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时疫流行，此传彼染，死者甚众，察其病状，皆为上吐下利，心慌转筋，音哑肉脱，四肢冰冷，两脉伏匿，大小同病，万人一辙。揆其受病之人，多系饥饱劳役，烟酒声色之徒。盖疫疠之毒，每乘人气之虚，内袭为病。《经》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是也。迩来疫毒传染，遍及城乡，其势枭恶，不可逆料，因病夭殇，不可胜数，七八月间，成都大疫，病者如林，凡乞治者，不能尽诊。叩其证状，录方授之，互相传送，活人无算。爰将治验之方，详订药品分两，拟名庚申解疫饮，方中首以石膏为主，投之百发百中。（复）治时疫重病，曾有用石膏至十余斤之多而始愈者，惟独吹无和，反为医界诸公所谤01。鸣呼！洪钟毁弃，瓦釜雷鸣，其借此术以渔利者，匪伊朝夕矣。世之言医者，抑何夥耶，浅者售，伪者售，圆滑者售，率以人之生命为尝试。
苟闻时疫之名，即目眩心惑，是寒是热，漫无的见，佥指肢冷肉脱，为阴寒直中，表阳内陷之的据。上焉者用附子、干姜、肉桂、吴萸以温中，下焉者竟投羌活、柴胡、川芎、细辛以发表。种种燥热之药，随意乱写，药一下咽，死如服毒。犹以服热药，而肢更冷，肉更脱，其为大寒大虚无疑，逞其无师之智，扬其道听之说，病理荡然，治法陵夷，举世皇皇，莫不以补虚回阳之方，交相告勉。一医如斯，百医效尤，医者无目，病者无命。在城市之区，则填溢街巷，在穷僻之乡，则委壑投崖。所以人之有生，为水火刀兵所伤残，不若瘟疫之广，盗贼匪徒之凶暴，不若庸医之毒。医以不明之术，传之于子，传之于徒，衣钵相承，陷人于死，而终不悟其所以然，岂真天生若辈，而为天代行刦运者哉。
幸（复）尚存一隙微明，治时行瘟疫，无论老幼男妇，一以石膏为主，特撰此论，拟为标的，藉以解破举世之大惑。嗟夫！（复）殚精竭力，不避毁谤，而谆谆以凉药立论者，非但欲以美于已而非于人，矜于名而苟于利也，所冀医者之惑易解，而病者之命得延耳。论中义理，有乖失者，幸冀来哲以改正焉，务欲阐明时疫治法，而普救病者之生命云尔。
民国九年庚申冬，华阳刘复，序于蓉城之南，存心堂诊次。
此（复）庚申纪实之作也，十余年来，虽自校之，尚未敢别持异议，有所改易，所以然者，理论推测，不能变更事实，事实固不可诬也。惟年少气盛，多作愤激语，斯固学养不深，与觉今是而昨非者不同。
考霍乱虽有寒热两证之殊，揆其主因，为湿则一。寒湿用附子，湿热用石膏，石膏主三阳，偏重少阳三焦，附子主三阴，尤重少阴心肾。两药背道，各走极端，用得其当，效如桴鼓，用适其反，祸不旋踵。至于热霍乱而不需石膏，寒霍乱而不需附子，此为霍乱之轻证，非重证之所以必效者也。寒潜热浮，寒敛热溢，所以寒难传染，热易流行。凡霍乱之流行传染，酿成时疫者，莫不属于热证。此当年之庚申解疫饮，重用石膏，每投必效，岂臆揣之治法哉，盖实事求是然也。然又恐读者惑于用寒凉治热疫之本论，反于《伤寒论•霍乱证治》用附子为主之义理，忽焉不察，矫枉过正，厥弊惟均，爰为训解，刊行问世。今夏洪水横流，泛滥于江河之间，饿殍载道，庐舍为墟。友人辈，虑发时疫，嘱为重订，再付坊刊。
辛未夏，刘复自校再记。
上海真茹弟子孟金嵩友松谨按：吾师民叔先生，手批恽刻近儒章太炎《霍乱论》一卷，弟子恐其久而散失也，爰次于先生昔撰《伤寒论霍乱训解》之后，与《时疫解惑论》并刊行世。学者可以于此数卷，藉觇先生二旬三旬四旬治学之程序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