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诗古微四始义例篇曰，二南及小雅，皆当殷之未季，文王与纣之时，谓谊兼讽刺则可，谓刺康王则不可，并诬三家以正风雅为康王时诗，尤大不可，盖吟咏性情以讽其上者，诗人之本谊也，以文王时讽论王室之诗，施之后王者，国史之旁谊，非诗人之本谊也，考关雎之为刺诗，鲁诗则见于史记汉书刘向扬雄张超之著述，韩诗则见于后汉书明帝之诏，杨赐之传，冯衍之赋，鹿鸣之为刺诗，则亦见于史记王符潜夫论蔡邕琴操之称引，其间有本义，有旁义，在善学者分别观之，三家既以关雎鹿鸣，与文王清庙同为正始，必非衰周之诗，韩序云，关雎刺时也，未尝言刺康王，则是思贤妃以佐君子，即为讽时之谊，但在文王国中为正风正雅者，在商纣国中视之，则为变风变雅，此关雎鹿鸣刺时之本谊也，在盛世歌之，为正风正雅者，在衰世歌之，即为变风变雅，此毕公刺康王之旁谊也，又曰，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废书而欢曰，师挚见之矣，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自注周当为商，蒙上文师挚纣箕子而言之。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四汉今古文说，皆谓师挚以商纣乐官而归周，韩诗外传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言殷纣之余民也，故师挚作乐之始，甫闻关雎之乱，盖以关雎乐章，作于师挚洋洋盈耳之日，正靡靡溺音之时，大雅首文王，而往复于殷命之靡常，周颂首清庙，而肇于多士之骏奔，四始皆致意于殷周之际，岂独关雎鹿鸣而已乎，故曰，诗三百篇，皆仁圣贤人发愤之所为作也，挚而有别，即乐而不淫，寤寐反侧，即哀而不伤，锡瑞案以挚而有别为乐而不淫，寤寐反侧为哀而不伤，前人解关雎诗，皆如此说，而乐与哀属何人说，则无以质言之，三家诗并无以关雎属文王太姒之明文，焦氏易林云，关雎淑女，贤圣配偶，未尝云是文王太姒，即毛诗亦止云后妃之德也，未尝言后妃为何人，则以属文王太姒者，自是推论之辞，若质言之，动多窒碍，范处义云，作于文王之扣，追咏文王之事，斯为得之，魏源作诗古微，意在发明三家，而不知四始定自孔子，非自周公，关雎虽属刺诗，孔子不妨以为正风，取冠篇首，六经皆孔子手定，并非依傍前人，魏氏惟不知此义，故虽明引三家之说，而与三家相反对，三家明云周衰时作，魏云必非衰周之诗，三家明云是刺康王，魏云未尝言刺康王，且改其说，以为是刺纣王而美文王，试问魏所引鲁韩诗，有言及纣王一字者乎，魏谓前人诬三家以正风雅为康王诗，前人实未尝诬，而魏臆造三家以关雎为刺纣王之说，则诬甚矣，太史公明言周道缺，魏臆改周为商，牵引师挚纣箕子而并言之，案三家皆以关雎为识向为豫见，康王晏起，大臣见几，正与师挚审音箕子欢象箸相似，非以三事并合为一，至孔子云师挚之始，此师挚又非纣时之师挚，必是孔子同时之人，故闻其歌关雎而有洋洋盈耳之欢，若是商周时人，孔子安得闻之而欢之乎，必不可并合为一也，史记儒林传序周室衰而关雎作，正与周道缺关雎作一辙，如魏氏说，将并改周室之周字为商以就其说乎，刘向扬雄王充杨赐应劭张超，皆明云刺康王，如魏氏说亦将一概抹扌杀之乎，魏以毕公为赋诗非作诗，即宋薛士龙吕元钧之意，又强牵合师挚兴纣，造为刺纣美文之说，则又宋儒之所未言，不知解经是朴学，不得用巧思，解经须确凭，不得任臆说，魏诬三家而创新解，解关雎一诗即大误，恐其惑世，不得不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