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氏咏史诗后序》：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盖古昔盛时之为诗，荐于郊庙，则有以见其盛德。于朝廷，则有以知其政之废兴。施于邦国乡人，则出于上而被于下者，又有以为教。及其衰也，先王之政教号令虽不行，而流风遗俗有未尽泯，是以风雅之变，往往陈古以刺今。至于王泽竭尽而无余，其诗始不足以使人创艾而兴起，故曰诗亡。圣人不得已，因鲁史作《春秋》，褒善贬恶以示劝戒，是则诗已亡，而其可使人创艾兴起者赖《春秋》而犹存也。后之君子有作，其文则史，其义则于《春秋》无取焉。仁人志士，览其事而有慨于心，莫不为之发愤壹郁嗟叹而咏歌之。然或因一人，或因一事以为言，若王仲宣曹子建之于三良，张景阳之于二疏，谢宣远之于张子房，虞子阳之于霍将军是已。惟左太冲所赋，颇及战国秦汉事，未有穷搜极讨，上下古今，备究其得失而无遗者。唐之诗人，间有兴怀陈迹，章联句续，至于累百而止。顾其言多卑近，徒以资儿童之口耳，于名教何预乎？兰溪徐公，夙有闻家庭所传先儒道德性命之说。而尤精于史学。凡司马氏《资治通鉴》所纪君臣事实，可以寓褒贬而存劝戒者，人为一诗，总若干首，大义炳然，一本乎圣经之旨，诚有功于名教者也。《春秋》作于诗之既亡，而诗之能使人创艾兴起者，乃复见于《春秋》绝笔。千百年之后，岂非先民性情之正有不亡者存，诗与《春秋》，固可迭相为用乎？公殁已久，仲子津始出其诗来。许先生谦，张君枢为序，以传不鄙，谓某盍为后序。某窃观先师朱子感兴之作，提前史之要领，为言至约而有关于名教甚大。朱子尝谓学不可徒博，亦不可径约，今也学者不由公之博，何以入朱子之约乎！是用志诸末简，以谂于同志，其亦以为然否？公讳金旬，字秉国。其父兄师友源流之懿见于前序者。此不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