云间东岭千重出，树里南湖一片明」之句，中晚无是也。郎「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何尝不雄，而悲切无比。如陈子昂「邱陵徒自出，贤圣几凋枯」，何尝不悲壮，却无急迫激烈之气。韩文公七律虽少，如气将军旧压三司贵，相国新兼五等崇」；「横飞玉盏家山晓，远蹀金珂塞草春」之类，亦极意庄严，清雅绝伦。
台阁体是唐初人做得不同，如「去岁荆南梅似雪二首，又大样，又脱套，燕公最擅此长。陈子昂、杜审言、沈佺期、王勃之流，其诗皆有一段浑厚处，足见开国气象。若魏郑公一篇，气格之高，乃所谓开太平者。
张曲江诗，「温柔敦厚，《诗》之教也」。陶靖节尚偏于山林枯槁，曲江乃更浑全。曲江历贫富贵贱，体兼《雅》、《颂》，陶则专于《风》、《骚》耳。韩文公不提起，岂以其句句对偶，是六朝派耶？韩论文，亦从不提董、贾，大抵他自己位置太高。
诗能穷人，虽未必然，亦不可开口便悲哀。张曲江、韦左司诗，俱和平温厚，可以养人性情。
唐人七言律诗，某意以张燕公「去岁荆南梅似雪」一首为第一，情景词调都合。尝欲推老杜一首为冠，不可得，或者「玉露凋伤枫树林」乎？
李、杜、韩、柳四家诗，缺一不可。如《长干行》之类，不但像汉、魏，更觉得飘洒，虽工部不能。工部五七言古诗，初亦仿摹汉、魏，晚乃自开派头，一空依傍，冠绝古今。韩诗直追汉、魏以前，要造希微淡泊田地。柳诗中，汉、魏亦有些，六朝亦有些，工夫独到。至香山、义山诸家诗，集虽大，而力量气味争差远矣。
韩文公平生不轻许人，独于李、杜诗，称之不容口。极平常语，入老杜口，便厚，便大，便雄伟，其气盛也。韩赠张籍、赠崔立之诸长篇，比之《北征》、《咏怀》，毕竟差些。以韩多直句，而杜句皆曲也。
论诗，太白如酒，少陵如饭，有杜可无李，有李不可无杜。
李太白，唐人推之在杜上者，以当时被之管弦声调易叶，而杜少拗也。
杜诸体诗，皆妙绝千古，只绝句，须让太白。绝句要飘逸蕴藉，如《峨帽山月》、《问余何事》诸作，实是绝调。然昔人亦有推王龙标「秦时明月汉时关」为第一者。
杜工部气盛，其长律，一团气在里面郁勃，其为人也好善。韩文公于古人诗，少所许可。工部连六朝人无不推奖。
工部诗有性情，就是少时作，已有一段缠绵委曲之意。如太白与杜诗，不过千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而已。杜却云：「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便委婉有情致。
工部厚道，其诗已驾乎六朝，却平生人人宗仰。至太白则曰：「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一齐抹倒矣。末云：「绝笔于获麟」，亦太矜张，未闻孔子耑能诗也。工部「文章千古事」二句，已极自任，到下面立言，却无此等状态。郎是当代词人，无不推扬，王维、郑虔已至失节，而恳恳切切，为之解救。此岂浅中人可及！
杜诗俱以《北征》为第一，伦儿曾说：「《咏怀》自起至『放歌颇愁绝』，一气喷出，无一句重复，又有转折，似更妙。」细观之，果然。此等诗，起处最难，若是宋人，便落谭理窠臼。他人便流夸大，谦虚太过又不称。立言直是妙，结处亦好。
子美《北征》无一对句，昌黎《与崔群诗》「燕席谢不诣」二句，便对。柳诗不能如此高古，其工妙者，多似六朝，然《哭凌司马》、《与韦道安》二诗，虽曹子建把笔不能过。友云：「昨夜思韩文公《南溪始泛诗》，说到『野人来馈瓜』，作几行写。工部《何氏山林诗》『野老来看客，河鱼不取钱。只疑淳朴处，自有一山川』。轻轻四句，便包括在里，又妙有风韵。所以昌黎那样叹服。」工部自云：「诗看子建亲」，把庾、鲍竟推与太白矣。
杜诗如「宿昔试安命，自私犹畏天」；「荣华敌勋业，岁暮有严霜」；「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之类，都耐思索玩味。韩诗便无此等句法。又如《北征》，说同纥兵不宜多，而曰：「圣心颇虚伫，时议气欲夺」，似人都晓得此之为祸。虽只说至此，不肯说尽，然以前后推之，何尝不尽。看杜诗，须如此细看。
老杜诗，说安内攘外，都有几句好说话。「老马夜知道，苍鹰饥着人」，便是用兵要语。知道形势，经过战场者，所谓老马，选将之法也。至于卒伍，不过饮食劳苦，体恤颁给，他便为用，如鹰饥则就食，饱则扬去，此使卒之要也。顾宁人说：「经书后，有几部书可以治天下。《前汉书》其一，《杜诗》其一也。」
杜诗为自家保全，喜号得便雅淡；为国家收复，喜得便狂荡。立言之体皆妙。
「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直辞宁戮辱，贤路不崎岖。」极有意味。如「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何尝不好，然汉高祖岂不如此。至此四句，却是贞观致治之根，道得出太宗擅长处。当时承宇文之后，文物独盛，而十八学土之属，半于朝廷，然不听其言，虽多奚为？若后进无人，亦非长治之道。诗家谁见到此？然使入宋人口中，便直而浅薄。其妙在朴而雅，「朝廷半老儒」，似不成语，却造句甚古，有断华反朴之意。
「赤骥顿长缨」一首，不过世无用我，将欲卷怀之意。公干辈皆有此等诗，却不如杜之深厚。至杜之长歌，却不如鲍明远。曹子建、鲍明远、陶渊明三家，直开三派。曹全以气胜，开杜、韩之派；鲍才人之诗。顿挫凌厉，开太白之派；靖节闲雅自然，开韦苏州之派。
杜长篇，时有累句。如「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学母无不为」等，俱不成语。然以此见其大。
坛长谓：「工部自许，不过是『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如何便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果然可议。后想来，正见古人不欺处。其志大而不相掩者，就存其真，圣门狂者本是如此。韩文公亦是一面自许，一面疏漏，却不怕人笑。若后人为之，必加弥缝矣。
工部一部集，自首至尾，寻不出他一点自见不足处。只觉得从十来岁，以至于老，件件都好。这是一件大病。韩文公就有知遵不足处。
韩诗温柔敦厚，缠绵悱恻，不如工部。然如所云：「《春秋》书王法，不诛其人身」，则工部有不及者。丛《春秋》立义之最大处，惧乱贼者，惧后世之乱贼也，若本人之身己为乱贼，尚何畏于死后之诛？此等实说着深微，千古不刊。陶诗「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当时风尚，盛道老庄，以为周孔之道，凿朴生伪，而渊明谓紥子欲使其淳。可知连上「真」字亦非放达谑浪之谓。以此意选诗，便寥寥矣。
某人论《南山诗》，痛加贬斥。曰：「却不必。大凡前人诗文，都有一用神以为秘诀。韩文公作诗，将前人一字不入胸中，以为吾于此时，有此时情景，于此人，有此人情事。肖者便新，不如此，纵工何益？《南山诗》所列，彼时所见，实有此许多情状，他乃一气吐出，谁禁得他？只是后人不必效此耳。」
柳子厚长律，无一不精，以「弱岁游玄圃」、「知命儒为贵」二篇为最。二篇又以「知命」篇为尤。「弱岁」篇，因刘梦得用五十韵，有欲索性将麻韵用尽之意，间或不能自然。「知命」篇，则直抒己意矣。柳诗工已到至处，微不及杜者，杜有古朴之气，直逼陈思耳。
韩诗意尽言止，直率不加雕饰。柳诗工致，虽说愁苦，亦觉冠裳佩玉。各有长处，不相下也。
宋人学问才情，有何不及唐人？只是诗不及耳。唐人亦是风气适然，成一种风调，大家传染，遂擅其长。宋诗不是别样不好，只是有些呆气。问：「唐人不呆，而宋人呆，毕竟有个缘故。」曰：「唐人善用虚，无板板说的。又宋人喜填故事，亦不好。」问：「唐人亦用故事。」曰：「唐人用故事，倒是直说，不如宋人掐出那事三两个字来用，教人费猜。三百篇何尝用故事？汉、魏间用事，都是将其事直叙出来。影射用事，古未曾有。」
欧诗学韩，而笔力不及，却于不及处，露出自己本色。如「斑斑林间鸠，重读《徂来集》」之类。但他自己极得意的「庐山高」，却不见得佳处安在。
邵康节诗，只好是劝世文，直头说尽，何不做一篇文字？三百篇中，如「维天之命，于穆不己。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这样大头脑，下面却淡淡说 「何以溢我？我其收之。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天生蒸民，有物有则」。这样大头脑，下却以「天监」在下转去了，浓浓淡淡，不尽其辞。《长发》之诗，说契，说相土，又说汤。数百年事，一两段驾过，方是诗体。
诗文全关气运，都是帝命。王荆公学问，何必下于柳子厚，而诗大不及。东坡学问，何必下于白乐天，而诗亦不及。
王荆公一生长处，在孝友清节，故其诗一说到骨肉节概处，尽有精采，至论事，便隔壁。可见此事是发乎性情的。
东坡诗殊少风韵音节，逐句俱填典故，亦不是古法。朱寿昌事，未经人歌咏，东坡所作，趣味极短，且末尾如何引温峤、颍封人诸事作结？殊为不类。若老杜为此，毕竟有许多缠绵笃厚之情。又作《周濂溪诗》，说：「造化乃其徒」，甚好。后忽云：「柳州柳，愚溪愚」，虽然以比地方因人而传，然拟人亦非其伦。
宋潜溪、方正学文字，如何比得东坡？东坡生动有仙气，峰峦波澜，尺幅涌现。其诗亦自成一家，但没有一二首人不能到之作。只是东坡诗，就引用许多，却不蜡蹋，黄山谷便蜡蹋可厌。
杜工部于君臣、兄弟、妻子、朋友都有诗，独无思亲诗，何也？韩文公亦尔。止《祭十二郎》文，有「少孤倚兄嫂」之说耳。朱子《上母寿诗》，述韦斋平生，无不详悉。韦斋学问人品，迥出人群，朱子作《行述》，止平平叙次。伊川为大中作文，亦无一语褒扬，曰：「先子之命云尔。」惟其如此，所以可信。东坡父子相命，直欲凌绝古今。至王荆公，则竟父子相圣矣，如何服人？
《性理》中，止采朱子诗之有「性理」字面者，其余好诗俱删去。岂知流连景物，止以一二语见性情，及寄托全在言外者，其诗更妙。如《芣莒》之篇，何尝有一字说到室家和平，化行俗美上？
宋景濂诗，比方正学好。
明诸家诗，俱不见佳。倒是王姚江有些才气，律诗有六七首，古诗亦有二三首，只是太直。唐人亦。有直处，却用淡淡写来。盖激昂慷慨，全要委曲徊翔出之，方有一幽光。如人说话，胸中有所感愤，倾泻直吐，听者便觉难耐。惟作平淡语，虽直直说过，倒令人思之觉得有味。
宋诗，单看亦各有好处，若选以配唐人，便不称。欧、王且然，无论其他。王阳明诗，某少时略皆成诵，今看来殊觉浅薄。他才高，信笔写来，便有唐人风调，但根柢气格不是。
鹿大常诗，选得百五十首，在明季，竟成一家。有真气，又一肚皮要立事功，励名节，笔写得出诗，亦看得多，知道各样变体。诗有用如此句法者，有用如彼句法者，章法体局亦然。孙高阳诗，便都是一样，不知变。魏孝子学漪《百韵诗》，便段段有变化。可见钱受之不知诗，选明诗，不登二公，止选高阳，未为允也。
王阮亭绝句，有似唐人的。至古诗，须有意思滚出来才好。陈泽州律诗，时有浚醨，如送某假归诗，有句云：「自怜名迹清流外，常恐交游泛爱中。」却是唐句。
学诗先将《十九首》之类，句句摹仿。先教像了，到后来自己做出，无一点不似古人，却又指不出是像那一首，便成。学诗当从韩、柳入，律诗亦惟二家得正派，工部太雄放。
作诗最忌先得句为韵，补缀成之。那两句何尝不好，但读到那里，便觉得气不贯，意不浃洽。先觅句者，必非大家，无论李、杜、韩、柳，郎钱、刘亦决不如此。
绝句不要使力，要淡远，意在言外。古诗却要有气力。
诗到形容情事难得逼肖处，只得造字。然须造得自然，令人不觉方妙。如生造便不好。
作持须要知道避字避句。人人皆如此用，我便当避；口头边字当避；此题用熟的故事当避。又人所作都现成，我须避到生新一路去；人都在那里雕刻，我须避到现成一路去。
诗即有作料，须有景物思路掩映而成。若全无意思，只将词藻铺排，最可厌。
律诗封句，自要工巧切合。杜工部《送舅诗》。「江上」对「渭阳」，「水鷁」对「林乌」；王荆公「女伤悲」对「季行役」，俱妙。又句法以两解为更入三昧。杜诗「丛菊两开」矣，而下「他日之泪」；「孤舟一系」矣，而动「故园之心」。丛菊两番，开出他日之泪；孤舟一只，系住故园之心。聊诗「壁空」矣，而 「残月曙」，「门掩」矣，而「候虫秋」。又「壁空」那「残月」之曙。「门掩」那「候虫」之秋。前人皆推为妙句。
有尤工部七言律不甚对偶，有搭配不来者。曰：「都搭配得来，久已坏了。律诗本是陋体，古人有嫌字眼太偶俪，太现成，未免俗气，多避之。」
唐人作诗，动呼人名，如「白也诗无敌」之类。今若作诗，亦呼其名，殊觉不必。诗之工拙不在此，犯大圣大贤讳，尤不可。孔孟之讳，何啻父母，如何直呼？甚且用以押韵！韩文公、王荆公皆不免犯此者。诗虽佳，亦不足录。此郎无忌惮之端。
作诗要好甚难。离却古人，创辟一蹊径，便不像样；一依古人，又如保栱然，漉了又漉，有何趣味？须是有性情，又有学问，在诗里边工夫又到。却不多做，触事乘兴方为之，断绝酬应之作，或者有些意思。
时文对偶，本是四六体，然必定字字工致，便华缛伤雅。诗亦如此。某捡旧作《武侯诗》，以「苦李」对「甘棠」，便不佳。似此小巧，或律诗中偶用耳。
高高士子为望亲庐求记，曰：「不如诗好。文便着实，说那人，便要描得那人像；说那事，便要描得那事出。至诗，说得离奇飘渺些都不妨。且诗又不消说尽，正是妙处。后来人正坐要铺张，反不好。」
每一真人出，便有一假者来磨难他。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可谓至当不易矣，偏有荀卿一辈人出来为祟，郎如李、杜持，当时便有无数蚍蜉之撼，到底敌不过韩文公、王荆公等之拥护，妣蜉多而势反寡。韩公等如熊罢然，势虽寡而力反过于众，以人心之公是归之也。
世有灵异之物，多遭劫，何况人。陈希夷谓种明逸曰：「名者美器，造物所忌。子名将成，必有鬼物败之。」上帝各样福泽都不吝，只惜名，虚名无益。想是清名直达帝廷，李太白所谓「安知天汉上，白日悬高名」，正此名也。（以上论诗。）
考订书学，是要紧事，须兼通篆籀，方能通楷书之不可通处。如「之」下着「心」谓之志，心之所之也；着「日」谓之时，日之所之也。今「志」上作「土」，「旹」上作「山」，于义何取？王荆公不讲求制字之根，而逐字为之臆解，费尽心力，徒增笑柄。
平声加猛厉则上，扯长些则去。入声甚短，入声惟闽中多得其正。北人气硬，平声多成上声。声音之差，不独口差，郎耳亦差。南陵人「知」读作「兹」，「兹」读作「知」，闽中教授至其地，教他读「知」，他听作「兹」，教他读「兹」，他听作「知」，愈辨愈不清。故知耳亦不同也。
杨友云：「天统声，地统音。声郎韵部东、冬、江、阳之等是也，音郎字母影、喻、晓、洽之等是也。声可通，音必不可通。杜、韩于此最严，唐人错者亦少。」曰：「一字有两声者，如『过』字、『治』字之类，此等至宋始分晰精密，唐人尚不分。杜诗『魑魅喜人过』，作平声解者，或谓魑魅寂寞久，亦喜人来过；或谓魑魅欲啖人，故喜人来过，攫而食之。理皆难通。盖言魑魅喜人有过失，与上句意方相应。古人四声借用者甚多，不足异也。」
《等韵》三十六母，现用止廿四字，《经世韵》又列为四十八行，某却分断得有些明白。《经世》盖就现用廿四字，细分出上平、下平，故四十八。四十八则有音无字者皆全矣。三十六者，去有音无字者十二，惟存上平、下平之有音有字者耳。三说皆是也。
国书「阿、厄、衣、乌、于」五字，妙得声韵之元，毫无勉强。小儿坠地，头一声便是阿，稍转方有厄音，再转方有衣音，又转方有乌音，至会说话方有于音。自喉而舌，而齿，而撮口，而出口，次第一些不差。五字反覆叠呼，便有四万声。《音学五书》所少者，此耳。将来把毛稚黄书及《度曲须知》，择其精要语，附刻于后，便成完书。至某所就国书推出者，则载于某所编《乐书》之后。毛稚黄及《度曲须知》，亦晓得支、微、齐、歌、麻、鱼、虞七部之字无头，它部之字皆有头。却不知七部乃声气之元，别字都是他生的，无有生他者。如「西邀乌」是「萧」字，「西」是字头，「邀」是字腹，「乌」是字尾。又「支」，乃「真」之头，「都」乃「东」之头，「于」乃「元」之头。韵部自当用此七部居前，以生各部。他知其无头，却不晓其所以无头之故，故仍旧以东为韵部之首，非也。歌、麻、支、微、齐、鱼、虞收本字之喉音，佳、灰收衣字，萧、肴、豪、尤收乌字，东、冬、江、阳、庚、青、蒸收鼻音，真、文、元、寒、删、先收舌抵锷，侵、覃、盐、咸收唇音。
儿音古所无。「望道而未之见」，「而」古注作「如」。「星陨如雨」，《传》曰：「与雨偕。」是以「如」为「而」。「而」字，古盖读「如」，似 「日」字平声。今山东、江、淮此音甚多，而闽、广则无矣。《洪武正韵》不收儿音。近猗氏卫先生，于每字母，皆增至六字，而以儿为舌音，非也。独以「影」宇为首，则精确不易。
「麻」字应为最初之声，诸声皆由此起。前人读麻为谟，洼为污，鸦为乌，入歌、鱼、虞韵，非也。国书先「阿」字，得元声矣。
宁人谓：「《易》韵亦错，惟《诗》不错。」但如「兴」字，以「鴥彼飞隼」一章论之，是在蒸韵。至「言念君子，载寝载兴」，及「矢于牧野，维予侯兴」，又与「音」字、「心」字为韵。宁人无以解之，乃曰：「『兴』字，古两用。」又安知《易》韵之不叶者之非两用耶？昌黎云：「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其见卓矣。三百篇不独各体俱备，即用韵变化，法亦俱全。如「彼谮人者，谁适与谋」；「取彼谮人，投卑豺虎」。是以「者」与「虎」叶，而以中句作过文。《离骚》中亦有用此法处。毛大可只见「维予侯兴」等一二处，便以为古皆通用，尽破从来之藩篱。杨升庵韵尤舛。其实镇部止应分为六，昌黎便如此用。国书十二乌珠，本之蒙古韵。蒙古韵，昔人已知其好，《性理》中现载有，惜不见元人韵书语可证也。十二乌珠内，三部是闽、广音，半用半不用，又三部系满洲音，汉人不用，其余六部，正与所分同。以此见昌黎不谬也。又韵部率以「东」字为首，而国书独首歌、麻；等韵率以「见」字为首，而国书独首「影」，皆超出千古。盖「歌」字从丹田起，「影」字从喉起故也。
宋人用韵多错，朱子虽古诗，亦不出本韵，却无破绽。今用韵，且当以杜、韩为宗。杜是老规矩，韩却变而不失其正。杜但通用支、微、齐、佳，不敢通用鱼、虞、萧、肴、豪、尤，其实支、微之于齐、佳，与鱼、虞之于萧、肴、豪、尤，一也。
如今用韵，且复唐人之旧，渐次复到古韵，方是。《广韵》分部，二冬下有三锺，但二者律诗通用，今遂并锺于冬矣，其实尚有宜斟酌者。如庚部下，有耕、有清，庚部字宜皆入阳，看「康」字从「庚」字头可见，耕部宜存本部，清部宜入青。尤部下，有侯、有幽，尤部字宜入支，「尤」古读「仪」。侯部宜入鱼、虞，「侯」古读「乎」。惟幽部宜存本部。
韵学不讲，宁人独出究心，直还三代。支不应与鱼、虞通，自汉已误，《参同契》便是如此。魏氏乃上虞人，故亦就浙音用之。某选诗，本欲选他此首，因韵错恐误人，遂置之。其诗则屈、宋之亚也。前人于唇喉齿舌，或不差，而字之偏旁多不讲，至宁人却讲偏旁，故独有着落。杜、韩用韵皆精当，惟入声不能如宁人。宁人讲入声，直千古未有。
猗氏卫先生论韵，与宁人同，言侵、覃、盐、咸，是真、文、元、寒、删、先闭口，不应东、冬等部无闭口，故于每韵后作圈，以为有音无字，皆存其位。其实侵、覃、盐、咸四部，何尝无别部闭口在内，如侵虽是真、文之闭，亦是庚、青、蒸之闭口，若此之类不须补。
潘次耕若肯将其师所着《音学五书》，撮总纂订令精当，岂不大快！他却自出意见，欲驾亭林之上，倒美出破绽来。他将自己土音影响意揣，便欲武断从来相传之绪言，岂可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