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阳人，鲁高堂生后也。少为诸生，泰山太守薛悌命为督邮。郡督军与悌争论，名悌而呵之。隆按剑叱督军曰："昔鲁定见侮，仲尼历阶;赵弹秦筝，相如进缶。临臣名君，义之所讨也。"督军失色，悌惊起止之。后去吏，避地济南。
建安十八年，太祖召为丞相军议掾，后为历城侯徽文学，转为相。徽遭太祖丧，不哀，反游猎驰骋;隆以义正谏，甚得辅导之节。黄初中，为堂阳长，以选为平原王傅。王即尊位，是为明帝。以隆为给事中、博士、驸马都尉。帝初践阼，群臣或以为宜飨会，隆曰："唐、虞有遏密之哀，高宗有不言之思，是以至德雍熙，光于四海。"以为不宜为会，帝敬纳之。迁陈留太守。犊民酉牧，年七十余，有至行，举为计曹掾。帝嘉之，特除郎中以显焉。征隆为散骑常侍，赐爵关内侯。
青龙中，大治殿舍，西取长安大钟。隆上疏曰："昔周景王不仪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圣制，既铸大钱，又作大钟，单穆公谏而弗听，泠州鸠对而弗从，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记焉，以为永鉴。然今之小人，好说秦、汉之奢靡以荡圣心，求取亡国不度之器，劳役费损，以伤德政。非所以兴礼乐之和，保神明之休也。"是日，帝幸上方，隆与卞兰从。帝以隆表授兰，使难隆曰："兴衰在政，乐何为也?化之不明，岂钟之罪?"隆曰："夫礼乐者，为治之大本也。故策韶九成，凤皇来仪，雷鼓六变，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错，和之至也。新声发响，商辛以陨，大钟既铸，周景以弊，存亡之机，恒由斯作，安在废兴之不阶也?君举必书，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后?圣王乐闻其阙，故有箴规之道。忠臣愿竭其节，故有匪躬之义也。"帝称善。
迁侍中，犹领太史令。崇华殿灾。诏问隆："此何咎?于礼，宁有祈禳之义乎?"隆对曰："夫灾变之发，皆所以明孝诫也，惟率礼修德，可以胜之。《易传》曰：'上不俭，下不节，孽火烧其室。'又曰：'君高其台，天火为灾。'此人君苟饰宫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应之以旱，火从高殿起也。上天降鉴，故谴告陛下;陛下宜增祟人道，以答天意。昔太成有桑谷生于朝，武丁有雊雉登于鼎，皆闻灾恐惧，侧身修德，三年之后，远夷朝贡，故号曰中宗、高宗。此则前代之明鉴也。今案旧占，灾火之发，皆以台榭宫室为诫。然今宫室之所以充广者，实由宫人猥多之故。宜简择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罢省其余。此则祖己之所以训高宗，高宗之所以享远号也。"昭问隆："吾闻汉武帝时，柏梁灾，而大起宫殿以厌之，其义云何?"隆对曰："臣闻《西京》：'柏梁既灾，越巫陈方，建章是经，以厌火祥。'乃夷越之巫所为，非圣贤之明训也。
《五行志》曰：'柏梁灾，其后有江兖巫蛊(也)卫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无所厌也。孔子曰：'灾者修类应行，精祲相感，以戒人君。'是以圣主睹灾责躬，退而修德，以消复之。今宜罢散民役。宫室之制，务从约节，内足以待风雨，外足以讲礼仪。清扫所灾之处，不敢于此有所立作，萐莆、嘉禾必生此地，以报陛下虔恭之德。岂可疲民之力，竭民之财!实非所以致符瑞而怀远人也。"帝遂复崇华殿，时郡国有九龙见，故改曰九龙殿。
陵霄阙始构，有鹊巢其上，帝以问隆。对曰："《诗》云'惟鹊有巢，惟鸠居之。'今兴宫室，起陵霄厥，而鹊巢之，此宫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宫室未成，将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无亲。惟与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不深虑。夏、商之季，皆继体也，不钦承上天之明命，惟谗馅是从，废德适欲，故其亡也忽焉。太戊、武丁，睹灾竦惧，只承天戒，故其兴也勃焉。今若休罢百役，俭以足用，增祟德政，动遵帝则，除普天之所患，兴兆民之所利，三王可四，五帝可六，岂惟殷宗转祸为福而已哉!臣备腹心，苟可以繁祉圣躬，安存社稷，臣虽灰身破族，犹生之年也。岂惮忤逆之灾，而令陛下不闻至言乎?"于是帝改容动色。
是岁，有星孛于大辰。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将营宫室，则宗庙为先，废厩库为次。居室为后。今圜丘、方泽、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庙之制又未如礼，而崇饰居室，士民失业。外人咸云'宫人之用，与兴戎军国之费，所尽略齐。'民不堪命，皆有怨怒。《书》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舆人作颂，则向以五福，民怒吁嗟，则威以六极，言天之赏罚，顺民言，顺民心也。是以临政务在安民为先，然后稽古之化，格于上下，自古及今，未尝不然也。夫采椽卑宫，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风也。玉台琼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之宫室，实违礼度，乃更建立九龙，华饰过前。天彗章灼，始起于房心，犯帝坐而干紫微，此乃皇天子爱陛下，是以发教戒之象，始卒皆于尊位，殷勤郑重。欲必觉寤陛下;斯乃慈父恳切之训，宜崇孝子只耸之礼，以率先天下，以昭示后昆，不宜有忽，以重天怒。"财军国多事，用法深重。隆上疏，曰："夫拓迹垂统，必俟圣明，辅世匡治，亦须良佐，用能庶绩其凝而品物康乂也。夫移风易俗，宣明道化，使四表同风，回首面内，德教光熙，九服慕义，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务纠刑书，不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敦。宜崇礼乐，班叙明堂，修三雍、大射、养老，营建郊庙，尊儒士，举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恺悌，尚俭素，然后备礼封禅。归功天地，使雅颂之声盈于六合，缉熙之化混于后嗣。斯盖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贵业也。然九城之内，可揖让而治，尚何忧哉!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犹棼丝，非政理也。可命群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以为典式。'隆又以为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变民耳目，故三春称王，明三统也。于是敷演旧章，奏而改焉。
帝从其议，改青龙五年春三月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牺牲用白，从地正也。
迁光禄勋。帝愈增崇宫殿，雕饰观阁，凿太行之石英，采谷城之文石，起景阳山于劳林之园，建昭阳殿于太极之北，铸作黄龙凤皇奇伟之兽，饰金塘、陵云台、陵霄阙。百役繁兴，作者万数，公卿以下至于学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握土以率之。而辽东不朝。悼皇后崩。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没民物。隆上疏切谏曰："盖'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然则士民者，乃国家之镇也。谷帛者，乃士民之命也。谷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劝农，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报施也。昔在伊唐，世值阳九厄运之会，洪水滔天，使鲧治之，绩用不成，乃举文命，随山刊木，前后历年二十二载。灾眚之甚，莫过于彼，力役之兴，莫久于此，尧、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士庸勋，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无若时之急，而使公卿大夫并与厮徒共供事役，闻之四夷，非嘉声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国有家者，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妪煦养育，故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劳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饥馑荐臻，无以卒岁。宜加愍恤，以救其困。
臣观在昔书籍所载，天人之际，未有不应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阴阳之逆顺，矜矜业业，惟恐有违。然后治道用兴，德与神符，灾异既发，惧而修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叶，暗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轨，不纳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变戒，未有不寻践祸难，至于颠复者也。天道既著，请以人道论之。夫六情五性，同在于人，嗜欲廉贞，各居其一。及其动也，交争于心，欲强质弱，则纵滥不禁。精诚不制，则放溢无极。夫情之所在，非好则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谷帛不立。情苟无极，则人不堪其劳，物不充其求。劳求并至，将起祸乱。故不割情，无以相供。仲尼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由此观之，礼义之制，非苟拘分，将以远害而兴治也。
"今吴、蜀二贼，非徒白地小虏、聚邑之寇，乃据险乘流，跨有士众，僭号称帝，欲兴中国争衡。今若有人来告，权、备并修德政，复履清俭，轻省租赋，不治玩好，动咨耆贤，事遵礼度，陛下闻之，岂不惕然恶其如此，以为难卒讨灭，而为国忧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贼并为无道，祟侈无度，役其士民，重其征赋，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闻之，岂不勃然忿其困我无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诛，其次，岂不幸被疲弊而取之不难乎?苟如此，则可易心而度，事义之数亦不远矣。
且秦始皇不筑道德之基，而筑阿房之宫，不忧萧墙之变，而修长城之役。当其君臣为此计也，亦欲立万世之业，使子孙长有天下，岂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倾覆哉?故臣以为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将至于败，则弗为之矣。是以亡国之主自谓不亡，然后至于亡。贤圣之君自谓将亡，然后至于不亡。昔汉文帝称为贤主，躬行约俭，惠下养民，而贾谊方之，以为天下倒县，可为痛器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三。况今天下彫弊，民无儋石之储，国无终年之畜，外有强敌，六军暴边，内兴土功，州郡骚动，若有寇警，则臣惧版筑之士不能投命虏庭矣。
又，将吏奉禄，稍见折减，方之于昔，五分居一。诸受休者又绝廪赐，不应输者今皆出半。此为官入兼多于旧，其所出与参少于昔。而度支经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赋，前后相继。反而推之，凡此诸费，必有所在，且夫禄赐谷帛，人主所以惠养吏民而为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废，是夺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礼》，天府掌九伐之则，以给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其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后，乃以式贡之余，供王玩好。又上用财，必考于司会。今陛下所与共坐廊庙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则台阁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无讳。若见丰省而不敢以告，从命奔走，惟恐不胜，是则具臣，非鲠辅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为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梧。"二世用之，秦国以覆，斯亦灭族。是以史迁讥其不正谏，而为世诫。
书奏，帝览焉。谓中书监、令，曰："观隆此奏，使朕惧哉!"
隆疾笃。口占上疏曰："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臣寝疾病，有增无损，常惧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诚，岂惟曾子，愿陛下少垂省览!涣然改往事之过谬，勃然兴来事之渊塞，使神人响应，殊方慕义，四灵效珍，玉衡曜精，则三王可迈，五帝可越，非徒继体守文而已也。臣常疾世主莫不思绍尧、舜、汤、武之治。而蹈踵桀、纣、幽、厉之迹，莫不蚩笑季世惑乱亡国之主，而不登践虞、夏、殷、周之轨。悲夫!以若所为，求若所致，犹缘木求鱼，煎水作冰，其不可得明矣。寻观三代之有天下也，圣贤相承，历载数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万国咸宁，九有有截;鹿台之金，巨桥之粟，无所用之，仍旧南面，夫何为哉!然癸、辛之徒，恃其旅力，知足以拒谏，才足以饰非，谄谀是尚，台观是崇，淫乐是好，倡优是说，作靡靡之乐，安濮上之音。上天不蠲，眷然回顾，宗国为墟，不夷子隶，纣县自旗，粲放鸣条;天子之尊，汤、武有之，岂伊异人，皆明王之胄也。且当六国之时，天下殷炽，秦既兼之，不修圣道，乃构阿房之宫，筑长城之守，矜夸中国，威服百蛮，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谓本枝百叶，永垂洪晖，岂寤二世而灭，社稷崩圮哉、近汉孝武乘文、景之福，外攘夷狄，内兴宫殿，十余年间，天下嚣然。乃信越巫，怼天迁怒，起建章之宫，千门万户，卒致江充妖蛊之变，至于宫室乖离，父子相残，殃咎之毒，祸流数世。
臣观黄初之际，天兆其戒，异类之鸟，育长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异也，宜防鹰扬之臣宁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棋跱，镇抚皇畿，冀亮帝室。昔周之东迁，晋、郑是依，汉吕之乱，实赖朱虚，斯盖前代之明鉴。夫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咏德政，则延期过历，下有怨叹，掇录授能。由此观之，天下之天下，非独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钟，气力稍微，辄自舆出，归还里舍，若遂沉沦，魂而有知，结草以报。"诏曰："生廉侔伯夷，直过史鱼，执心坚白，謇謇匪躬，如何微疾未除，退身里舍?昔邴吉以阴德，疾除而延寿。贡禹以守节，疾笃而济愈。生其强饭专精以自持。"隆卒，遗令薄葬，敛以时服。
初，太和中，中护军蒋济上疏曰"宜遵古封禅"。诏曰："闻济斯盲，使吾汗出流足。"事寝历岁，后遂议修之，使隆撰其礼仪。帝闻隆没，叹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亡也。"于琛嗣爵。始，景初中，帝以苏林、秦静等并老，恐无能传业者。乃诏曰："昔先圣既没，而其遣言余教，著于六艺。六艺之文，礼又为急，弗可斯须离者也。末俗背本，所由来久。故闵子讥原伯之不学，荀卿丑秦世之坑儒，儒学既废，则风化易由兴哉、方今宿生臣儒，并各年高，教训之道，孰为其继?昔伏生将老，汉文帝嗣以晁错;《谷梁》寡畴，宣帝承以十郎。其科郎吏高才解经义者三十人，从光禄勋隆、散骑常侍林、博士静，分受四经三礼，主者具为设课试之法。夏侯胜有言：'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今学者有能究极经道，则爵禄荣宠，不期而至。可不勉哉!"数年，隆等皆卒，学者遂废。
初，任城栈潜，太祖世历县令。尝督守邺城。时文帝为太子，耽乐田猎，晨出夜还。潜谏曰："王公设险以固其国，都城禁卫，用戒不虞。
《大雅》云：'宗子维城，无俾城坏。'又曰：'犹之未远，是用大谏。'若逸于游田，晨出昏归，以一日从禽之娱，而忘无垠之衅，愚窃惑之。"太子不悦，然自后游出差简。黄初中，文帝将立郭贵嫔为皇后，潜上疏谏，语在《后妃传》。明帝时，众役并兴，戚属疏斥，潜上疏曰："天生蒸民而树之君，所以覆焘群生，熙育兆庶，故方制四海匪为天子，裂土分疆匪为诸侯也。始自三皇，爰暨唐、虞，咸以博济加于天下，醇德以洽，黎元赖之。三王既微，降逮于汉，治日益少，丧乱弘多，自时厥后，亦罔克乂。太祖浚哲神武，芟除景乱，克复王纲，以开帝业。文帝受天明命，廓恢皇基，践阼七载，每事未遑。陛下圣德，纂承洪绪，宜崇晏晏，与民休息。而方隅匪宁，征夫远戍，有事海外，悬旌万里，六军骚动，水陆转运，百姓舍业，日费千金。大兴殿舍，功作万计，祖来之松，刊出穷谷，怪石珷玞，浮于河、淮，都圻之内，尽为甸服，当供稿秸铚粟之调，而为苑囿择禽之府，盛林莽之秽，丰鹿兔之薮;伤害农功，地繁茨棘，灾疫流行，民物大溃，上减和气，嘉禾不植。臣闻文王作丰，经始勿亟，百姓子来，不日而成。灵沼、灵囿，与民共之。今宫观崇侈，雕楼极妙，忘有虞之总期，恩殷辛之琼室。禁地千里，举足投网，丽拟阿房，役百干溪。臣恐民力凋尽，下不堪命也。昔秦据殽函以制六合，自以德高三皇，功兼五帝，欲号谥至万叶，而二世颠覆，愿为黔首，由枝干既杌，本实先拔也。盖圣王之御世也，克明俊德，庸勋亲亲。俊乂在官，则功业可隆，亲亲显用，则安危同忧;深根固本，并为干冀，虽历盛衰，内外有辅。昔成王幼冲，未能政，阂、吕、召、华，并在左右：今既无卫侯、康叔之监，分陕所任，又非旦、奭。东宫未建，天下无副。愿陛下留心关塞，永保无极，则海内幸甚。"后为燕中尉。辞疾不就，卒。
评曰：辛毗、杨阜，刚亮公直，正谏匪躬，亚乎汲黯之高风焉。高堂隆学业修明，志在匡君，因变陈戒，发于恳诚，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谓意过其通者欤!
【译文】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阳人，鲁国高堂生的后代。少年时为诸生，泰山太守薛悌任命他为督邮。郡里的督军和薛悌争强，直呼薛悌名而训斥他。高堂隆按剑怒斥督军说：“从前鲁定公受到侮辱，孔子登上高阶；赵王弹奏秦筝，蔺相如奉瓦击让秦王演奏。当着臣下面而直称君名，按礼仪该责罚你。”督军大惊失色，薛悌也赶紧制止。后来，高堂隆辞职，来到济南避难。
建安十八年（213），曹操任命他为丞相军议椽，后来当过历城侯曹徽的文学，转而为曹徽的国相。曹操死时，曹徽不哀痛，反而四处游猎。高堂隆严厉劝谏，尽到了辅佐侯王的职责。黄初中（220一226），任堂阳长，后为平原王曹睿太傅。曹睿即位，即魏明帝，任命高堂隆为给事中、博士、咐马都尉。明帝登基伊始，群臣认为应大摆筵宴。高堂隆说：“唐尧、虞舜有极静之癖，殷高宗有不言之癖，因此德行深厚，光被四海。”认为不宜大摆筵宴。明帝敬重地采纳了他的意见。后任陈留太守。牧民酉牧，七十多岁，有品行，召引为计曹掾，明帝赏识他，特别又任命为郎中，以为显宠。后高堂隆任散骑常侍，被赐关内侯。
青龙中（233一237），大兴上木，取回长安大钟。高堂隆上疏说：“从前周景王不沿遵文王和武王的德行，不理会周公旦的制度，既铸造了大钱，又建造大钟。单穆公劝谏也不听，伶州鸿批评也不理会，迷途不返，周朝国运因此而衰弱，这些都记录在史，作为永久的借鉴。但是，今天一些小人，喜欢叙说秦汉的奢侈靡丽的生活，用以迷惑您，求取大钟这样的亡国之器，劳民费时，有伤于德政，这是自取亡国，并不是振兴礼乐、确保神明美好的途径。”这天，明帝巡视上方，高堂隆与卞兰从行。明帝把高堂隆表交给卞兰，想为难高堂隆，说：“兴衰在于政治，跟音乐有什么关系，政治之退化，怎么能是钟的罪过呢？”高堂隆说：“礼和乐是政治生活的大事。所以箫韶演奏九次以后，凤凰飞来，擂鼓六遍，天神下降，政治所以稳定，刑法得以实施。这是和顺的最好例证。新声弥漫，商辛陨命；大钟铸成，周景王衰败，都起因于此，怎么说与政治的兴衰不相关联呢？您的一举一动都要记载在史书中，这是历来的规则，如果您的行为不合常道，怎么向后人作出表率呢？圣王愿意听取下人批评他的缺点，这是劝规补过的正途；忠臣愿意尽心尽职，所以才能为了君王而奋不顾身地劝谏。”明帝认为说得有理。
后来迁任侍中，还兼领太史令。崇华殿遭火灾，明帝下诏间高堂隆：“这是什么灾祸呢？按礼节，该有祈攘之义吗？”高堂隆说：“所有的灾祸，都是向人们展示诫告。只有修行礼义与品德，才能战胜灾祸。《易传》说：‘上不节俭，下也不会节俭，所以会引来大火。’又说：‘如果君王大修高台，天火作灾。’这是因为君长只知道修缮宫室，不知道百姓的困苦，所以上天应之以干旱，火灾从高殿而起。上天提出鉴诫，让灾异告诉陛下：陛下应该尊崇人道，爱惜民力，以顺天意。从前，太戊时桑谷生在朝廷，武丁时，维落在鼎器上。他们都视之为灾异，感到恐惧，进而修治德政。三年以后，远方的部落也来朝贡，所以称他们为中宗、高宗。这是前代明鉴。今考古书，凡是灾异发生，都通过燃烧宫室为诫鉴。但今天所以要大兴宫室，是因为后宫人数太多啊！应当只留下那些有才德的人，按照周朝的制度，其余的都应放出来。这也就是祖己之所以要训导高宗，而高宗之所以流誉久远的根本原因。”明帝又间高堂隆：“我听说汉武帝时，柏梁台发生火灾，武帝大修宫殿来镇灾，这是为什么呢？”高堂隆说：“我听说西汉柏梁台火灾之后，越国有巫者出个主意，应修建宫室压它，所以修建了建章宫，以压火祥。这是夷越巫者的计谋，决不是出自圣贤的训导。《五行志》曰：‘柏梁台火灾，其后有江充巫惑卫太子事发生。’如果按照《五行志》的记载，越国巫者劝汉武帝修建章宫以压火灾，并没有起作用。孔子说：‘灾异按类与人们的行为相感应，人神相感，用以惩戒君主。’因此圣贤往往见灾异就躬身自责，修养道德。当今应停止民役。宫室制度，应从俭约为好，只要能抵御风雨，能讲求礼仪就行了。清扫一下灾祸发生的地方，不再于此地建造宫殿，莆嘉禾一定会生长此地，用来报应陛下虔诚恭谨的品德。怎么能让百姓疲劳，让国库空竭呢？这样做，并不能使天降祥瑞，也不会让外人心服的啊！”明帝于是修复崇华殿，当时郡国出现了九龙，又改名九龙殿。
开始建造陵霄阁的时候，有喜鹊在上面筑窝，明帝间高堂隆此为何故。高堂隆说：“《诗经》说：‘喜鹊筑窝，鸠鸟居住。’现在兴建宫室，盖陵霄阁，喜鹊筑窝，这是宫室未盖成，陛下不能居住的征兆。天象像是在说，宫室未盖成，将会有异姓人住进去，这是上天在劝诫您呢！天道是最无私的，只和善人相亲，不能不有所防备，不能不深刻反思。夏、商末世，帝王都是继位的，但他们不恭敬地听取上天的明训，只听信诌言，随心所欲，不修明德，所以很快亡国了。太戊、武丁，看见灾异而感到恐惧，赶紧听从上天的劝戒，所以迅速兴盛壮大。当今如果停止各种劳役，崇尚节俭，广施德政，处处遵循帝王的礼德，剪除天下大患为民兴利，那么，你就可以成为继三皇五帝之后的伟大的帝王，殷王转祸为福又怎能与您相比呢？臣下做为您的心腹，如果能辅佐皇帝，保全国家，即使身死族灭，在所不辞。我岂能惧怕惹祸招灾，就不闻不间，让陛下听不到切至的忠劝呢？”听了这话，明帝为之动容。
这年，有彗星在房心尾三宿间显得特别明亮。高堂隆上疏说：“凡是帝王迁都立城，都首先确定天地社稷的位置，并恭敬侍奉它。凡建宫室，首先应是宗庙，其次车马库和粮仓，最后才是宫殿。而今，圜丘、方泽、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等都还未确定下来，宗庙的制度也没有按礼仪实施，却修缮殿堂，让官员放弃日常业务，农民放弃农耕，后宫所需费用，与兴兵军费大体相对，民不堪命，都含怨怒。《尚书》说：‘天聪明，是因为万民聪明，天明畏，则因为万民也知道威仪。’轿夫作颂，上天赐予五种福事，百姓怨怒，则天降六种凶事威恐，是说上天的奖赏与惩罚，顺应民心民意。因此，临朝当政，首先应安抚民众，然后遵从古代的教化，成为帝王，百官以及广大百姓共同遵从的准则，从古至今，无不如此。以不加研削的柞木为梁，建造低矮的宫室，唐尧、虞舜、大禹因此能垂青后世；修筑玉台琼宫，夏癸、商辛因此冒犯上天。今天的宫室规格，早已违背礼仪制度，而且还要兴建九华殿，华丽铺张，前所不及。彗星在房心尾三宿间发光，进犯帝王星宿而旁及紫微星，这是上天宠爱陛下、向您发出劝戒的征象，始终都滞留在尊位，殷勤郑重，想要感动陛下，这是慈父般恳切备至的训诫啊。应当按照孝子的礼节，明告天下，垂范后世，不应疏忽，冒犯天意。”
当时国家多有征伐之事，刑法苛刻。高堂隆上书说：“开拓疆域，继承帝统，一定得等明哲之君才能实行；辅佐皇帝，匡正网失，一定必须有贤良之臣才能实现。这样就可以国泰民安。凡移风易俗，倡明教化，为的是使四海同风，向内臣服，讲究道德，让那些少数民族企慕道义，这不是一般俗吏所能做到的。而今的官吏只知探究刑书，不求治国大道，因此，虽然屡用严刑但是没有实效，世风颓弊而无从敦促改变。当务之急应是推行礼乐，崇叙明堂，修三雍、大射、养老，营建郊庙，尊重儒士，推举隐逸之人，制定各种礼仪，修改正朔，变换朝服颜色，提倡孝梯之道，崇尚节俭，然后准备礼仪，实行封禅制度。把功劳归于天地，让雅颂之声传遍天地之间，让后人知道本朝的教化，这才是最好的政治，这才是不朽的盛事呢！如此一来，四海之内，都可以不必动用兵力，揖让而治，还有什么忧虑呢？不想法纠正根本，而只是动些末节，就好像抽丝，只能是一团糟。应当让群臣文士都通儒术，恢复礼仪，使之成为法则。”高堂隆还认为，修改正朔，变换朝服颜色，改变徽号，变动器械，这是自古以来的帝王为新人耳日、改弦易辙的基本办法。所以要在三春称王，以便于使三统明达。于是又敦促修改旧服。明帝听从他的建议，将青龙五年（237）春三月改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朝服改为黄色，宗庙祭品尚白，按地正建丑，以农历十二月为正月。
后迁升光禄勋。明帝大肆修筑宫殿，雕饰观阁，凿取太行山的石英，开采谷城的文石，在芳林园建起景阳山，在太极殿北筑起昭阳殿。又铸造黄龙、凤凰等奇伟的野兽，用以装饰金墉殿、陵云台和陵霄阁。大耗人力，民工多达上万人，公卿大臣以至于学生，没有谁不为此出力。明帝也亲自掘上作为表率。但是，辽东不朝贡。悼皇后死，天下大雨不绝，冀州发水，漂没百姓财物。高堂隆上疏劝谏，言辞急切：
“天地间最大的品德是生，圣人最大的宝物是位。如何才能守住权位呢？用仁。如何才能聚集天下之人呢？用财。士民是国家的宝物，谷物衣服，又乃士民的命根，没有好的年成谷物不会丰收，没有劳力投人其中，衣物也不可能制造完成。因此帝王常常亲耕，用以劝导农民种庄稼，种桑养蚕，才能织衣服。因此要上告天庭，用来宣布自己的虔诚和措施。伊唐时代，厄运四起，洪水滔天，派鲧去治水，没有成效，于是又推大禹，随山砍树木，前后经历了二十二年。灾异之严重，空前绝后，而百姓劳作之勤苦的年月，也没有比这更长久的了。而尧、舜君臣，和平统治而已。大禹治水，设显九州，官员和平民，功臣和普通官吏都有不同等级，君子小人，各有服饰。而今并没有大禹时那种危急，却动用了各种人力大兴上木，让四边邻国都知道了，名声实在不好。如果载人史册，更不会流芳千古。因此，有国有家的人，近则取之于身边，远则取之于物，温馨养育，所以说‘圣贤君子，乃民之父母’。而今上下劳苦，疾病流行，年成又不好，饥饿备至，连年关都过不去。应当抚恤下民，解救他们的困顿。
“我察阅了古书的记载，天人之际，没有不发生感应的。因此古代圣贤，都敬畏上天的神明，遵循阴阳的规律，兢兢业业，惟恐有所违失。然后国家才能兴旺。德行与天神相符，发生灾异后，应当有所警惧，赶紧修养德行，这样才能昌延国运。至于末世，那些昏庸的君主，不遵守先王的法则，不采纳良臣的忠告，随心所欲，疏忽劝诫的作用，则很快就会招致亡国。
“天道显著，不必细说，再表人道。六情五性，人所共有，嗜欲、廉贞，各居其一。如果这些本性兴动于内，必然相互矛盾。如果欲望很强，而意志薄弱，则情性纵横，禁而不止。精诚不能制服，就会放纵无极。情性的本愿，必然是追求美好，而追求美好，没有人力财力不行，没有谷物绵帛也不能。如果情性过强，则人不堪其驱使，也无法满足其物质方面的要求。劳苦、欲求同时发生，灾祸也随之来临。因此不斩断情欲，就无法供其需求。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由此来看，礼义的制定，并不是拘泥自己，而是远离灾害而振兴国家的根本大法。
“而今吴、蜀两个敌国，决不是势单力薄的小贼。他们占据天险，拥兵众多，各自称帝，想和中国争一高低。如果有人来报告说，孙权、刘禅都讲究道德修养，主张节俭，减削积赋，不沉洒于玩好，尊重长老，遵守礼则。陛下听后，难道不会对其警惕，并不希望他们如此吗？因为他们这样做，就很难征伐，这不是国家的忧患吗？如果有人说，孙权、刘禅穷凶极恶，劳民伤财，敛聚民命，百姓吁暖，日甚一日。陛下听后，难道不会勃然忿起，想要讨逆伐贼，解救百姓吗？再者，难道不会庆幸敌人疲敝而讨伐容易吗？如果是这样，从别的角度来思考，这里的道理实在不难明了。
“秦始皇不修养道德的根基，却修筑阿房宫；不忧虑祸起萧墙，却修建万里长城。当时的君臣所以这样做，也都是想创立万世功业，让子子孙孙有天下。谁能想到在一个早晨，匹夫一呼应者如云，天下顿时倾覆。所以我认为，如果前代君王知道他们的所做所为会导致败亡，他们也就不会这样做了。因此亡国之君绝不会料到自己会灭亡，但终究还是灭亡；圣贤的君主总怕亡国，但终究不会亡国。从前的汉文帝可谓贤主，躬行约俭，流惠下民，而贾谊却以危言作比，说是天下即将倾覆，可为痛哭的事有一，可为流泪的事有二，可为长叹息的事有三。更何况天下凋弊，百姓没有任何储备，国家也没有够吃一年的积蓄。强敌在外，边境大军屯积，而国内却大兴上木，州郡不宁。如果出现敌人人侵的紧急情况，我担心天下有变，结果不堪设想啊。
“再说，将吏的俸禄已逐渐折减，与过去相比，不过五分之一而已。凡已去职者不再供给官粮，不应缴纳的财物也比过去增加一半。这说明现在官府财政收人应比过去多，但还是每每不足，征收牛肉这样的小税，前前后后也进行过多次。反而推之，这些费用，都出自何处呵。俸禄赏赐用的谷物和衣物，是君主用以让官吏和人民尽忠尽节的基本手段，而今连这点手段都废而不用，无异于不让吏民出力效命了。既得到这些吏民，却又失掉他们，人们怎能没有怨言呢！《周礼》说，大府掌管九赋之财，以便分配使用，人有其分，出有其所，彼此不相矛盾，都能满足其用。满足各自的用费之后，多余的财产便可供君王玩好。如天子用财，必须征询大臣。而今陛下与同在朝廷治理天下的人，不是三司九列，就是台阁近臣，都是心腹之人，应当无所忌讳。如果看见财物的增减而不敢陈述，从命奔走，惟恐不及，这只是具体理事之臣，不是耿直之臣。从前李斯教导秦二世说：‘作为皇帝而不敢放肆，天下就好像是监狱一样。’二世遵循此言，结果亡国。李斯也遭灭族之灾。因此司马迁认为李斯不能正直劝谏，所以告诫后世。”
明帝审阅奏书后，对中书监、中书令说：“看了高堂隆的奏书，使我感到畏惧不已。”
高堂隆得病很重，口述奏书说：
“曾子有病，孟敬子去看望他。曾子说：‘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臣下患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恐怕不久人世。我最担心的是自己的一腔忠言没有完全倾吐出来。臣下的赤诚，自然不敢与曾子相比，但还是希望陛下稍稍听我几句善言。如果能纠正过去的误谬，振作精神考虑未来的事业，让天人感应，四方百姓知道企慕道义，则麟、凤、龟、龙等四灵就会来献珍宝，玉衡就会显示吉祥。那样的话，就可以超越三王五帝，何止是谨守家业而已。
“我常常痛感世间的君主，他们常想效法尧、舜、汤、武的治绩，却在行动上重蹈聚、封、幽、厉的覆辙，他们无不嘲笑末世昏君，却在行动上不遵循虞、夏、殷、周的正则。可悲啊！如此所作所为，要想取得好的政绩，就好像上树捕鱼，烧水制冰，事与愿违。考察一下三代所以拥有天下的道理，无非是圣贤相承，统治数百年，致使普天之下莫非王上，莫非王臣，万国安宁，九州大同。鹿台的金银和巨桥的粮食，竟没有什么用场，照旧统治天下，这是什么气派！夏桀、商纣之徒，靠着自己的勇气，拒谏饰非，崇尚诌谈，兴建宫殿楼阁，喜好歌舞浮乐，作靡靡之音，沉溺于桑间淮上的曲调之中。上天不哀怜他们，蓦然回顾，国上已成为废墟，人民沦为奴隶。商纣的首级悬于太白之旗，夏桀败亡被流放到鸣条之地。商汤、周武登上天子宝座。难道他们是非凡之人吗？只是圣明君王的后代。六国之时，天下大乱，秦国兼并六国后，不修养道德，却建阿房宫，修长城，好大喜功，威服四夷，天下震恐。路上行人不敢说话，只能以眉目示意。他们以为根深叶茂，帝业永存万世，怎会想到二世而亡呢？近世汉武帝秉承文帝、景帝的家业，抗御外侵，大修宫殿，十多年间，天下喧嚣。于是听信越国巫者胡言，竟触怒天意，修建建章宫来镇巫，千门万户，终于导致江充蛊惑太子的变故，以至于宫室乖离，父子相残。所造成的危害，影响数朝。
“臣下观察在黄初（220一226）的时候，天象已降下劝诫，有奇怪的飞禽，在燕窝里长大，口爪和胸都是赤红色，这是魏室发生变异的征兆。应当谨防内部的乱臣贼子。可精选诸王，让他们掌管国事和兵权，镇抚皇哉，辅佐王室。从前周平王东迁，依靠晋、郑；吕后作乱，朱虚侯刘章予以平定。这些都是前代的经验教训。上天公正无私，只与有德者相亲。百姓如果感恩戴德，国运就会长久；如果怨声载道，就会将国传给能人。可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看来，所谓天下，决不是陛下一人之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臣下重病在身，气力渐消，已离开朝廷，返回故里。如果命归黄泉，魂而有知，一定报效陛下知遇之恩。”
明帝下诏说：“高堂隆廉洁直追伯夷，其正直超过史鱼，忠心耿耿，怎能小病未愈就归回故里呢？从前郁吉有好的德性，结果病好，而且长寿。贡禹信守节义，虽然病很重，但还是得以痊愈。望注意饮食，专心养病，自珍自爱。”高堂隆死后，家人遵照遗嘱，人硷时给他穿的只是一般的服装，简单地人葬。起初，在太和年间（227一233），中护军蒋济上疏说：“应依照古礼封禅。”皇帝下诏说：“听了蒋济的话，使我汗流侠背。”这事就放下了。过了几年，又议及此事，明帝让高堂隆修撰礼仪。听说高堂隆死了以后，明帝叹息说：“上天不让我成就封禅事，高堂隆丢下我就先死了。”高堂隆的儿子高琛继嗣爵位。
开始，在景初年间（237一239），明帝认为苏林、秦静等都老了，担心没有人能继承他们的学业，于是下诏说：“从前先圣死了以后，他们的遗言和教导，都在六艺中保留下来。六艺之中，礼最为重要，是一刻也不能离开我们日常生活的。末世风俗，违背根本，由来已久。所以阂子讥讽原伯不学无术，荀卿把秦二世的焚书坑儒视为最可耻的事。儒学被废弃后，良好的社会风气还怎能恢复呢？而今宿生巨儒，都年事已高，传统遗教，谁来继承？从前伏生将老，汉文帝让晁错继承其学；《谷梁传》研习的人越来越少，汉宣帝选十人学习。选有才能且能理解经义的三十人，随光禄勋高堂隆、散骑常侍苏林、博士秦静学习四经三礼，老师负责考试。夏侯 胜说过：‘士人不通经术是最大的毛病；如果能通经术，取官位如同拎地上的小草一样容易。’而今学者能精通经术，那么爵禄荣宠，自然而来，应该互相勉励啊！” 不几年，高堂隆等相继死去，学经的事就废弃了。
起初，任城栈潜在曹操时代历任县令，曾督守邺城。当时曹丕为太子，沉溺打猎，早出晚归。栈潜劝谏说：“王公设置险阻，目的是保卫国家，都城禁卫，用来保卫王城。《诗经• 大雅》说：‘宗室弟子居于城中，要保护城不被毁坏。’又说：‘如果宗室不能深谋远虑，我则进行劝谏。’如果耽溺于游猎，早出晚归，为了一日纵游的娱乐，忘记无边无尽的危害因素，我很不能理解。”曹丕很不高兴，但以后游猎次数倒是减少了。黄初中（220 一226），曹丕想把郭贵殡立为皇后，栈潜又上疏劝谏。这些情形记载在《后妃传》里。明帝时，劳役繁多，帝王的亲戚也都疏远了。栈潜上疏说：“天下有众多百姓，上天树立君王用以领导民众，哺育众生，因此被四方包围，不能叫天子，分裂疆域不能称诸侯。从三皇开始到唐尧虞舜，都主张在天下施行宽宏大量的政策，用德行治理天下，百姓信赖这样的天子。三王既已有所衰微，降及两汉，开明政治日益见少，丧乱日益增多。从此，天下不安。太祖曹操聪明威武，平定暴乱，恢复正统，创立帝业。文帝曹丕受天承命，开拓皇业，在位七年，兢兢业业。陛下圣明，继承大业，应当让天下太平，百姓安息。因为吴、蜀逆贼，尚未被平定，因此我们派征夫戍边，四边战事不断，旌旗到处高悬。六军不得安宁，水陆交通，从不停息。百姓丢弃农作，国家每天耗费千金。再大兴上木，动用劳工，数以万计，祖来等地的松树，布满山谷之间，各类奇石，在黄河、淮水上运输。疆域之内，莫非王上，让他们提供稿秸侄粟等物，用以充实苑囿，使林莽更盛，鹿兔更多。这样做实在危害农民，上地荒芜，疫病流行，民众心悴，以致损伤和气，颗粒无收。我所说文王立丰都，开始并不急迫，让百姓自愿而来，事半功倍，没有几日就完成了。灵沼、灵囿，百姓一起享用。而今宫室极高，雕饰极妙，忘记了有虞的总期，想往殷辛的华丽宫室，禁地有千里之大，华丽和阿房宫差不多，百役云集于乾。臣下担心民力用尽，不能再忍受如此繁重的劳役了。从前秦王依据函天险，平定诸侯，自以为德高三皇，功盖五帝，想永远称帝，但到了二世就灭亡了。这是因为枝干已折，根本已被拔出。圣王统治天下，应修养道德，使天下和睦。朝廷有良臣，则功业可建；如天下和睦，则安危同忧。根深才能叶茂，虽然经历盛衰不同时期，内外都有辅佐之臣。从前周成王年幼，未能亲政，周、吕、召、毕等人同在左右辅佐。而今既无卫侯、康叔这样人来监护，置于身边，又没有周公、召公这样的人出镇地方，加之还没有册立太子，没有天子继位之备，这些都是急迫的大事。愿陛下留心疆域，永保王位，则四海深感幸运之至”。后来任燕地中尉，因病未接受任命，后死去。
评：辛毗、杨阜，刚直不阿，高风亮节。敢于直谏，仅次于汲黯。高堂隆学业修明，有志匡正君失，每有变异，陈述己见，诚恳感人。确乃忠臣呵！但是他要求修改正朔，要求曹魏以虞舜时代为典范，又有些意气用事，缺乏变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