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善为天下者，未尝为苟且之说、速成之计，以求治于朝夕也；强力奋发以为之，至诚无息以持之。其初虽若迂阔而难就、澶漫而难立，而其终必将有所观。
汉唐以来，号为善治之君者，汉一文帝，唐一太宗。（切）〔窃〕观文帝即位之初，公私之情，尤可哀痛；矫伪告讦之风，尚未知教。贾谊上“太息”“痛哭”之书，劝之纷更，文帝则体吾之恭俭，舒迟以待之，宽厚以抚之，而未暇于纷更也。末年海内富庶，兴于礼义，黎民醇厚，几致刑措者，则文帝有以缓之也。太宗即位之初，关中旱蝗，户口未尽复，太乱之后难治，盗贼未息。封伦进刑名、杂伯之说，以求近效。太宗则行吾之仁义，持之不变，为之益力，而不求乎近效。终于斗米三钱，行不赍粮，夜户不闭，岁断死罪二十九，则太宗有以缓之也。盖恭俭仁义乃其为治之地，而行之以久者，乃其所以致效。
若夫武帝则不然。不施仁义，而切切于慕唐虞。其求治固甚锐也，公孙弘进“期年尚迟”之说以诱之，而武帝之心益荒。卒之海内虚耗，悔无可及，而唐虞之治益远。玄宗则又不然。不得治本，而急急于致太平。其责治何太早也！李石进日久月长之说以坚之，而帝之意已倦。卒之开元之治，日不逮前，而太平之功益难。吁！朝为贾而夕冀巨万之获，耕者未卒岁而乃求仓箱之积。为治不能迟之以岁月，而乃惑于苟且之说、速成之计。吾固知武帝、玄宗之治戛戛乎其无验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