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之名，无虑数十百种，而究其实，不过经与史二者而已。经所以载道，史所以纪事者也。六经开其源，后人踵增焉。训戒论议考辨之属，皆经之属也；鉴记纪传叙志之属，皆史之属也。顾六经者，圣人之书也。言体必有用，言用必有体。《易》与《礼》、《乐》，经中之经也，而事亦显焉。《诗》、《书》、《春秋》，经中之史也，而道亦彰焉。后人才识浅短，遂不得不歧而贰之，斯不能不有所戾。故高谭名理者，常绌于博识之士，而自矜该洽者，其是非或谬于圣人。顾理无二致，故言道之书，虽世不乏著，究其精者，亦不过恢张余蕴，仅可作佐翼注疏；其卑者，糟粕唾余而已。若稍肆焉，则穿凿傅会，破碎支离之弊出矣。至于事，则不然，日异月新，千态万状，非圣人已然之书所能尽也。故经不能以有所益，而史则日以多。夫史固盛衰成败、废兴存亡之迹也。已然者事，而所以然者理也。理不可见，依事而彰，而事莫备于史。天道之感召，人事之报施，智愚忠佞贤奸之辨，皆于是乎取之，则史者可以翊经以为用，亦可谓兼经以立体者也。
自制举艺出，而经学遂湮，然帖括家以场屋功令故，犹知诵其章句。至于史学，其书既浩瀚，文复简奥，又无与于进取之途，故专门名家者，代不数人。
学士大夫则多废焉置之，偶一展卷，率为睡魔作引耳。至于后进初学之士，若强以读史，则不免头涔涔，目森森，直苦海视之矣。《春秋》三传，左氏最为明备，专经者犹或不能举其辞，况其他乎？顾人多不能读史，而无人不能读稗官。稗官固亦史之支流，特更演绎其词耳。善读稗官者，亦可进于读史，故古人不废。
《东周列国》一书，稗官之近正者也。周自平辙东移，下迄吕政，上下五百有余年，列国数十，事物纷庞，较他史为难读。迨变为稗官，则童稚无不能读。
夫至童稚皆得读史，岂非快事耶？然世之读稗官者颇众，而卒不获读史之益者何哉？盖稗官不过纪事而已，其于智愚忠佞贤奸之行事，与国家之废兴存亡、盛衰成败，虽皆胪列其迹，而与天道之感召，人事之报施，智愚忠佞贤奸计言行事之得失，及其所以盛衰成败、废兴存亡之故，固皆未能有所发明，则读者于事之初终原委，方且懵然，又安望其有益于学问哉？夫既无与于学问，则读犹不读，是为无益之书，安用灾梨祸枣为！坊友周君，深虑于此，嘱余者屡矣。寅卯之岁，予家居多暇，稍为评骘，条其得失而抉其隐微。虽未必尽合于当日之指，而依理论断，是非既颇不谬于圣人，而亦不致贻嗤于博识之士。
聊以豁读者之心目，于史学或亦不无小裨焉。故既为评之，而复序之如此。
乾隆壬申二月七都梦夫蔡元放题于绿净山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