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赵充国击先零羌，充国欲罢骑兵，屯田以待其弊，奏曰：“臣闻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举得于外，其福生于内，不可不慎。臣所将吏士马牛，月食粮谷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盐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万二百八十六石。难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变，相因并起，为明主忧，诚非素定庙胜之策。且羌虏易以计破，难用兵辟也，故臣愚以为击之不便。计度临羌，东至浩荆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其间邮亭多坏败者，臣前部士入山林伐木，大小六万余枚，皆在水次。愿罢骑兵，留弛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吏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二人，用谷月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盐三百八斛，分屯要害处，水解漕下，缮乡亭，浚沟渠，治隍ɑ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左右田事，出赋人二十亩。至四月草生，发郡骑及属国胡骑伉健各千，卒马什二，就草，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积畜，省大费。今大司农转谷至者，足支万人一岁食。谨上田处及器用簿，唯陆下裁许。”上报曰：“皇帝问将军，言欲罢骑兵万人留田，即如将军之计，虏当何时伏诛？兵当何时得决？熟计其便，复奏。”充国上状，又曰：“班师罢兵，万人留田，此坐支解羌虏之具也。臣谨条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虏，令不得肥饶之地，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畔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农，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隍漕谷至临羌，以视羌虏，扬威武，传世折冲之具，五也。以闲暇时，下所伐材，缮治邮亭，充入金城，六也。
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虏窜于风寒之地，离霜露疾疫瘃堕之患，坐得必胜之道，七也。亡经阻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乘间之势，九也。又亡惊动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变之忧，十也。治隍ɑ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十一也。大费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遂诏罢兵，独充国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国奏言：“羌本可五万人军，凡斩首七千六百级，降者三万一千二百人，溺河隍饥饿死者五、六千人，定计遗脱与煎巩黄羝俱亡者不过四千人。
羌靡忘等自诡必得（诡，责也，自为忧责，言必能得之），请罢屯兵。奏可。”充国振旅而还。
曹操既破黄巾，欲经略四方，而苦军食不足，羽林监枣祗建置屯田。于是以任峻为兴农中郎将，募百姓屯田于许下（今颍川郡许昌邑也），得谷百万斛。郡国例置田官。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
正始中，司马懿督诸军伐吴，因欲广田积谷为兼并之计，乃使邓艾行陈项以东至寿春。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大积军粮，又通漕运之道，乃著《济河论》以喻其旨。又以为：“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上下田粮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淮北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且田且守，永丰常收，三倍于西。计除众费，岁克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敌，无不克矣。”懿善之，皆如艾计。乃大兴屯守，广开淮阳、百尺二渠。又修诸陂于颍之南北万余顷。自是淮北仓廪相望，寿阳至于京师，农官、屯兵连属焉。
唐郭元振迁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州大使。先是，凉州封界东北不过四百余里，既逼突厥、吐蕃，二寇频岁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于南境峡口置和戎城，北界碛中置白亭军，挫其要路，乃拓州境一千五百里。自是寇虏不复更至城下。
元振又令甘州剌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其水陆之利。旧凉州粟麦斛至数千，及汉通收率之后，数年丰稔，乃至一匹绢纟翟数十斛，积军粮支数十年。
唐黑齿常之充河源军副使，以河源军正当贼冲，欲加兵镇守，恐有飞趺庵费，遂远置烽戍七十余所，度开营田五千余顷，岁收百余万石。
后唐张希崇迁灵州节度使。先是，灵州地接戎狄，戍兵饷道常苦抄掠。希崇乃开屯田，教士耕种，军以足食，而省转馈。明宗下诏褒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