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至邲(1)之战，偏(2)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夫庄王之舍(3)郑，有可贵之美．晋人不知其善，而欲击之。所救已解，如挑与之战，此无善善之心，而轻救民之意也，是以贱之。而不使得与贤者为礼。秦穆悔蹇叔(4)而大败，郑文轻众而丧师。《春秋》之敬贤重民如是。是故战攻侵伐，虽数百起，必一二书(5)，伤其害所重也。问者曰：其书战伐甚谨，其恶战伐无辞，何也？曰：会(6)同之事，大者主(7)小，战伐之事，后者主先。苟不恶，何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恶战伐之辞已。且《春秋》 之法，凶年不修旧，意在无苦民尔。苦民尚恶之，况伤民乎？伤民尚痛之，况杀民乎？故曰：凶年修旧则讥，造邑则讳。是害民之小者，恶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恶之大也。今战伐之於民，其为害几何？考意而观指，则《春秋》之所恶者，不任德而任力，驱民而残贼之。其所好者，设而勿用，仁义以服之也。《诗》 云：“弛(8)其文德，洽此四国。”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断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难者曰：《春秋》之书战伐也，有恶有善也。恶诈击而善偏(9)战，耻伐丧而荣复仇。奈何以《春秋》为无义战而尽恶之也？曰：凡《春秋》之记灾异也，虽亩有数茎，犹谓之无麦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战攻侵伐不可胜数，而复仇者有二焉。是何以异于无麦苗之有数茎哉？不足以难之，故谓之无义战也。以无义战为不可，则无麦苗亦不可也。以无麦苗为可，则无义战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偏战也，善其偏；不善其战，有以效(10)其然也。《春秋》爱人，而战者杀人，君子奚说善杀其所爱哉？故《春秋》之於偏战也，犹其於诸夏也。引之鲁，则谓之外，引之夷狄，则谓之内。比之诈战，则谓之义；比之不战，则谓之不义。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谓善盟；战不如不战，然而有所谓善战。不义之中有义，义之中有不义。辞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达思者，其孰能知之？《诗》云：“棠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由是观之，见其指者，不任其辞。不任其辞，然后可与适道(11)矣。
司马子反(12)为其君使。废君命，与敌情，从其所请，与宋平(13)。是内专政而外擅名也。专政则轻君，擅名则不臣，而《春秋》大之，奚由哉？曰：为其有惨怛之恩，不忍饿一国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远之而大，为仁者自然而美。今子反出己之心，矜(14)宋之民，无计其间，故大之也。难者曰：《春秋》之法，卿不忧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为楚臣，而恤宋民，是忧诸侯也；不复其君而与敌平，是政在大夫也。溴梁之盟，信在大夫，而诸侯刺之，为其夺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夺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间也。且《春秋》之义，臣有恶，擅名美(15)。故忠臣不显谏，欲其由君出也。《书》曰：“尔有嘉谋嘉猷(16) ，入告尔君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此谋此献，惟我君之德。”此为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复，庄王可见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国之难为不得已也。奈其夺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於变，常用於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今诸子所称，皆天下之常，雷同之义也。子反之行，一曲之变。独修之意也。夫目惊而体失其容，心惊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于惊之情者，取其一美，不尽其失。《诗》 云：“采葑采菲，无以下体。”此之谓也。今子反往视宋，闻人相食，大惊而哀之，不意之至于此也，是以心骇目动而达常礼。礼者，庶(17)于仁、文，质而成体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礼？方救其质，奚恤其文？故曰“当仁不让”，此之谓也。《春秋》之辞，有所谓贱者，有贱乎贱者。夫有贱乎贱者，则亦有贵乎贵者矣。今让者《春秋》之所贵。虽然见人相食，惊人相爨，救之忘其让，君子之道有贵於让者也。故说《春秋》者，无以平定之常义，疑(18)变故之大则(19)，义几可谕矣。
【注释】
(1) 邲：地名，春秋郑国内，在今河南荣阳北。公元前597年晋、楚两国在那发生战争，结果晋国失败。 (2) 偏：出乎意料。 (3) 舍：指解围。 (4) 蹇叔：人名，秦国大夫。 (5) 一二书：形容按顺序先后一字不漏，记载详细、清晰。 (6) 会同：会面议和。 (7) 主：为主。 (8) 弛：施行。 (9) 偏：指战阵。 (10) 效：验证，证明。 (11) 适：合适，一致。 (12) 司马子反：人名，楚国大夫。 (13) 平：议和，讲和。 (14) 矜（qín) ：怜惜，体恤。 (15) 臣有恶，擅名美：此句不通，应为“恶臣擅君名美。” (16) 猷：谋略。 (17) 庶：同“摭”，拾，拣。 (18) 疑：同“凝”，停止。 (19) 大则：大的原则，这里指大义。
【 译文】
《春秋》一般用语，不给夷狄一类人而给中原一带的人以礼义，到了晋楚两国在邲地交战之后，出人意料地反过来，这是什么原因？我认为：《春秋》没有一贯通用的用词方法，是随着变化改动用语。现在晋国变化而成为夷狄一样，楚国变化成为君子国，所以改变用词来适应所记之事。楚庄王围郑后放弃攻打郑国，有可尊敬的美德，晋国不了解楚国的善意，而要攻击楚人。所要救援的郑国已经解除围困，如果继续向楚国挑战，这就没有了把善意当作好意的思想，却轻视救济百姓的心意，所以《春秋》轻视晋国。并不让它能够和贤能的国君有礼仪交往。秦穆公慢待蹇叔的建议，而遭遇大败。郑文公轻视自己的部将，而丧失了军队。《春秋》尊重贤能看重百姓就是这样。因此作战进攻，侵略征伐，虽然有几百起，一定记载清晰，是因为战争的伤害很严重。发问的人说：《春秋》记载战争征伐十分谨慎，它厌恶战争征伐没有词语表示，这是为什么？我认为，矛盾双方会面谈和的事，大国要以小国为主；交战征伐的事，攻伐者要先以被攻伐者为主。如果不厌恶征战之事，为什么让发动战争的人居于下位？这就是《春秋》厌恶战争征伐的用语。《春秋》的用语原则是：灾荒之年不装修旧的建筑，用意在于不使百姓更加困苦。使百姓更困苦尚且厌恶，何况伤害百姓呢？伤害百姓尚且痛恨，何况屠杀百姓呢？所以说：灾荒之年修饰旧的建筑就要受到指责。建筑大的城邑，就是忌讳之事。这些伤害百姓中的小事，是罪恶中的小事；这些伤害百姓中的大事，就是罪恶中的大事。现在征战讨伐对于百姓，它造成的祸害有多大？考察其本意和指向，《春秋》所厌恶的是，不用德行只凭借武力，驱赶百姓并残害他们。统治者喜好的兵刑之类，虽设置却不使用，要用仁义使百姓服从。《诗经》说：“施行礼乐之类的文德．使周围各国团结和睦。”这是《春秋》推崇的善良。德行不足以使身边的人感到亲切，礼乐、文德不足以使远方的人前来投奔，却公鸡好斗似的用战争来对待，这当然是《春秋》最疾恨的，完全不是正义。问难的人发问：《春秋》记载战争征伐，有善有恶。以欺诈的方法作战为恶，以阵地战为善，以攻伐治丧方为耻辱，而以复仇当作光荣。为什么认为《春秋》记载的没有正义战争而全部认为是丑恶的战争呢？我认为：凡是《春秋》记载战争灾害，即使垄苗上有几棵庄稼，还记载没有麦苗。如今天下广阔，已有三百年之久，战争侵伐不能计算清楚，而复仇战争只有两次。这和没有麦苗的记载和只有几棵苗有什么不同？这种情况不足以向《春秋》问难，所以可以说《春秋》没有正义战争。认为《春秋》没有正义战争是不可以的，那么土地上没有麦苗的记载也不可以；认为土地上没有麦苗的记载可以，那么没有正义战争的记载也可以。如同《春秋》对阵地战一样，认为战阵善，不是认为战争善，有用以验证这种看法的方法。《春秋》爱惜百姓，而战争要屠杀百姓，君子怎么能说杀戮自己所爱惜的人是善呢？所以《春秋》对待阵地战的态度，如同他对中原各国的态度一样。引用鲁国，说明与鲁不同的外狄；引用外狄，说明与之不同的诸夏各国。用欺诈战争作比喻，是说明正义战争；用不作战来比喻，是为了说明战争的不正义。所以盟誓不如不盟誓，然而有所说的好的盟誓；作战不如不作战，然而有所说的好的战争。不义当中有正义，正义当中有不正义，用语不能把所有的情况全都说到，全包涵在所指的“义”当中，不是深入思考的人，怎么能了解这个道理呢？《诗经》说：“棠棣花的花瓣，相反然后再相合。难道不思念你吗？是你离家太远。”孔子说：“还未加思索，有什么遥远可谈！”由此看来，见于旨意中的，不用词语区分，不用词语区分，然后就可以和道义一致了。
司马子反替国君出使，背弃了国君的使命，用真实的情况与敌国沟通，同意了宋国的请求，和宋国议和。这是在国内独自主政，在国外独自占有好的名声。独自主政就要轻视国君，独自占有好名声就不能行臣之道，可是《春秋》却传播他的名声，为什么呢？我认为：是因为司马子反有恻隐之心，不忍心使全城的百姓受到饥俄之苦，让他们互相将对方当作食物。推广恩惠，就要将它推广扩大，实行仁爱，自然美好。如今司马子反表现出自己的恻隐之心，体恤宋国的百姓，不计较自已独自有决定权的问题，所以《春秋》就使他的名声传播开来。问难的人说：《春秋》的记事规则是：卿不替别的诸侯忧虑，政权不在大夫手中。子反身为楚国大夫却体恤宋国百姓，这是替别的诸侯忧虑，不向自己的国君回复就和敌国讲和，这是政权掌握在大夫手中的表现。溴梁的盟会，决定权确实在大夫手中，所以诸侯批评这种现象，因为大夫夺取了国君的尊严。议和一事由大夫完成，也是夺取了国君的尊严，可是《春秋》却传播他们的名声，这是对《春秋》记载上的疑惑。况且《春秋》大义，是讨厌臣子占有国君的好名声。所以忠信之臣不宣扬自己进谏的内容，希望好的意见主张由国君自己提出来。《尚书》说：“你有好的谋略、建议，进入到朝廷之内报告给你的国君，你可在朝廷之外听从君命，说：这个好计策，只有我的国君才能有这种德行。”这是做人臣的规则。古代的好大夫，他们服事国君全都如此。现在子反出使的地方离国君很近却不向国君回复，楚庄王可以看见却不向他报告，全因他要解除楚宋两国的危难而不得不这样做。对说他夺取国君美名又怎样？这也是对《春秋》记载的迷惑。我认为：《春秋》评价事件的原则，虽然有固定不变的，也有变化的。变化的对变化的事适用，不变的对不变的事适用，各自限于本来的事件，彼此互相并不妨碍。如今诸位所说的情况，全是天下固定不变的情况，道理也完全相同。子反的做法，是一种 应变。是独自在实行正义。视觉受到惊动身体就会失去常态，思想受到惊动事情就要有的被遗忘，这是人的常情。和外界惊动相联系的情感，要用它好的积极方面，不要用尽和它失于常态的消极方面。《诗经》说：“采完葑菜采菲菜，却没有采下菜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今子反前去观察宋国的情况，听说宋人有人相食的情况，感到非常吃惊并很可怜他们，没有意料到宋国竟然到这种程度，因此使自己的视觉受到惊动而违反了常礼。礼与仁义和表现形式相合，实质又都以仁义为本体。如今让人相食的情况发生，就失去了仁爱，还怎样体现礼义？刚刚解救了礼的本体仁爱，何必要体恤礼的形式呢？所以说“当行仁爱时，即使对老师也不谦让。”说的就是这一个道理。《春秋》用语，有所谓低贱用词，有比低贱更低贱的用词。有比低贱更低贱的用词，就有比尊贵还尊贵的用词。现在被责备的人是《春秋》所尊贵的。虽然见到人相食的情况，被用人的骸骨烧火震惊，拯救他们忘记了被责让的事，君子的做事原则有比被责让更重要的。所以研究《春秋》的认为，没有固定不变的义，停止改变义的大原则，义差不多就可以明白了。
《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1)，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为大，弗察弗见，而况微渺者乎？故按《春秋》而适往事，穷其端(2)而视其故，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齐顷公(3)亲齐桓公之孙，国固广大而地势便利矣，又得霸主之余尊，而志加于诸侯。以此之故，难使会同而易使骄奢。即位九年，未尝肯一与会同之事，有怒鲁卫之志，而不从诸侯于清丘(4)、断道(5)，春往伐鲁，入其北郊，顾返伐卫，败之新筑(6)。当是时也，方乘胜而志广，大国往聘(7)，慢而弗敬其使者。晋鲁俱怒，内悉其众，外得党与曹、卫，四国相辅，大困之鞌(8)，获齐顷公，斮逄丑父(9)，深本(10)顷公之所以大辱身，几亡国，为天下笑，其端乃从慑鲁胜卫起。伐鲁，鲁不敢出，击卫，大败之，因得气而无敌国以兴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11)也。自是之后，顷公恐惧，不听声乐，不饮酒食肉，内爱百姓，问疾吊丧，外敬诸侯。从会与盟，卒终其身，国家安宁，是福之本生於忧，而祸起於喜也。呜呼！物之所由然，其于人切近，可不省邪？
【注释】
(1) 传：注解。著：显著，显明。 (2) 端：原委。 (3) 齐顷公：齐桓公儿子惠公所生之子。 (4) 清丘：古地名，春秋卫地，在今河南濮阳县东南。 (5) 断道：古地名，在今河南济源县西。 (6) 新筑：占地名，在春秋时齐国、卫国交界处。 (7) 聘：古代诸侯之间或诸侯向天子的问候。 (8) 塞：古地名，春秋齐国境内。在今山东济南市。 (9) 逄丑父：齐顷公的保镖。 (10) 本：朔求本原，探求本原 (11) 效：验证。
【译文】
《春秋》记载天下得失，并可发现所以有得有失的原因。特别幽暗隐晦却很明显，不加解释说明却很清楚明白，对此不可不明察。泰山的高大，不看还不知道，更何况细微的东西呢？所以根据《春秋》可以推知往事，考察事情的原委，观察其最终的结果，有抱负的君子，有喜事的人，不可以不审慎对待。齐顷公亲为齐桓公的孙子，齐国国土本来就广大，地势有很多有利条件，又取得霸主的尊严，有心对诸侯采取侵夺行动。因为这个缘故，很难使诸侯各国同他汇集在一起商议合作，却很容易让他骄傲奢侈。继承君位九年，从未有过一次集会商议合作的事。有恼怒鲁国、卫国的想法，却不和诸侯们在清丘、断道等地会面。春天出发攻打鲁国，进入鲁国的北郊，却又回过头来攻打卫国，在新筑打败了卫国军队。在当时，齐军乘战胜的大势扩大自己的意志，各大国都派使臣前往问候，齐国轻慢、不尊敬各国使臣。晋国、鲁国全部愤怒，在国内动员兵众，在国外得到曹国、 卫国的支持。晋、鲁、曹、卫四国互相支持，在鞌地给齐国造成困境，俘虏齐顷公，杀死顷公的保镖逄丑父。深入探讨齐顷公所以受到最大羞辱，差一点亡掉自己的国家，被天下人耻笑的原因，其开端就是从威吓鲁国、战胜卫国开始。攻打鲁国，鲁国不敢出城迎战，攻打卫国，大败卫国，于是志得气勇，心中再无敌手，所以出现忧患和灾难。所以说，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有可喜的一面，但不可不警戒自己。这就是证明。从此以后，齐顷公心存恐惧，不敢再听音乐，不敢饮酒吃肉，在国内对百姓仁爱，慰问有病和有丧事的人，在国外尊敬诸侯。经常参加诸侯间的会面与盟誓，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国家安定太平。这就说明幸福原来从忧患中产生，灾难是在欢喜中出现的。唉！事物的产生，和人的行为非常切近，难道可以不省察吗？
逄丑父杀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谓知权？丑父欺晋，祭仲(1)许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为，难於祭仲，祭仲见贤而丑父犹见非(2)，何也？曰：是非难别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贵；获虏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贱。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贵以生其君，故《春秋》以为知权而贤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贱以生其君，《春秋》以为不知权而简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荣之与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为也，前枉而后义者，谓之中权。虽不能成，《春秋》善之，鲁隐公、郑祭仲是也。前正而后有枉者，谓之邪道。虽能成之，《春秋》不爱，齐顷公、逄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无乐．故贤人不为也，而众人疑焉。《春秋》以为人之不知义而疑也，故示之以义，曰国灭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为人性命也。天之为人性命，使行仁义而羞可耻，非若鸟兽然，苟为生，苟为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顺人理，以至尊为不可以加于至辱大羞，故获者绝之。以至辱为亦不可以加于至尊大位，故虽失位弗君也。已反国复在位矣，而《春秋》犹有不君之辞，况其溷然方获而虏邪。其于义也，非君定矣。若非君，则丑父何权矣？故欺三军为大罪於晋，其免顷公为辱宗庙于齐，是以虽难而《春秋》不爱。丑父大义，宜言于顷公曰：“君慢侮而怒诸侯，是失礼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无耻也而复重罪。请俱死，无辱宗庙，无羞社稷。”如此，虽陷其身，尚有廉名。当此之时，死贤於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荣，正是之谓也。由法论之，则丑父欺而不中权，忠而不中义，以为不然？复察《春秋》 。《春秋》之序辞也，置王于春正(3)之间，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后可以为王也云尔。今善善恶恶，好荣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 在人者听之，则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耻，有廉耻者，不生于大辱，大辱莫甚于去南面之位而束获为虏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视死如归。”谓如顷公者也。
《春秋》曰：“郑伐许。”奚恶于郑而夷狄之也？曰：卫侯遫卒，郑师侵之，是伐丧也。郑与诸侯盟于蜀，以(4)盟而归，诸侯於是伐许，是叛盟也。伐丧无义，叛盟无信，无信无义，故大恶之。问者曰：是君死，其子未逾年，有(5)称伯不子，法辞其罪何？曰：先王之制，有大丧者，三年不呼其门，顺其志之不在事也。《书》 云：“高宗谅暗，三年不言。”居丧之义也。今纵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逾年即以丧举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6)失其子心，故不复得称子，谓之郑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丧叛盟，得罪诸侯，诸侯怒之未解，恶之未已。继其业者，宜务善以覆之。今又重之，无故居丧以伐人。父伐人丧，子以丧伐人，父加不义于人，子施失恩于亲，以犯中国，是父负故恶于前，己起大恶于后。诸侯果怒而憎之，率而俱至，谋共击之。郑乃恐惧，去楚而成虫牢(7)之盟是也。楚与中国侠(8)而击之，郑罢疲危亡，终身愁辜。吾本其端，无义而败，由轻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知其为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郑伯既无子(9)恩，又不孰计，一举兵不当，被患不穷，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称子，去其义也；死不得书葬，见其穷也。曰：有国者视此。行身(10)不放义，兴事不审时，其何(11)如此尔。
【注释】
(1) 祭仲：郑国大夫。他曾用欺骗的方法，使齐侯免于被晋国俘虏。 (2) 非：责备，批评。 (3) 春正：即上天和人。“春”是上天所制定，“正”是君主所为，君主“正”的是人。所以君主是处在“天”和“人”之间。 (4) 以：同“已”。 (5) 有：同“又”。 (6) 施：同“弛”。废弃。 (7) 虫牢：古地名，春秋郑地，今河南封丘县北。 (8) 侠：同“夹”。 (9) 子：子嗣。 (10) 行身：做人，为人。 (11) 何：误字，应为“祸”。
【译文】
逄丑父死掉自己却使国君生还，怎么可以说他不知权变呢？逄丑父欺骗了晋国，郑国祭仲答应宋国的要求，都是用虚伪代替正直，却使自己的国君得以存活。然而逄丑父的所做所为，比祭仲更难，可是祭仲被称为贤，而逄丑父还要被批评，这是为什么？我认为：是非难以区分就表现在这一点上。这些看起来很相似的事，却有不同的道理，不能不仔细分析。抛开君位避开兄弟纷争之事，是君子特别看重的；被俘之后逃脱的事，是君子特别看不起的。祭仲用人们尊重的办法安排自己的国君，使国君得以生还，所以《春秋》认为他了解义的权变所以认为他贤。逄丑父用人们轻视的办法安排自己的国君而使国君生还，所以《春秋》认为他不知权变而忽视了义的重要。他们二人全是用虚伪代替正直而使国君存活，在这一点上相似；但让自己的国君光荣还是让自己的国君受屈辱，却有不同之理。所以凡是人们有所作为时，先用虚伪的方法，之后再用正义的方法，称作符合义的权变。即使不能成功，《春秋》却认为他善，鲁隐公、郑祭仲就是这类人。先用正义的方法，之后再用虚伪的方式，被称为邪道，虽然能够成功，《春秋》却不喜欢，齐顷公、逄丑父就是这类人。冒犯最大的羞辱而活下来，他的感情上没有快乐，所以贤人不去做，而普通人也要迟疑，《春秋》以为人们不知大义而迟疑，所以用大义宣教他们，认为国家灭亡、国君为国而死是正义的。所谓正义，就是上天决定人的性命具有正义。上天决定人的性命，让人类实行仁义而把可耻当作羞辱，不象鸟兽一样，对付着活命，对付着追求利益罢了。因此《春秋》推求上天实施仁义的原则，随从人类的常理，认为最高的尊贵不可以加在大羞大辱之上，所以俘获之后要使之绝命。认为大羞大辱不可以加在至尊之上，所以国君虽然失去君位就不以君相称。已经返回国内恢复王位了，《春秋》仍有不称君这类用词，何况对混混噩噩刚被俘获的俘虏了。这样人用义来衡量，不是国君是肯定的。如果这类人不是国君，那么逄丑父之死还有什么权变可谈。所以逄丑父欺诈三军是对晋国有大罪，他使顷公在齐国避免了污辱自己的宗庙，所以做法虽困难，《春秋》 却不喜欢。逄丑父如知大义，应该对顷公说：“你轻慢侮辱诸侯并使他们愤怒，这是失大礼。如今受到大的羞辱还不去死，这是不知道羞辱而重新犯罪。我请求咱们一起去死，不要污辱宗庙，不要污辱社稷。”像这样，虽然身陷敌手，尚可保有廉洁的名声。在这个时候，死比生更好。所以君子活着受羞辱，不如死了有荣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根据《春秋》的记事原则分析，逄丑父欺诈对方又不合权变，忠心却不符合义，认为不是这样吗？请重复考察《春秋》。《春秋》用词，把君主安排在“春”和“正”之间，不是说君王对上尊奉天命行事，对下是管理百姓，然后可以出任国君吗？
现在看能以善为善，以恶为恶，喜好荣誉憎恶羞辱，不是人类生来俱有的思想，这是上天教给人类的。君子以上天交给人类的思想统治人类，逄丑父就是不忠。上天交给人类的思想，使人有了廉耻之心。有廉耻之心的人，在受到大的羞辱后就不再活着。最大的羞辱没有比抛弃国君之位而被敌人俘获后成为俘虏更大的了。到了不能躲避的时候，君子把死亡看作如同回家一样容易。”说的就像齐顷公这类人。
《春秋》记载：“郑国攻伐许国。”为什么厌恶郑国而把它视为夷狄呢？我认为：卫国的国君遫死后，郑国的军队侵略卫国，这是趁人家办丧事攻伐人家。郑国和各诸侯在蜀地盟誓，在盟誓之后就回国了，诸侯也都回去了，于是郑国攻打许国，这是背叛了盟誓。攻打有丧事的国家，违背大义，背叛盟约不诚信，没有大义和不诚信，本来就应特别厌恶。问难的人说：这个国君死亡后，他的儿子继承王位没超过一年，又称伯，不称子，按记事规则，这种用语是什么罪过？我认为：先王的制度，有父丧的人，三年不上门叫人，这为了随顺他的想法而不注重是否办事。《尚书》说：“高宗居丧庐，三年不说话。”这是居丧的规则。如今即使不能做到这一点，为什么别人的父亲死去不足一年就趁人家守丧时发动军队攻击？《春秋》因为他缺少恩德，并且废置父子之道，所以不再称他“子”，而称他郑伯，为了羞辱他。况且他的先父郑襄公攻打有丧事的国家，背叛盟约，得罪了诸侯，诸侯对郑国愤怒还未消除，厌恶他还没结束。继承他的君位的，应该从善来改变对他的看法，如今又加重罪过，毫无缘由地在许国居丧时攻打它。父亲在别人居丧时攻伐，儿子又在别人居丧时攻伐别人，父亲将不义加施于别人，儿子又对亲戚施行不义，而进犯中原，这是父亲占有旧恶在先，自己又做大恶在后。诸侯全都愤怒并憎恨他们，所以全都来盟会，商议共同攻伐他。郑国才感到恐惧，背离楚国，结成虫牢之盟就是这种表现。楚国和中原各诸侯国南北夹击它，郑国陷入疲惫危险的境地，一生都又犯愁又苦恼。我探求其原因，就是因为不行仁义而失败，由于轻心造成这样的。孔子说：“领导大国，办事要谨慎严肃并诚信。”因为了解信义的重大，所以认真而谨慎。如今郑伯既没有接继的恩德，又不深思熟虑，一旦发兵征伐不合适，遭受的祸患无穷，这是咎由自取。所以活着的时候不能称他“子”，是认为他无义，死了以后又不记载下葬，是为了表现他的罪过。我认为：统治国家的人要看到这些。做人不按义来做，做事不考虑时机，祸患就如同这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