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传立学，行数百年，至宋而渐见疑，蔡传立学，行数百年，至今又渐见废，陈澧曰，近儒说尚书，考索古籍，罕有道及蔡仲默集传者矣，然伪孔传不通处，蔡传易之，甚有精当者，江艮庭集注多与之同，大诰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养其劝弗救，伪孔传云，以子恶故，孔疏云，民皆养其劝伐之心不救之，此甚不通，蔡传云，苏氏曰，养，厮养也，谓人之臣仆，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为之臣仆者，其可劝其攻伐而不救乎，江氏注云，长民者其相劝止不救乎，召诰王敬德，伪孔云，敬为所不可不敬之德，蔡云，所，处所也，犹所其无逸之所，王能以敬为所，则无往而不居敬矣，江云，王其敬为之所哉，而处置之得所也，召诰我不敢知曰，伪孔云，我不敢独知，亦王所知，蔡云，夏商历年长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即坠其命也，江云，夏殷历年长短，我皆不敢知，惟如其皆以不敬德，故早坠其命，君襄我二人，伪孔云，当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蔡云，王业之成，在我与汝而已，江云，二人，与召公也，多方，我惟时其战要囚之，伪孔云，谓讨其倡乱，执其朋党，蔡云，我惟是戒惧而要囚之，江云，战，惧也，康王之诰，惟新陡王，伪孔云，惟周家新升王位，蔡云，陡，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谥，故曰新陡王，江云，登假也，谓崩也，成王初崩未有谥，故称新陡王，秦誓昧昧我思之，伪孔云，惟察察便巧善为辨佞之言，使君子回心易辞，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蔡云，昧昧而思者，深潜而静思也，以昧昧我思之属下文，江云，昧昧我思者，是穆公自道，思此一介臣，非谓前日之昧昧于思也，此文当为下文缘起，此皆蔡传精当，而江氏与之同者，如为暗合，则于蔡传竟不寓目，轻蔑太甚矣，如览其书，取其说而没其名，则尤不可也，锡瑞案陈氏取蔡传，与焦氏取孔传，同一特见，宋儒解经，善于体会语气，有胜于前人处，而其失在变易事实以就其说，尚书载唐虞三代之事，汉初诸儒，去古未远，其说必有所受，宋儒乃以一己所见之义理，悬断千载以前之故事，甚至凭特臆见，将古事做过一番，虽其意在维持名教，未为不善，然维持名教亦只可借古事发论，不得翻前人之成案，孔传谓周公不称王，伊尹将告归，已与古说不符，而蔡传引宋人之说又加甚焉，西伯戡黎，伏传史记皆云文王代耆，黎即耆，西伯即文王，蔡传独为文王回护，以西伯为武王，其失一也，大诰王若曰，郑注王谓摄也，周公居摄命大事，则权代王也，伏传史记皆云周公居位践阼，则郑说有据，蔡传从孔传，以为周公称成王以诰，其失二也，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汉书王莽传引书解之曰，此周公居摄称王之文也，蔡传不信周公称王之事，从苏氏说，移篇首四十八字于洛诰上，又无以解朕其弟之语，遂以为武王封康叔，不知史记明言康叔封冉季载皆少，未得封，是武王无封康叔事，左氏传视它言，周公尹天下封康叔，它以卫人言事，岂犹有误，而横造事实，擅移经文，其失三也，洛诰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言周公七年致政，当归国，成王留公，命伯禽就国为公后，蔡传乃以为王命周公留后治洛，不知唐置节度使乃有留后，周无此官，周公老于丰，薨于于丰，并无治洛之事，其失四也，宋儒习见莽操，妄古人，故极力回护，欲使后世不得藉口，不知古人行事，光明磊落，何待后儒回护，王莽周公，无伤于周公，曹操文王，无伤于文王，天位无常，惟有德者居之，圣人无ウ干非分之心，而天与人归，则亦不得不受禅让，易而传子，又复易为征诛，事虽不同，其义则一，稷契同受封于舜禹，周之先本非商之臣，不失官，公刘太王迁豳岐，商王未尝过问，文王始率诸侯事纣，后入朝而被囚，释归而诸侯皆从之，受命称王，何损至德，诗书皆言文王受命，伏传言受命六年称王，史记言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此汉初古说可信者，必以文王称王为非，则汤之伐桀亦非，舜禹之受禅亦非，必若巢许而后可也，至周公居摄，尤是常是，古有摄主，见礼记问君薨而世子未生，则有上卿摄国事，称摄主，此上卿盖同姓子弟，世子生则避位，或生非世子，则摄主即真，观左氏传季孙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则以告而立之，女也则肥也可，贾谊上疏有植遗腹朝委裘之文，是其明证，或世子生而幼，国有大事，亦必有人摄行，郑注命大事权代王，并无语弊，武王薨而东诸侯皆叛，周之势且岌岌，成王幼，不能亲出，公不权代王以镇服天下，大局将不可问，事定而稽首归政，可告无罪于天下万世矣，后世古义不明，即有亲贤处周公之位者，亦多畏首畏尾，如萧齐竟陵王子良，以此自误，并以误国，盖自马郑训我之弗辟为避位，已非古义，宋儒以力辨公不称王之故，臆撰武王封康叔，周朝设留后之事，以为左证，使后世亲贤当国者误信其说，避嫌而不肯犯难，必误国事，是尤不可不辨，古人事实不可改易，如编小说演杂剧者，借引古事做过一番以就其说，此在弹词演剧可不拘耳，若以此解经，则断乎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