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诗》者序《关雎》，通言《诗》之体用，曰四始，曰六义。体为作《诗》之本，用为作《诗》之法。四始体也，六义用也。故《关雎》序以始始之，以义终之。而学者罕能通其说，盖一误于《史记》述夫子正乐之次，因举《关雎》之乱以为风始，而以《鹿鸣》《文王》《清庙》为雅颂始者配为四，后儒遂援为四始之正训；一误于以风雅颂为体裁之名，使六义止存三，而三经三纬之陋说以起。按《序》言后妃之德，风之始，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又申之曰，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者，明未有《关雎》之诗，先有后妃之德，先王所以能风动天下者，以后妃之德实始之，故曰风之始。又以《诗》之用于刺者多，或致疑风之不尽关乎德化，故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止。”而复说之曰“止乎礼义”、“先王之泽”，明风仍自上行也。是故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者，风之始；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者，雅之始；人君以盛德致成功而可告神明者，颂之始；达事变、怀旧俗、吟咏性情以风其上者，变之始。故总而承之曰是谓四始，诗之至也。郑氏之说始曰王道兴衰之所由，斯为深得《序》意矣。是故《序》言：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非明乎四始之谓，安能信《诗》之为至哉。序推明风义备矣。至于雅则说之曰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明以正言其事为雅之义，与风之主文谲谏者殊科。颂则述功德以告神。是风、雅、颂之于《诗》，其用与赋、比、兴同，故曰六义，非体裁之名也。编《诗》者就《诗》中得其义之多者而别其名，然立义在《诗》先，定名在《诗》后，如后世赋物而名为赋耳。郑氏于王风谓其诗不能复雅者，正以诗义适当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者，义异也。崔集注本，于《黍离序》笺：“增犹尊之故称王。”则知《谱》所云“故贬之”者，皆后人羼入，为近世《黍离》降为国风之说之嚆矢矣。《序》于《关雎》《麟趾》言化，明王者以德风天下，而天下自化也；于《鹊巢》《驺虞》言德，明诸侯被先王之教，各修其德，以风一国也。是以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二南》所同，而风始独归《关雎》也。《序》末详说《关雎》，而曰思得淑女，忧在进贤，不淫不伤者，忖度后妃，自微达显。而毛氏以淑女斥后妃，故郑氏破好为和好，破左右为佐佑，破哀为衷者，真能抉经心而通《序》说矣。至于编《诗》者，虽取风、雅、颂之义以名《诗》，而六义实多互见，唯《关雎》为备。雎鸠以物性喻德，兴也；河洲以地势喻境，比也；淑女好仇正言之，雅也；荇菜琴瑟钟鼓铺述之，赋也；诗人深窥后妃之用心，以形容其德，颂也；合五义以风天下后世，风也。故序《诗》者，既推明《关雎》之旨，复发其凡而总结之曰，是《关雎》之义也者示为《诗》之要，必依义以求作者之志于文辞之外，而自得之意中。然则不明六义之用，又乌足与言《诗》乎。同年巴王君劼，以《毛诗绎义》相质，其说四始也，以变诗俪风雅颂为四，余用豁然于数十年之疑，得四于友，得始于《序》，而义从之。故述新知旧闻，推论始义，以著于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