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名家，为法于后，既以代兴，南、北朝碑遂揜郁不称于世。永叔、明诚虽能知之，亦不能大暴著也。然诸家之书，无不导源六朝者，虽世载绵缅，传碑无多，皆可一一搜出之。信本专仿贝义渊书，结体出锋，毫发无异，颇怪唐世六朝碑本犹多。若信本亦仅能临仿，岂能名家也。《化度》《九成》，气象较为雍容，然《化度》亦出于《晖福寺》及《惠辅造像记》耳。《九成》结构，参于隋世规模，观于《李仲璇》《高贞》《龙藏寺》《龙华寺》《舍利塔》《仲思那造像》，莫不皆然，实则筋气疏缓，不及《张猛龙》等远甚矣。永兴《庙堂碑》，出自《敬显俊》《高湛》《刘懿》，运笔用墨，意象悉同。若更溯其远源，则上本于《晖福》也。
褚河南《伊阙石龛》出于《吊比干文》《齐武平五年造像》，皆八分之遗法。若《李卫公碑》《昭仁寺碑》，则《刁遵》《法生》《龙藏寺》之嗣音也。薛稷之《石淙序》，其瘦硬亦出于《吊比干文》，其出锋纵笔，则亦出于贝义渊。颜鲁公出于《穆子容》《高植》，其古厚盘礴，精神体格，悉似《穆子容》，又原于《晖福寺》也。清臣浑劲，又出《圆照造像》，钩法尤可据。敬客《博塔铭》亦出于《龙藏寺》，而《樊府君志》尤其自出也。诚悬则欧之变格者，然清劲峻拔，与沈传师、裴休等出于齐碑为多。《马鸣寺碑》侧笔取姿，已开苏派，在汶北等字，与坡老无异。兖州金口坝《水底石人》，笔势翩翩，直是宋人法度。唐《少林寺》笔长态远，则黄山谷之祖也。《美人董氏》《开皇八年造像》，娟娟静好，则文衡山之远祖也。《刁遵志》《王士则》《李宝成碑》，则赵吴兴之高曾也。《崔敬邕碑》《杨翚碑》，则邓怀宁之自出也。《张朏志》则张即之所取，近代梁山舟尤似之。张孚、张轸、张景之，则吴荷屋所螟蛉也。《赵阿欢造像》，雄肆沉著，则米南宫所仿也。古之名家者，能遍临古碑，皆有一二僻碑，为其专意横仿，学之既深，亦有不能尽变者，其师法所自出，踪迹犹可探讨。学者因此而推之，读碑既多，可以尽得书法之派，亦可知古人成就之故矣。
凡说此者，皆以近世人尊唐、宋、元、明书，甚至父兄之教，师友所讲，临摹称引，皆在于是，故终身盘施，不能出唐宋人肘下。尝见好学之士，僻好书法，终日作字，真有如赵一所诮“五日一笔，十日一墨，领袖若皂，唇齿常黑”者，其勤至矣，意亦欲与古人争道。然用力多而成功少者，何哉？则以师学唐人，入手卑薄故也。夫唐人笔画气象，较之六朝，浅侻殊甚，又从而师之，其剽薄固也。虽假以彭、聃之寿，必不能望唐人，况欲追古人哉？昔人云，智过于师，乃可传授。又云，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吾见邓顽伯学六朝书，而所成乃近永兴、登善；张廉卿专学六朝书，而所成乃近率更、诚悬；吾为《郑文公》，而人以为似吴兴，吾作魏隋人书，乃反似《九成》《皇甫》《樊府君》，人亦以为学唐人碑耳。盖唐人皆师法六朝，邓、张亦师法六朝，故能与之争道也。为散文者师法八家，则仅能整洁而已，雄深必不及八家矣。惟师三代，法秦、汉，然后气格浓厚，自有所成，以吾与八家同师故也。为骈文者师法六朝，则仅能丽藻而已，气味必不如六朝矣。惟师秦、汉，法魏、晋，然后气体高古，自有遒文，以吾与六朝同师故也。故学者有志于古，正宜上法六朝，乃所以善学唐也（与《卑唐》篇参看）。
凡此为有志成书言之，如志在干禄，则卑之无甚高论矣。六朝之体，亦各有渊源，已详《体系篇》，远祖则发源于两汉，蛛丝马迹，亦可寻求，详《本汉篇》，此不具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