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正义第四论卦辞爻辞谁作曰，其周易系辞风有二说，一说所以卦辞爻辞并是文王所作知者，案系辞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又乾凿度云，垂皇策者牺，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验又云，苍牙通灵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经，准此诸文，伏羲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十翼，易历三圣，只谓此也，故史迁云，文王囚而演易，即是作易者其有忧患乎，郑学之徒并依此说也，二以为验爻辞多是文王后事，案升卦六四，王用亭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后，始追号文王为王，若爻辞是文王所制，不应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观兵之后，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预言箕子明夷，又既济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礻龠祭，说者皆云，西邻谓文王，东邻谓纣，文王之时，纣尚南面，岂容自言己德，受福胜殷，又欲抗君之国，遂言东西相邻而已，又左传韩宣子鲁见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谤，亦得为忧患也，验此诸说，以为卦辞文王，爻辞周公，马融陆绩等并同此说，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圣，不数周公者，以统子业帮故也，左传正义曰，易系辞云，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郑玄云，据此言以易是文王所作，断可知矣，且使传谶纬，皆言文王演易，演谓为其辞以演说之，易经必是文王作也，但易之爻辞有箕子之明夷利贞，又云，王用亨于岐山，又云，东邻杀牛不知西邻之礻龠祭，文王所作，爻下之意皆斥文王，若是文王作经，无容自伐其德，故先代大儒郑众贾逵或以为卦下之彖辞，文王所作，爻下之象辞，周公所作，虽复纷兑大久，无能决当是非，锡瑞案据孔疏之说，文王作卦爻辞，及文王作卦辞，周公爻辞，皆无明文可据，是非亦莫能决，今据西汉古义以断，则二说皆非是，以卦辞为文王作者，但据系辞传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下有是故履德之基也云云当文王与纣之事耶，是故其辞危云云，遂以为文王作卦辞，实则履德之其也云云，共引九卦，正是文王重卦之证，则其辞云云，当即六十四卦，非必别有卦辞，伏羲在未制文字之先，八卦止有点画，文王在制文字之后，六十四卦必有文字，有文字即是辞，不必作卦辞而后为辞也，孔疏云，史传谶纬皆言文王演易，今考之史传，史记，但云文演三百八十四爻，不云作卦爻辞，谶纬云，卦道演德者文，则演易即演三百八十四爻之谓，不必为辞演说乃为演也，其云周公作爻辞者，但以箕子岐山东邻等文，不当属文王说，惠栋周易述，用赵宝说而小变之，以箕子为其子，又据禹贡冀州治梁及岐，尔雅梁山晋望也，因谓岐山亦冀州之望，夏都冀州，王用亨于岐山者为夏王，惠氏疏通爻辞，可以解郑贾诸人之疑矣，然以爻辞为文王作，止是郑学之义，以爻辞为周公作，亦始于郑众贾逵马融诸人，乃东汉古文家异说，若西汉今文家说，皆不如是，史迁扬雄班固王充但云文王重卦，卦未尝云作卦辞爻辞，当以卦爻之辞并属孔子所作，盖卦爻分画于羲文，而卦爻之辞，皆出于孔子，如此则与易历三圣之文不背，箕子岐山东邻西邻之类，自孔子言之，亦无妨，若以为文王作爻辞，既疑不应豫言，以为周公作爻辞，又与易历三圣不合孔疏以为父统子业，殊属强辞，韩宣鲁，单文孤证未可依据，韩宣亦未明说周公作爻辞也，或疑左氏传引筮辞，多在孔子之前，不得以卦辞爻辞为始于孔子，案占书传会，前已言之，困学纪闻曰，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其田氏篡齐之后之言乎，公侯子孙，必复其始，其三卿分晋之后之言乎，皆非左氏之旧也，姚鼐以为毕万筮仕晋一条，吴起增窜以媚魏者，然则懿氏卜妻敬仲云，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亦陈氏得政之后，人所增窜，若是当时实事，未必齐人不忌敬仲，而更任用之，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有为嬴败姬，侄其从姑，死于高梁之占，叔孙穆子之生，有以谗入人，其名曰牛，卒以馁死之占，应验如神，疑皆传会，若是当时实事，献公未必嫁女于秦，穆子末必用坚牛为政，左氏传此等处皆不可据，说苑泄冶引易曰，君子居其室至可不慎乎，泄冶在孔子前，不应引系辞，此等明是后人搀入，左氏引易亦犹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