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才而露，只是浅，深则不露。
做事切须谨慎仔细，最不可怠忽疏略，先儒谓前辈做事多周详，后辈做事多阔略。余觉有阔略之失，宜瑾之。
做官者，虽愚夫愚妇，皆当敬以临之，不可忽也。
大事，小事，皆平平处之，便不至于骇人视听。
处事最当熟思缓处，熟思则得其情，缓处则得其当。
天下之事，缓则得，忙则失。先贤谓天下甚事不因忙后错了，此言当熟思。
一字不可轻与人，一言不可轻许人，一笑不可轻假人。
伊尹曰“接下思恭，岂惟人君当然哉？”有官君子，于临众处事之际，所当及其恭敬，而不可有一毫傲忽之心。不惟临众处事为然，退食宴息之时，亦当致其严肃，而不可有倾刻亵慢之态。临政持己，内外于一恭敬，则动静无违，人欲消而天理明。世有卖法以求贿者，此诚何以哉？夫法所以治奸顽也，奸顽有犯，执法以治之。则良善获伸矣。若纳贿而纵释奸顽，则良善之冤抑，何自而伸哉？使良善之冤抑不伸，是不惟不能治奸顽，而又所以长奸顽也。居高位，载显名，秉三尺者，忍为此乎？
治狱有四要：公、慈、明、刚。公则不偏。慈则不刻，明则能照，刚则能断。
圣人取人极宽。如仲叔、圉祝、鮀王、孙贾，皆未必贤，以其才可用，犹皆取之。后之君子好议论者，于人小过，必辩论不置，而遗其大者，视圣人包含之气象远矣。
张南轩“无所为而为之”之言，其义甚大。盖无所谓而为之者皆天理，有所为而为之者皆人欲。如日月间大事小事，只道我合当如此作，作了心下平平如无事一般，便是无所为而为；若有一毫求知求利之意，虽作得十分中理，十分事业，总是人欲之私，与圣人之心，绝不相似。
常人见贵人则加敬，见敌己者则敬稍衰。于下人则慢之而己。圣人于上下人己之间，皆一诚敬之心。
疾恶之心，固不可无，然当宽心缓思，可去与否，审度时宜而处之，斯无悔，切不可闻恶遽怒，先自棼挠，纵使即能去恶，己亦病矣，况伤于急暴，而有过中失宜之弊乎！
君子以庄敬自持，则小人自不能近。
观圣人之去小人，皆从容自在若无事者，所谓可恕，在彼，已何与焉者也。容有与人计较长短意思，即是渣滓消融未尽。
不观诸阴阳乎，其化皆以渐而不骤，之处事如是。则鲜失矣。余直不妄笞一人，前时妄笞人，或终日不乐，或连日不乐。
左右之言，不可轻信，必审其实。
为政，通下情为急。
为吏，不可一事苟且，如文移之类，皆当明白。
便辟侧媚小童，最能顺人志意，使人不觉倾向。几至心不能自持，非明理刚特有守之君子，鲜不为所移者，以是知古比顽童之训，其虑深矣。
接物宜含宏，如行旷野而有展步之地。不然，太狭而无以自容矣。
遇横逆之来，当思古人所处有甚于此者。
圣人言人之过，皆优柔不迫，含蓄不露，此可以观圣人之气象。
勿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非特兵法为然，盖可以为防小人之法。
正以立心，廉以律己，忠以侍君，恭以侍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居官之七要也。不欺君，不卖法，不害民，此做官之三要也。
作事快心，必慎其悔，盖消息循环，自然之理，持之有道，则虽亢而非满矣。
士之气节，全在上之人奖激。奖激则气节盛，苟乐软熟之士，而恶刚正之人，则人务容身，而气节消矣。
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则勉强而然，斯又其次也。
为政当有张驰，张而不驰，则过于严；驰而不张，则流于废，一张一弛，为政之中道也。固不可假公法以报私仇，亦不可假公法以报私德。为官者切不可厌烦恶事，苟视民之冤抑，一切不理，曰我务省事，则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
一命之士，苟存心于爱物，必有所济，盖天下事，莫非分所当为，凡事苟可用力者，无不尽心其间，则民之受惠者多矣。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触忤，斯能为人不能为之事功。
为政须通经有学术者。不学无术，虽有小能，不达大体。
唐郭子仪皆忠诚以事君，故君心无所疑，以厚德不露圭角处小人，故谗邪莫能害。
圣人最重民力，观《春秋》所书可见。
清心省事，为官切要，且有无限之乐。
圣人凡事皆谨于微，“姤初六，坤，初六”之类可见。
切不可听人之言而随和之。
常人才有触，即有不平意，只是量小。
谨言最是难事，只与人相接，轻发一言，而人不从，便是失言，不可不谨。
程明道不用文字，盖诚意既不能动人，文字何补！
众阴方长之时，未易胜也。深于《易》者知之。
处乡，人智当敬而爱之，虽三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