谓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1)之所重，小人之所轻。是故(2) 治国之端在正名。名之正，兴五世，五传之外，美恶乃形，可谓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见。
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3)其功。《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人唯有终始也，而生不(4)必应四时之变。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虽生天气及奉天气者，不得与天元本、天元命而共违其所为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为也。继天之所为而终之也。其道相与共功持业。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为于此恶施于人？大其贯承意之理矣。
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5)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6)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7)大行。
非其位而即之，虽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缪公是也。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吴王僚是也。虽然，苟能行善得众。《春秋》弗危，卫侯晋以立书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缪受之先君而危。卫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见得众心之为大安也。故齐桓非直弗受之先君也。乃率弗宜为君者而立，罪亦重矣。然而知恐惧，敬举贤人，而以自覆盖，知不背要盟以自湔(8)浣也，遂为贤君，而霸诸侯。使齐桓被恶而无此美，得免杀戮乃幸已，何霸之有！鲁桓(9)忘其忧而祸逮其身，齐桓忧其忧而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优而不忧者凶，有忧而深忧之者吉。《易》曰：“复自道，何其咎。”此之谓也。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难，人主之反道以除咎甚易。《诗》云：“德輏(10)如毛。”言其易也。
公观鱼于棠，何？恶也。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义者，利败之也。故君子终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夫处位动风化者，徒言利之名尔，犹恶之，况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11)求金，皆为大恶而书。今非直使人也，亲自求之，是为甚恶。讥何故言观鱼？犹言观社(12)也，皆讳大恶之辞也。
《春秋》有经礼，有变礼。为(13)如安性平心者，经礼也。至有于性，虽不安，于心，虽不平，于道，无以易之，此变礼也。是故昏(14)礼不称主人，经礼也。辞穷(15)无称，称主人，变礼也。天子三年然后称王，经礼也。有故则未三年而称王，变礼也。妇人无出境之事，经礼也。母为子娶妇，奔丧父母，变礼也。明乎经变之事，然后知轻重之分，可与适权矣。难者曰：《春秋》事同者辞同。此四者俱为变礼，而或达於经，或不达於经，何也？曰：《春秋》理百物，辨品类(16)，别嫌微。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坠谓之陨，螽(17)坠谓之雨，其所发之处不同，或降於天，或发於地，其辞不可同也。今四者俱为变礼也同，而其所发亦不同。或发於男，或发於女，其辞不可同也。是或达於常，或达於变也。
桓之志无王，故不书王，其志欲立，故书即位。书即位者，言其弑君兄也。不书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隐不言立，桓不言王者，从其志以见其事也。从贤之志以达其义，从不肖之志以著其恶。由此观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两省也。
【注释】
(1) 大人：指君王，统治者。 (2) “是故”一句：看似与上下文不同，有人怀疑此句为错简之语。 (3) 遂：成就，完成。 (4) 不：疑为“死”字。 (5) 正：确定。 (6) 竟：同“境”。 (7) 化：教化。 (8) 湔（jiān） ：洗。 (9) 鲁桓：指鲁桓公。桓公篡夺权力而自立为君，最终在齐国被杀。 (10) 輏（yóu）：轻。 (11) 賻（fǘ）：以财物帮助人办丧事。 (12) 观社：观看社祭。古人社祭时男女混杂，所以说观社为非礼。 (13) 为：疑为“谓”字。 (14) 昏：同“婚”。 (15) 辞穷：指古婚礼时写明诸侯派谁迎娶或纳币。因为按礼规定，不应写明诸侯本人派谁去迎娶、纳币，只能写他的母亲派人，如果母亲不在世，似无人使，称为“辞穷”。 (16) 辨品类：辨别人的品质，区分物的种类。 (17) 螽（zhōng）：蝗虫。
【译文】
称一为元，是因为一是一切事物的开始。了解元年的内涵，是统治者看重的，普通人轻视的。所以管理国家的开端在于使名称正确。名称端正，可振兴五代，在《春秋》五家传注之外，美好丑恶全可以表露出来，可以说能发现事物的真面目，不是子路一类人能发现的。
只有圣人能够将万物归属为一，将它们和“元”联系起来。最终不能追溯到将万物归为一的本源便这样接续下来，就不能有什么结果。所以《春秋》将“一”改称为“元”。元，就是本源，它的意思是随顺天地的产生而产生的。所以人生是有始有终的，而生、死一定要与四季的变化相适应。所以元，就是万物的本源。而人的本源也在其中。在什么地方？原来在天地产生之前。所以人虽生于天气和尊奉天气行事，却不能和上天同时以元为本，尊奉天命，而共同违背自己的本源。所以春天正月，是承顺上天的安排。也是按照这种上天的安排结束这一个月的。它的原则是和天地共同成就功业，怎么可以说人的本源就是天地的本源呢！天地的元又为什么影响到人类社会呢？大体上说是人顺承了上天的原理。
因此《春秋》的原则，用元气确定上天的开始，用上天的开端确定君王的政事，用君王的政事确定诸侯接继王位，用诸侯接继王位确定国内的统治。这五样都确定，教化就可以广泛实行。不是自己的王位而要继承它，即使是从先父那里继承的，《春秋》也认为危险，宋缪公就是如此。
不是自己应继承的王位，更没有从先父那里继承，自己却要继承，《春秋》也认为危险，吴王僚就是这样人。虽然是这两种情况，如果能行善并得到民众拥护，《春秋》不认为危险，卫侯晋被立，《春秋》上先记为“立晋”，以后又记为“葬卫宣公”就是这种情况。上面的情况都不应该被立，而宋缪公从先父那里继承君位却很不稳定。卫宣公不是从先父那里继承君位却不危险，由此可以发现得到民心拥护是最大的安定。所以齐桓公不是直接从先父那里接受王位。大体上讲不应该立为国君的却被立了，罪过是很重的。然而如果治国知道恐惧，能选拔贤人，可以掩盖自已被立位时的缺陷，知道不背叛盟约，可以洗雪自已的缺点，让齐桓公承受恶名而没有这种美名，能够免除被杀已经是万幸了，还有什么称霸一说呢！鲁桓公忘记自己治国的忧患而灾祸降到自已身上。齐桓公对自己治国的忧虑感到十分严重，而立下了功绩。推而广之，凡是有忧患却不知忧患的人，结果一定要凶，有了忧患而能深入知道这种忧患危险的人，结果可能是吉。《易经》说：“复返自身之道，哪有什么祸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平凡百姓违背正常之道若免除祸害还困难，君主如违背正常之道要免除祸害就很容易。《诗经》说：“德行小得如同鸿毛。”是说很容易。
鲁隐公到棠地观赏鱼，怎么评论？厌恶这一行为。人的本性，没有不喜欢仁义的，然而不能行仁义的，是利使之败坏了。所以君子整日谈话也涉及不到利益，目的是用不谈利益的方式表达羞愧对待利益罢了，羞愧谈利为了堵塞逐利的源头。居处君位能够改变风化的人，只是空口谈利而已，对此尚且厌恶，何况对逐利之事了？所以君王派人去寻求丧事的资助、求得金钱援助，全是大恶，所以《春秋》记载此事。如今不仅仅派人去求利，竟亲自去寻求利，这就更加讨厌。指责鲁隐公为什么要说观鱼呢？这就如同说观看社祭一样，全是应该避讳的大恶用语。
《春秋》有固定传统的礼，有可以权变的礼。如果使人情安定心绪平和的，是传统的礼。至于对人性，虽然不能使之安定，对人心虽然不能使之平和，但对大的处世原则，却没有什么改变，这是变化的礼。所以婚礼上不称父兄师友之名，这是传统礼节。婚礼上因无母亲在场而辞穷之时，称父兄师友之名，这是权变的礼节。天子居丧三年，然后才可以继位称王，这是传统的礼节。有变故未居丧三年而继位称王，这是权变的礼节。妇女没有需要出国境的事务，这是传统的礼节。母亲给自己的儿子娶媳妇而出国境，为了奔父母之丧而出国境，这是权变的礼节。明瞭传统礼节和权变礼节所允许的事，之后可以知晓轻重的分别，这样就可以参与适度的权变了。问难的人又问道：《春秋》记载同类事的用语相同。上面所述四类全为权变之礼，可是有的与儒家经典相通，有的和儒家经典不通，这是为什么？我认为：《春秋》分析百物，辨别人、物之品类，区分美恶贵贱。是遵循事物的自然之理。所以星从天空坠落称作陨，像蝗虫一样的水滴从天空坠落称作雨，它们产生的地点不同，有的从天而降，有的则是产生于大地，记载它们的用语不可相同。如今这四类全为权变之礼这一点相同，而它们出现的地点也不同。有的从男人身上发生，有的在女人身上发生，用辞不可以相同。这就是有的与传统不变的礼相通，有的和权变之礼相通。
《春秋》关于鲁桓公的记载，没有用表示周历的“王”字，是故意不写“王”字。桓公的想法是要继承王位，所以《春秋》记载说“即位”。记载说“即位”表示他杀死了做国君的兄长。不写“王”宇，用来表示他违背了周天子。所以鲁隐公时《春秋》不记“即位”，桓公时不写“王”字，都是表示他们篡位的想法而使他们的恶行表现于历史上。遵从贤能人的想法是为了表现他们的义，遵从不贤人的想法是为了表现他们的恶。由此看来，《春秋》认为善良的，是善良，认为不善的，是不善，这两种情况不能不分辨清楚。
经曰：“宋督弑其君与夷。”《传》言：“庄公冯杀之。”不可及於经，何也？曰：非不可及於经，其及之端眇(1)，不足以类钩之，故难知也。《传》曰：“臧孙许(2)与晋郤克同时而聘乎齐。”按经无有，岂不微哉。不书其往而有避也。今此《传》言庄公冯，而於经不书，亦以有避也。是以不书聘乎齐，避所羞也。不书庄公冯杀，避所善也。是故让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与其子而与其弟，其弟亦不与子而反之兄子，虽不中法，皆有让高，不可弃也。故君子为之讳不居正之谓，避其后也乱。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义，善无遗也。若直书其篡，则宣缪之高灭而善之无所见矣。难者曰：为贤者讳，皆言之；为宣缪讳，独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贤也。其为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弃。弃之则弃善志也，取之则害王法。故不弃亦不载，以意见之而已。苟志於仁无恶，此之谓也。
器从名，地从主人之谓制。权之端(3)焉，不可不察也。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虽死亡，终弗为也，公子目夷(4)是也。故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视其国与宜立之君无以异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鄫取乎莒，以之为同居(5)，目(6)曰“莒人灭鄫，此在不可以然之域也。故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谓之大德，大德无踰闲者，谓正经。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谓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权谲(7)也，尚归之以奉钜(8)经耳。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详而反一(9)也。”公子目夷复其君，终不与国，祭仲已与，后改之，晋荀息死而不听，卫曼姑拒而弗内，此四臣事异而同心，其义一也。目夷之弗与，重宗庙。祭仲与之，亦重宗庙。荀息死之，贵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贵先君之命也。事虽相反，所为同，俱为重宗庙、贵先君之命耳。难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为者，皆存之事君，善之可矣。荀息、曼姑非有此事也，而所欲恃(10)者皆不宜立者，何以得载乎义？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书，大夫立则书。书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书，予君之得立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为义也。
【注释】
(1) 眇：微小。 (2) 藏孙许：春秋时鲁国大臣。 (3) 端：开始、发端。 (4) 公子目夷：春秋时宋国人。宋桓公庶子，曾要被立为太子，后逃往卫国， 宋襄公即位后回到宋国。 (5) 同居：疑是“司君”，即嗣君。 (6) 目：指目夷，又名子鱼，宋公子。 (7) 谲（jué）：诈。 (8) 奉矩：遵循规则。奉：遵循，奉行。矩：同“矩”，规矩，规则。 (9) 反一：简约。一：约。 (10) 恃：依靠。
【译文】
《春秋》记载：“宋督杀死自己的国君与夷。”《春秋传》记载：“庄公冯杀死宋殇公。”却不能记载在《春秋》经上，这是为什么？我认为：不是不可以记在《春秋》经上（记于经和不记于经）它们差别细微，不可据此分类，所以难于了解。《春秋传》说：“臧孙许和晋郤克同时到齐国骋问。”考察《春秋》上没有记载，岂不是隐微吗？不记载他们前往齐国的事是因为有所迥避。现在本传中记庄公冯，可是在《春秋》上不记载，也是有所却避。所以不记载藏孙许和晋郤克聘问齐国的事，是为了迥避他们所做的可羞的事。不记载庄公冯杀殇公，是迥避《春秋》以为是善事。所以谦让是《春秋》所认为的善事。宣公不将君位传给自已的儿子而给自己的弟弟，他的弟弟也不将君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反而还给自己哥哥的儿子，这些做法虽然不符合继承的原则，全是谦让的美德，是不可抛弃的。所以君子为他们迥避不行常法的说法，以避免他们的后代出现祸乱。将杀与夷的事移到宋督身上为了使宣公的记事更美善。这也是《春秋》的正当作法，使善事不要遗漏。如果直接记录他们篡位的事，那么宣公、缪公的美德便不存在了，《春秋》认为他们美善的意思就表现不出来。问难的人说：“替贤人迥避恶事，全有记载，替宣公、缪公迥避恶事，单单不记录，是为什么？”我认为：因为他们还不是完全的贤，他们心要行善，行为却不合王法，这种做法不可肯定，也不可否定。否定这种做法就否定了要行善的想法，肯定这种做法就妨碍了王法。所以既不否定也不记载，用意会的办法表示这个意思罢了。如果致力于仁，不做恶就可以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器物和名称相符合，土地和主人相符合就叫做规章制度。权变的发生，不可不明辨。权变虽然不合正常制度，也一定在合适的范围之内。不在合适的范围之内，即使死亡，最终也不去做，公子目夷就是这类人。所以诸侯父子、兄弟不应即位而继承王位的，《春秋》看待他的国家和应该立位的国君没有区别。这都在合适的范围之内。至于鄫国被莒国灭掉，替他安排了继承人，目夷认为“莒国灭亡鄫国，这在不合适的范围内。所以诸侯的行为在不合适的范围内，叫做大德，大德不超过界限的，叫做真正的标准。诸侯在合适的范围内的，叫做小德，小德有出入可以。即使权诈，还归属大的标准之内。所以《春秋》的记事原则，是广博而精要，全面而又简约。”公子目夷回复宋君，始终没将国家交给别人，祭仲已将国家送给桓公，后改送厉公，晋荀息至死不听里克的意见，卫国曼姑本可以拒绝灵公之命而不接纳并立辄为君，这四位臣下事迹虽不同但想法却相同，他的正义也是相同的。目夷不将国柄交给别人，使宗庙显耀。祭仲将君位送给人，也使宗庙显赫。荀息为继承之事而死，也是十分看重先君的命令。曼姑拒绝立辄之父继位，也是十分看重先君的使命。事件的情况虽然不同，他们做事的原则却相同，全都是使宗庙显赫，十分看重先帝的命令。问难的人说：公子目夷、祭仲的所做所为，全都考虑侍奉国君，认为这二人美善是可以的。荀息、曼姑并没有这些事，他们所想依靠的人全不应立为国君，为什么还要记载他们呢？我认为：《春秋》记载的原则，君主立了不该立的，不记载，大夫立了不该立的国君就记载。记载这些事，是不赞成大夫立了那些不该立的人为国君。不记载，是赞成国君能确立继承人。国君立了不该立的人，不对。但立了之后，大夫也要尊奉就是了，荀息，曼姑所得到的评论是正义。
难纪季(1)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2)。又曰：公子无去国之义。又曰君子不避外难。纪季犯此三者，何以为贤？贤臣故(3)盗地以下敌，弃君以避难乎？曰：贤者不为是。是故托贤于纪季，以见季之弗为也。纪季弗为而纪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书事时，诡其实以有避也。其书人时，易其名以有讳也。故诡晋文得志之实，以代(4)讳避致王也。诡莒子号谓之人，避隐公也。易庆父(5)之名谓之仲孙，变盛谓之成，讳大恶也。然则说《春秋》者，入则诡辞，隋其委曲而后得之。今纪季受命乎君而经书专，无善一名而文见贤，此皆诡辞，不可不察。《春秋》之於所贤也，固顺其志而一其辞，章(6)其义而褒其美。今纪侯春秋之所贵也，是以听其入齐之志，而诡其服罪之辞也，移之纪季。故告糴(7)于齐者，实庄公为之，而《春秋》诡其辞，以予臧孙辰。以酅(8)人于齐者，实纪侯为之，而《春秋》诡其辞，以予纪季。所以诡之不同，其实一也。难者曰：有国家者，人欲立之，固尽不听，国灭君死之，正也，何贤乎纪侯？曰：齐将复仇，纪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9)之，故谓其弟曰：“我宗庙之主，不可以不死也。汝以酅往，服罪於齐，请以立五庙(10)，使我先君岁时有所依归。”率一国之众，以卫九世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之。故谓之大去。《春秋》贤死义，且得众心也，故为讳灭。以为之讳，见其贤之也。以其贤之也，见其中仁义也。
【注释】
(1) 纪季：春秋时纪国人，纪侯之弟。 (2) 用地：疑应为“专地”。 (3) 故：同“固”，本来。 (4) 代：疑应为“狩”。 (5) 庆父（前？一前660）：春秋时鲁国人，鲁庄公庶兄，曾先后杀死子般、 闵公两位继位者，后自缢而死。 (6) 章：同“彰”，表彰。 (7) 糴（dí) ：买进粮食。 (8) 酅（xì) ：古地名，春秋纪国境内，在今山东益都县西北。 (9) 距：同“拒”。 (10) 五庙：是祭祀上五代的宗庙。包括二昭，二穆、太祖。
【译文】
有人向纪季问难说：《春秋》的记事原则，大夫不能有专用之地。又说：公子没有离开本土的礼义。又说：君子不躲避外来的灾祸。纪季违反了这三条礼义，为什么还是贤者？贤臣本可以盗用专地以居于敌手之下，抛弃国君以便躲避灾祸吗？我认为：贤德之人不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在纪季身上给以贤者之名，以此表明纪季不应做这些事。纪季不做而是纪侯让他去做，这是可以推想到的。《春秋》在记载事件时，如违背事实是有所迥避的地方。在记载人物时，更换人的名字是有所忌讳。所以隐瞒晋文公满怀称霸之志的实际．用天子前往狩猎代替传唤天子。隐瞒莒子招呼诸侯会面盟誓就称莒子为莒人，是为了替隐公避讳。改变庆父的名字而叫他仲孙，改变各国军队围盛地为成地，都是避讳大恶。这样看来，研究《春秋》的人，在刚刚入门时就要注意避讳的写法，随着事件的发展变化就可以弄清它的涵义了。如今纪季是从国君那里接受使命，经书上就用专门词语记载，没有美善的名声，在行文中却用贤者之名来表现，对这些不可不仔细分析。《春秋》对它认为贤的，一定要按照它的看法，用相同的词语记事，为了表彰他们的礼义并奖励他们的美德。现在纪侯是《春秋》看重的人，所以就听任他进入齐国的愿望，便违反他服罪的用语，将责任转到纪季身上。（臧孙辰）到齐国买粮，实际上是庄公要做的，可是《春秋》违反记载此事的用语，将责任转给减孙辰。纪季凭着酅的专用地到齐国，实际上是纪侯要做的，可是《春秋》违反记载此事的用语，将责任转给纪季。这些违反用语的情况各有不同，但实质是相同的。问难的人说：有国的人，人们就要立他为国君，本来就不该听从人们的意见，国家被消灭、国君为国而死，这就是正。为什么对纪侯就认为贤呢？我认为：齐国要复仇，纪侯自知国力不敌齐国却想抵御齐国，所以对他的弟弟说：“我是国家的国君，不可以不用性命拒敌。你依酅地前往，向齐国服罪，请求能建立五庙
，让我们先君在岁祭时能得到祭祀。”带领一国的兵众，来护卫九代神主。齐襄公驱赶他也不离去，要求他将纪国交给齐国又不同意，全国上下齐心一起效命纪国，所以称他为“大去”。《春秋》认为纪侯为正义死是贤，并深得百姓拥护，所以迥避纪国被灭的记载。以用忌讳的写法，表现纪侯的贤。以他的贤德，表现他符合仁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