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宋世家曰，宋襄公之时，修仁行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史公用鲁诗说，裴る集解曰，韩诗商颂亦美襄公，盖三家说同，后人不信三家，以考父颂殷为误，谓考父与宋襄年代远不相及，锡瑞案史公去古未远，从孔安国问故，何至于孔子先世之事，懵然不知，孔子世家既载孟子言，正考父佐戴武宣矣，十二诸侯年表，戴襄相距百有一十六年，则史公非不知考父之年必百三四十岁，而后能相及也，百龄以上之寿，古多有之，窦公张苍即其明证，或又疑其子见杀，其父不应尚存，则春秋时明有其人，亦即宋国之人，左氏文十六年传曰，初公子荡卒，公孙寿辞司城，请使意诸为之，意诸死昭公之难，历文十七十八两年，宣十八年，成八年，凡二十八年，宋公使公孙寿来纳敝币，明见于经，荡意诸见杀，其父公孙寿可来纳币，何独孔父见杀，其父正考父不可作颂乎，今古文多异，异义以齐鲁韩诗公羊春秋为一说，毛诗左氏为一说，公羊称宋襄为文王不过此，故三家以商颂为美宋襄，左氏于宋襄多贬辞，河间博士治毛诗者，以为宋襄无足颂美，故别创一说，此其踪迹之可寻者，后人乃据左氏殇公即位，君子引商颂，以三家，无论古文说不足难今文，即如左氏之言，左氏作传，在春秋末，距春秋初二百余年，所引君子曰，或事后追论，岂必殇公同时之人哉，宋襄与鲁喜同时，故商颂与鲁颂文体相似，若是商时人作，商质而周文，不应周颂简，商颂反繁，且铺张有太过之处，王夫之尝摘昆吾夏桀为失辞矣，魏源诗古微列十三证，证商颂为宋诗，可谓深切著明，考诗序疏引郑君六艺论曰，文王创基，至于鲁喜，则商颂不在数矣，罗泌路史后纪注曰，商颂宋颂也，宋襄公之诗耳，叙诗者，以为正考父所得商诗，中言汤孙，而毛郑遂以为太甲中宗之时，妄也，夫言奋伐荆楚，襄公事也，万舞有奕，非商乐也，盖宋有商王之庙，而诗为宋礼之诗，此常理尔，故韩婴马迁亦以为美襄公，然迁以为考父作，则缪矣，考父佐戴武宣，非襄公时，盖因而误之，此宋也而谓之商，不忘本也，引六艺论云，文王创基，至鲁喜间，商颂不在数矣，孔子删诗时，录此五章，岂无意哉，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我有嘉客，亦不夷怿，岂能忘哉，景山商坟墓之所在也，商邑之大，岂无贤才哉，松柏丸丸，在于斫而迁之，方斫而敬承之，以用之尔，松柏小材，有挻而整布，众楹大材，有闲而静别，既各得施，则寝成而也安矣，拱成群材，而任以成国，则人君高拱仰成矣，是绸缪牖户之义也，案罗氏以商颂为宋颂是也，引六艺论甚详，可以推见郑君之意，子曰，诗三百自周南至鲁颂，得三百之数，郑君以为商颂不在数，孔子删诗，录此五篇，以寓怀旧之感，其说必有所受，以景山为商之坟墓，松柏喻商之贤材，且以松柏喻小材，众楹喻大材，寝成孔安，喻任群材成国，皆为喻言，不为实事，与笺诗以陟景山抡材木为实事不同，是郑君作论时从三家之明证，郑笺殷武诗云，时楚僭号王痊，亦兼用三家义，以为宋诗，若商世不闻楚有僭王之事，孔疏马昭曰，名曰商颂，是商世之颂，非宋人之诗，安得曰宋郊配契也，马昭虽山郑门，其言非郑意也，孔颖达但知郑笺从毛，不知兼采三家，马昭既出郑门，其言当得郑意，罗氏荆楚万舞二证，足明三家之义，而以考父非襄公时为疑，则犹未知其年代可以相及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