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者，心之迹，道之散见，非直心也。仲尼之时，文籍或多，而其要者惟此五书，乃系易以道阴阳，序书以明治法，删诗以着美恶，修春秋以辨邪正，定礼以制言行。于是学者力行之暇，有所诵习，此博文之事，造道之阶也。至于直指其心，因人善诱，则在论语一书，而继之者又有大学中庸孟子。此四书者，皆明言心体，直探道原，修治之方，犹坦然大路。学者幸生仲尼之后，入其门者，随其力之大小，取之各足，尚何藉于五经乎？取而譬之：五经如禾稼，四书如酒食。酒食在前，卽可醉饱；乃复远求之五经，是舍酒食而问之禾稼也，岂不迂且劳哉？虽然，五经何可已也，于易观阴阳，于书观治法，于诗观美恶，于春秋观邪正，于礼观言行。博而求之，会而通之，皆明心之助，第不可务外忘内，舍本求末耳。若务外忘内舍本求末，三五成羣，各夸通经，徒炫文辞，骋其议论，虽极精确，毫无益于身心。则讲五经者，犹释氏之所谓戏论、庄周之所谓糟粕也，与博弈何异？是故阳明子曰：心如田，经则田之籍也。心已亡矣，而日穷经，犹祖父之遗田已鬻于他人，而抱空籍以为我有此田，可乎？此学经之准也。
近世之于五经，羣疑多端，众说蜂起，不可以不定所从。子思之后，世有哲人，孔安国仲尼之十一世孙也，仲尼旣没，诸儒则讲习于冢上，至汉不绝。安国尤长于书，乃其家学而又得闻于诸儒之言，其所作书传，必得其眞。学书者舍安国其奚从！诗之序，必仲尼之徒为之，以序言绎诗意，论世论人，言隐而义显，大毛公及事荀卿，其去仲尼之世未远也，其创为传也，尊序如尊经；小毛公又继成之，郑氏遵畅厥旨，诗之义大明。学诗者舍毛郑其奚从！至于左丘明身为鲁史，其所记述，本末周详，典礼彰明，仲尼取之以修春秋，丘明卽史为传，以明仲尼之褒贬，更无可疑。杜氏又推五体（五例），触类而长之，以发传所未发，春秋之义大明。学春秋者，舍左氏其奚从！
自宋及明，世之学者，好争讼而骂人，为创见以立异，以其意断百世以上之事，繁引曲证以成其自是。凡周汉以来授受之有本者，皆草刈而粪除之。暴秦烧之于前，世儒斩之于后，其亦甚悍矣哉！今人于五经，穷搜推隐，自号为穷经，此尤不可。何也？当汉之初，学者行则带经，止则诵习，终其身治一经，而犹或未逮。若是其难者，何也？盖其时经籍灭而复出，编简残缺，文辞古奥，训义难明，是以若是其难也。今也不然，训义旣明，坐享其成，披而览之足矣。虽欲穷之，将何所穷！
甄也老而知学，寡闻而善忘。于诗患毛郑之言大同而小异，说诗无两是之义，择其善者而从之，以便称引，故于诗有言（自着《毛诗传笺合义》）；于春秋患左氏之言太简，取触类而长之义，以通其所未及，故亦有言（《春秋述传》），使养子写以为册，忘则检之，其于诗春秋之旨，如听家人之言、闾巷之语，更不劳我心思，妄起疑义；书未及为也。甄老矣，礼[书]繁而未能读，且徐俟之；至于易，固在道阴阳、穷性命、知进退，然必占事知来，乃可以用易。不能知来，非占矣，易为空理矣。他日若有所受则为之，不然，其亦已矣。
吁嗟乎，人之于道犹门也，而不出入于门；人之于道犹饮食也，乃饮食而不知味，其异于禽兽者几希矣！故夫心之不明，性之不见，是吾忧也！五经之未通，非吾忧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