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壬子，白门书贾新雕《日知录》出，予翻阅首册，始知亭林之名。爱其书，力不能购。嘉庆辛酉，客芜湖，为从游姚季光著说储二篇。壬戌至常州，主李申耆家，出稿本质之。申耆手为缮清，以为其说多与《日知录》相出入，因得尽读《日知录》三十卷，叹为经国硕猷，足以起江河日下之人心风俗。而大为之防，唯摘章句以说经，及畸零证据，犹未免经生射策之习。欲删移其半，别为外篇，以重其书而未果。嗣游扬州，得见唐韵正五书，心伟绝业，而非所好也。又得郡国利病书读之，征录赅备，如医家流之有《本草纲目》，足为《日知录》之佐使。迨展侧吴越，近世闻人之书，大都得寓目。窃以为百余年来，言学者必首推亭林，亭林书必首推《日知录》。继闻亭林有诗文集，求之不可得。今岁家食，见黄修存藏《亭林遗书》十种，诗文集备在，假归读之，乃知所著，又有《肇域志》，其稿不知尚在人间否？而集中自述《日知录》之辞有曰：“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又曰：“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又曰：“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道之隆污，各以其时使后王得以酌取，其亦可以毕区区之愿矣。”然后知予之所以信亭林者，乃即亭林之所以自信，宜其立说之多符合也。如《日知录》所载，自古有亡国无亡天下，国亡，卿大夫之责也，天下亡，则士与有责焉。集中所载，天生豪杰，必有所任，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又曰：“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然今日之事，兴一利便添一害，如欲行沁水之转般，则河南必扰，开胶莱之运道，则山东必乱。”又曰：“目击世趣，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饬风俗，则教化纲纪，为不可阙矣。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余。”至哉言乎，可以俟诸百世而不惑矣。亭林之自序曰：“少为帖括二十年，已而学为诗、古文，以其间纂记故事，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余年，读书日以益多，而后悔其向者立言之非。”恳恳乎其不我欺也。予年十八即罢帖括之业，而力求吾儒所当有事者，佣书负米，经三数十年，颇能远伤廉之取，不枉己以求合，辛苦颠踬而不悔。兹读亭林诗文，按其岁月，核其行检，辨进修之日，深信立言之有本，使励志之士得以倚而自坚。读其集而《日知录》乃以益重，则信乎其近世学者之首也。亭林耳目至广，记诵绝人，勤于笔札，至老不倦。于以参较错互，辨正讹谬。其学能举大而不遗么细，沾溉小儒，自饾饤一得之勤，以及考证声韵金石舆地名家者十数而不止，上者推演以自植，下者椑贩而谀闻，是亭林之所长也。予少小鲜所闻见，雅善遗忘，唯以食贫居贱，知民间所疾苦，则心求所以振起而补救之者。稍长，困于奔走，涉世事，读官书，则知求所以致弊之故，而澄其源，又知举事骇众则败成，常求顺人情，去太甚，默运转移而不觉，必能自信也。而后载笔，然犹必时察事变，稍有窒碍则不惜详更节目，要于必可举行以无误后世，是予之所长也。至于诗文一艺，结习同深。亭林之诗导源历下，沿西昆、玉溪、杜陵以窥柴桑，予则托始供奉，溯康乐、平原以达步兵、东阿，而弛负于曲江、杜陵。亭林诗从声色入，予诗从气体入，言必有物，风云月露，不得涉其毫沈，是则所同也。亭林之文，宗考亭以跻南丰，以其立志远，而读书多，更事数，时时有独到语，为曾、朱两家所未及。予为文能发事物之情状，窥见至隐有如面谈，繁或千言，短则数语，因类付形，达意而止，是则千虑之一，抑亦有不敢多让者。要之亭林之学成于责实，予之学出于导虚，使得周旋几席，以上下其论议，则予可免凭臆之讥，而亭林亦少术疏之诮矣。亭林见韵补，而自伤谫陋独学，欲求如才老者与之讲习，则予读亭林遗书，而不能不重为之叹息者，亦无怪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