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书经 论伏生传经二十九篇非二十八篇当分顾命康王之诰为二不当数书与大誓

    孔子弟子漆雕开传尚，其后授受源流，皆不可考，汉初传尚书者，始自伏生，伏生传经二十九篇，见史记儒林传汉书文志，儒林传亦云，伏生求得二十九篇，无所谓二十八篇者，乃孔颖达正义云，尚书遭秦而亡，汉初不知篇数，武帝时有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国之从兄也，与安国书云，时人惟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谓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锡瑞案，此引论衡法四七宿之说，而遗其一曰斗之文，段玉裁谓孔臧书不可信，王引之谓二十八篇之说，见于伪孔丛子，及汉书刘歆传臣瓒注，盖晋人始有此说，据段王说，则今文二十八篇之说非是，孔臧书即伪孔丛子所载也，惟王充论衡正说篇云，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如其说则益一篇乃有二十九，伏生所传者，止二十八矣，所益一篇是大誓，尚书正义引二十九篇始定，如其说则益一篇乃有二十九，伏生所传者，止二十八矣，所益一篇是大誓，尚书正义引刘向别录曰，武帝末，民有得大誓书于壁内者献之，与博士使读，说之数月，皆起传以教人，文选注引七略同，且曰，今太誓篇是也，论衡言宣帝时，与别录七略言武帝末不合，王引之陈寿祺皆以论衡为传闻之误，则其言尚书篇数，亦不可信，而即论衡之说考之，亦自有不误者，正说篇云，传者或知尚书为秦所燔，而谓二十九篇，其遗脱不烧者也，审若此言，尚书二十九篇，火之余也，七十一篇为炭灰，二十九篇独遗耶，夫伏生年老，晁错从之学时，得二十余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独见，七十一篇遗脱，据此则王仲任亦以为伏生传晁错，已有二十九篇，与马班说不异，其以为益一篇而二十九篇始定，盖当时传闻之辞，仲任非必坚持其说，而其说亦有所自来，伏生所传二十九篇，尧典一，皋陶谟二，禹贡三，甘誓四，汤誓五，般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耆八，微子九，牧誓十，鸿范十一，大诰十二。叶梦得云，伏生以大诰列金滕前。金十三，康诰十四，酒诰十五，梓材十六，召诰十七，洛诰十八，多士十九，毋佚二十，君二十一，多方二十二，立政二十三，顾命二十四，康王之诰二十五，鲜誓二十六，甫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释文，王若曰，庶邦侯甸男卫，马本从此以下为康王之诰，欧阳大小夏侯同为顾命，故或谓今文二十九篇，当合顾命康王之诰为一，而以大誓当一篇者，王引之经义述闻是也，或以书序当一篇者，陈寿祺左海经辨是也，案以书序当一篇，经义述闻已辨之矣，以大誓当一篇，大誓答问已辨之矣，当从大誓答问，分顾命康王之诰为二，不数大誓书序为是，惟龚氏论夏侯欧阳无增篇，无解于释文，所云欧阳夏侯既无增篇，又并二篇为一，则仍止二十八，而无二十九矣，史记周本纪云，作顾命作康诰。康诰即康王之诰。则史公所传伏生之书，明分二篇，其后欧阳夏侯乃合为一，疑因后得大誓，下示博士，使读说以教人，博士乃以顾命康王之诰合为一篇，而搀入大誓，此夏侯篇数所以仍二十九，欧阳又分大誓为三，所以篇数增至三十一也，论衡所云，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乃据其后言之，云伏生传晁错，得二十九篇，乃据其先言之，如此解则二说皆可爱，而伏生所传篇数，与博士所传篇数，名同而实不同之故，亦可考而知矣，若书正义谓司马迁在武帝之世，见太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传内，故为史总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复曲别分析，云民间所得也，史公不应谬误至此，其说非是，汉所得大誓今残缺，考其文体，与二十九篇不类，白鱼赤鸟之瑞，颇近纬书，伏生大传虽载之，似亦说经之文，而非引经之义，故董子但称为书传，马融疑之是也，唐人信伪孔古文以此大誓为伪，遂致亡佚，近人以为不伪，复掇拾丛残而补之，似亦可以不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