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异义曰，周礼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后，大贤所记先王之事，是郑君虽不以王制为汉博士作，而礼周礼则显分轩轾，故或据周官以疑王制，未尝引王制以周官，所云先王之事，即指夏殷之礼，而于朝聘直以为晋文霸制，并不以为夏殷之礼矣，郑志赵商问膳夫云，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有三牲备，商案玉藻，天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太牢，礼教不同，请问其说，答云，礼记后人所集，据时而言，或诸侯同天子，或天子与诸侯等，所施不同，故难据，王制之法，与周异者多，当以经为正，又曰，尔雅之文杂非一家之注，不可尽据以难周礼，又赵商问周朝而遂葬，则是殡于宫，葬乃朝庙，按春秋晋文公卒，殡于曲沃，是为去绛就祖殡，与礼记义异，未通其说，答曰，葬乃朝庙，当周之正礼也，其末世诸侯国，何能同也，传合不合当解传耳，不得难经，又赵商问祭法云，大夫立三庙，曰考庙，曰皇考庙，注非别子，故知祖考无庙，商按王制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在，注云，大祖别子始爵者，虽非别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答云祭法周礼王制之云，或以夏殷杂，不合周制，锡瑞案郑君答问，可以见其进退诸经之大旨，折衷三礼之苦心，郑以周礼封礼记言之，则周礼为经，礼记为记，以礼记对左传言，则礼记为经，左传为传，经可以正传记，传记不得难经，而以礼记祭法对王制言之，则祭法为周礼，王制为夏殷礼，礼家之纠纷难明者，据郑所分析，已略有明据矣，惟郑以周礼是周公之制，似未必然，周官一书，亦自有矛盾之处，郑君虽极力弥缝之，学者不能无疑，赵商问巾车职曰，建大麾以田，注云，田，四时田猎，商按大司马职曰，四时皆建大常，今又云建大麾以田何，答曰，麾夏之正色，虽习战，春夏尚生，其时宜入兵，夏本不以兵得天下，故建其正色，以春夏田至秋冬出兵之时乃建大常，案巾车建大麾，大司马建大常，两处之文矛盾，万无可通之理，郑既以周官为周公所作，不能加以难，故不得不为之弥缝，其答赵商，皆强词也，秋冬田建大常，明与巾车注四时田不合，以麾为夏之正色，建之以春夏田，亦未有据，王制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注云，绥当为纟委，纟委，有虞氏之旌旗也，明堂位有虞氏之，夏后氏之绥，注云，有虞氏当言纟委，纟委谓注旄牛尾于杠首，所谓大麾，周礼建大麾以田也，郑于此数处之文，互相证明，自圆其说，以礼记之绥，即周官之麾，郑云王制多杂夏殷，故于解周官亦谓大麾是用夏制，如此则周官王制古今文两不相背，而周官两处之矛盾，仍未能泯其迹也，惠士奇金榜又不从郑，而各别为说，尤傅会不可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