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少服孟子尚志之说，慨然深究天下之利病，人率非笑之，则应之曰：“士者事也，士无专事，凡民事皆士事也。记有之学也者，所以学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为长之事，不当于为士学之乎。”其后读韩子，至县令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则又喟然曰，韩子亦士之杰焉者也，顾自卑其志如是，不事士事，而语民是浚，是故今之长民者，见利莫为兴，见害莫为除，非必识所不及，而力有不逮也。当其始为士也，盖亦有志，孟子之志者矣。一旦为长，则又重韩子之所重，非唯不掩其言也。复自变其说曰，兴利除害之政，唯可行于古耳。或且谓兴利除害之在古可稽者，未必果见诸实事，于此而告以尚志之言，若必不能以为非，则曰是匡居常谈，临事辄不可用，谓为虽善，而无征也。江阴赵君球琳圃宦游浙中数十年，屡膺大邑，而持论顾与鄙人相出入，于条理加精审焉。凡民生所疾苦，诸公群以为无可措手，而泄泄置之，且因以为利者，则皆察几审势，援例比案而详为区画之。其举也甚易，其推也无害，民难既纾，官困亦解，作为五篇之书，以诏方来，是可为善而有征者矣。世有尚志之君子，读其书，得引以自坚而志，卑者亦无以饰其说，以助波靡之风。民亦劳止，汔可小休。吾于赵君之书兆之矣。道光壬辰季冬月朔，安吴包世臣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