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义，在讨乱贼，则春秋必褒忠义，经曰，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宋万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三大夫皆书及，褒其皆殉君难，公羊传曰，何贤乎孔父，孔父可谓义形于色矣，何贤乎仇牧，仇牧可谓不畏强御矣，何贤乎荀息，荀息可谓不食其言矣，春秋同一书法，公羊同一褒辞，足以发明大义，左氏序事之书，本不传义，故不加褒，亦不加贬，惟荀息引君子曰，斯言之玷，语今讥刺，此林黄中所以谓左传君子曰，是刘歆增入也，杜预乃有书名罪之之例，释例曰，孔父为国政，则取怨于民，治其家，则无闺闱之教，身先见杀，祸遂及君，既无所善，仇牧不警而遇贼，又死无忠事，晋之荀息期欲复言，本无大节，先儒皆随加善例，又为不安，孔疏曰，公羊梁及先儒，皆以善孔父而书字，知不然者，案宋人杀其大夫司马，传称握节以死，故书其官，又宋人杀其大夫，传以为无罪不书名，今孔父之死，传无善事，故杜氏之意，以父为名，言若齐侯禄父宋公兹父之等，锡瑞案大夫书名罪之之例，本不可信，且左氏明云孔父嘉为司马，是其名嘉甚明，古人名嘉字孔，郑公子嘉字子孔可证，父通甫，汉碑称孔甫宋甫可证，甫者，男子之美称，岂有以父与甫为名者乎，禄父兹父，非单名父，不称齐侯父宋公父也，颖达曲徇杜预，而毒詈其远祖，岂自忘其为孔氏子孙乎，杜孔之解春秋，如此等处，不谓之邪说不可也，陈澧谓孔疏缕数百言，尤所谓锻炼深文，不知孔颖达何以恶其先世孔父，至于如此，锡瑞案圣人之作春秋，其善善也长，其恶恶也短，有一定之褒贬，三大夫之书及，所谓一字之褒，弑君之臣，一概书弑，所谓一字之贬，圣人以为其人甘于殉君，即是大忠，虽有小过，如左氏所书孔父荀息之事，可不必究，其人忍于弑君，即是大恶，虽有小功，如左氏所书赵盾之事，亦不足道，盖宅心甚恕，而立法甚严也，春秋之法，弑君者于经不复见，以为其人本应伏诛，虽未伏诛，而削其名不再见经，即与已伏诛等，赵盾弑君所以复见者，以其罪在不讨贼，与亲弑者稍有分别，春秋之法，弑君贼不讨不书葬，以为君父之仇未报，不瞑目于地下，虽葬与不葬等，许止弑君未讨而君书葬，以其罪在误用药，与亲弑者稍有分别，是亦立法严而宅心恕也，欧阳修谓赵盾弑君，必不止不讨贼，许止弑君，必不止不尝药，以三传为皆不足信，不知如三传之说，于赵盾见忠臣之至，于许止见孝子之至，未尝不情真罪当，臣弑君，凡在官者杀无赦，子弑父，凡在宫者杀无赦，未尝不词严义正，而欧阳修等必不信传，孙复曰，称国以弑者，国之人皆不赦也，然则有王者作，将比一国之人而诛之乎，虽欲严春秋诛乱贼之防，而未免过当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