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唐以来，国家爱民之厚，未有过于我圣清者也。请言其实：三代有粟米、布缕、力役之征，盛唐有租、庸、调三等之赋，最称善政，已列多名。以后秦创丁口之钱、汉行算缗之法、隋责有司以增户口、唐括土户以代逃亡，唐及五季、宋初有食盐钱，中唐、北宋有青苗钱，宋有手实法，金有推排民户物力之制，皆出于常例田赋、力役之外。明万历行一条鞭法，丁、粮尚分为二，明季又有辽饷、剿饷、练饷。至我朝康熙五十二年，奉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旨；雍正四年，定丁银并入钱粮之制；乾隆二十七年，停编审之法。于是历代苛征，一朝豁除。赋出于田，田定于额，凡品官士吏、百工闲民，甚至里宅货肆、钱业银行，苟非家有田产、运货行商者终身不纳一钱于官。
顺治元年，即将前明三饷除免；康熙中，复减江苏地丁银四十万；雍正三年，减苏松一道地丁银四十五万、南昌一道地丁银十七万；乾隆二年，减江省地丁银二十万；同治四年，减江南地丁银三十万、减江南漕粮五十馀万石、浙江漕粮二十六万馀石。初制已宽，损之又损，是曰薄赋，仁政一也。
前代赐复蠲租，不过一乡一县。我朝康熙、乾隆两朝普免天下钱粮八次、普免天下漕粮四次。嘉庆朝复普免天下漕粮一次。至于水旱蠲缓，无年无之，动辄数百万。损上益下，合而计之，已逾京垓以上。是曰宽民，仁政二也。
历代赈恤，见于史传者为数有限，或发现有之仓，或移民就食。宋河北之灾，富弼仅劝民出粟十五万斛，益以官廪；曾巩仅请赐钱五十万贯，贷粟一百万石。杭州之灾，苏轼仅请度牒数百道。本朝凡遇灾荒，仁恩立霈，动辄巨万。即如光绪以来，赈恤之举岁不绝书。丁丑、戊寅之间，晋、豫、陕、直之灾，赈款逾三千万金。此外畿辅、苏、浙、川、楚各省，每一次辄数百万或百馀万，从古罕闻。以今日度支之匮乏、洋债之浩繁，而独于赈恤之款虽多不惜，甚至减东朝之上供，发少府之私钱，出自慈恩，以期博济。是曰救灾，仁政三也。
前代国家大工大役，皆发民夫行赍居送，官不给钱。长城、驰道、汴河之工无论矣，隋造东都，明造燕京，调发天下民夫工匠，海内骚动，死亡枕藉。以及汉凿子午、梁筑淮堰、唐开广运、宋议回河，民力为之困敝。本朝工役皆给雇值，即如河工一端，岁修常数百万，有决口则千馀万，皆发库帑。沿河居民，不惟无累，且因以赡足焉，是曰惠工，仁政四也。
前代官买民物，名曰和买、和籴，或强给官价，或竟不给价，见于唐、宋史传、奏议、文集，最为民害。本朝宫中、府中需用之物，一不累民，苏杭织造、楚粤材木，发帑购办，商民吏胥皆有沾润。但闻商贾因承办官工、承买官物而致富者矣，未闻商贾因采办上供之物而亏折者也。子产述郑商之盟曰“无强贾，无丐夺”，于今见之，是曰恤商，仁政五也。
任土作贡，唐虞已然，汉之龙眼荔支，唐之禽鸟，明之鲥鱼，皆以至微之物，而为官民巨害，其他贵重者可知。本朝此义虽存，所贡并无珍异，广东贡石砚、木香、黄橙、干荔之属，江南贡笺扇、笔墨、香药之属，湖北贡茶、笋、艾葛之属，他省类推，由官发钱，不扰地方。又如宋真宗修玉清昭应宫，所需木石、金锡、丹青之物，征发遍九州，搜罗穷山谷，致雁荡之山由此开通，始为人世所知，史书之曰：“及其成也。民力困竭。”宋徽宗兴花石纲，破屋坏城，等于劫夺。民不聊生，遂酿大乱。今内府上用，民不与知。是曰减贡，仁政六也。
前代游幸最为病民，汉、唐、宋以来，东封西祀，四海骚然。若明武宗北游宣大，南到金陵，狂恣败度，尤乖君德。至于秦、隋，更无论矣。本朝屡次南巡，亦间有东巡、西巡之事，大指皆以省方观民为主，勘河工、阅海塘、查灾问民瘼、召试求人才，所过郡县必免钱粮。其桥道供张，除内帑官款外，大率皆出自监商，或豁免积亏，或予以优奖。至今旧闻私记，但道其时市廛之丰盈、民情之悦豫，从无几微烦扰愁苦之词。是曰戒侈，仁政七也。
前代征伐多发民兵，汉选江淮之卒以征匈奴，唐劳关辅之师以讨南诏，田园荒芜，室家仳离，死伤过半，仅得生还。唐之府兵、明之屯卫，书生称为良法。然而本系农夫，强以战斗，征戍之苦，愁怨惨凄。司马温公尝论之矣，于忠肃尝改之矣。北宋签官军，刺义勇，练保甲，当时朝野病之。本朝军制不累农民，除八旗禁旅外，乾隆以前多用绿营，嘉庆以后参用乡勇。其人由应募而来，得饷而喜，从无签派之事。是曰恤军，仁政八也。
前代国有大事，财用不足则科敛于民，汉、唐以来皆然，今土司犹仍其俗。即如宋宣和将伐辽，则派天下出免夫钱六千二百万缗［见蔡条《铁围山丛谈》］。宣和中创经制钱，绍兴以后又有经总制钱、月桩钱、板帐钱、折帛钱，岁得数千万缗，并无奖叙。明季用兵，初加辽饷，继加剿饷，又加练饷，共加赋二千万。果如此法，筹饷易耳。本朝每遇河工、军旅，则别为筹饷之策，不以科派民间。历年开设捐输，奖以官爵，并加广其学额、中额。朝廷不惜为权宜之策，而终不忍朘小民之生。是曰行权，仁政九也。
自暴秦以后，刑法滥酷，两汉及隋，相去无几，宋稍和缓，明复严苛。本朝立法平允，其仁如天，具于《大清律》一书。一、无灭族之法；二、无肉刑；三、问刑衙门不准用非刑拷讯，犯者革黜；四、死罪中又分情实缓决，情实中稍有一线可矜者，刑部夹签声明请旨，大率从轻比者居多；五、杖一百者折责实杖四十，夏月有热审减刑之令，又减为三十二；六、老幼从宽；七、孤子留养；八、死罪系狱不绝其嗣；九、军流徒犯，不过移徙远方，非如汉法令为城旦鬼薪，亦不比宋代流配沙门岛，额满则投之大海；十、职官妇女收赎，绝无汉输织室，唐没掖庭，明发教坊诸虐政。凡死罪必经三法司会核，秋审句决之期，天子素服，大学士捧本，审酌再三，然后定罪，遇有庆典则停句减等，一岁之中，句决者天下不过二三百人，较之汉文帝岁断死刑四百，更远过之。若罪不应死而拟死者谓之“失入”，应死而拟轻者谓之“失出”，失入死罪一人，臬司、巡抚、兼管巡抚事之总督降一级调用，不准抵销；失出者，一案至五案止降级留任，十案以上始降调，仍声明请旨，遇有疑狱，则诏旨驳查复讯，至于再三，平反无数，具见于历朝圣训。是曰慎刑，仁政十也。
昔南北分据之朝，中外阻绝之世，其横遭略卖没蕃陷虏之民，朝廷不复过问。本朝仁及海外，凡古巴诱贩之猪仔、美国被虐之华工，特遣使臣，与立专约，保护其身家，禁除其苛酷，此何异取内府之金以赎鲁人、拔三郡之民以归汉地耶？是曰覆远，仁政十一也。
前代黩武之朝残民以逞，本朝武功无过康熙、乾隆两朝，其时逞其兵力，何求不得？然雅克萨既下而界碑定，恰克图交犯而商市开，越南来朝而即赦其罪，浩罕畏威而不利其土，自道光以至今兹，外洋各国屡来构衅，苟可以情恕理遣，即不惜屈己议和，不过为爱惜生民，不忍捐之于凶锋毒焰之下。假使因大院君之乱而取朝鲜，乘谅山之胜而收越南，夫亦何所不可者？是曰戢兵，仁政十二也。
本朝待士大夫最厚，与宋代等，两汉多任贵戚，北朝多任武将，六朝专用世家，赵宋滥登任子，甚至魏以宦寺、厮役典州郡，唐以乐工、市侩为朝官，明以道士、木匠为六卿，若元代则立法偏颇，高官重权，专用蒙古、色目人，而汉人、南人不与。本朝立贤无方，嘉惠寒畯，辟雍驾临，试卷亲览，寒士儒臣与南阳近亲，丰镐旧族一体柄用。又汉、魏诛戮大臣，习为常事，唐则捶楚簿尉、行杖朝堂，明则东厂、北司毒刑廷杖，专施于忠直之臣，碧血横飞，天日晦暗，尤为千古未有之虐政。本朝待士有礼，既无失刑，亦不辱士。又唐、宋谪官于外，即日逐出国门，程期不得淹留，亲友不得饯送；明代宰相被逐，即日柴车就道。且前代每有党锢学禁，罚及累世，株连亲朋。本朝进退以礼，不以一眚废其终身，是曰重士，仁政十三也。
历代亲贵佞幸，骄暴横行最为民害，汉之外戚、常侍，北魏之王族、武臣，唐之贵主禁军、五坊小儿、监军敕使，元之僧徒、贵族，明之藩府矿使、边军缇骑、方士乡官，胁辱官吏、残虐小民，流毒遍于天下。本朝一皆无之，政令清肃，民安其居，是曰修法，仁政十四也。
本朝笃念勋臣，优恤战士，其立功而袭封者无论矣，凡战阵捐躯者，但有一命，无不加赠官阶，给予世职，自三品轻车都尉至七品恩骑尉。即至外委生监殉难者，亦皆有之。本职或袭二十馀次，或袭三四次，袭次完时，均予恩骑尉，世袭罔替，皇祚亿万，其食禄即与为无穷。咸丰至今，京师顺天府及各省奏请忠义恤典，已至数百案。又职官虽非战功而没于王事，或积劳病故，亦官其子一人，名曰“难荫”，自汉迄明，其待忠义死事之臣有如是之优渥者乎？是曰劝忠，仁政十五也。
此举其最大者，此外良法善政不可殚书，列圣继继绳绳，家法、心法相承无改二百五十馀年，薄海臣民日游于高天厚地之中，长养涵濡，以有今日。试考中史二千年之内，西史五十年以前，其国政有如此之宽仁忠厚者乎？中国虽不富强，然天下之人，无论富贵贫贱皆得俯仰宽然，有以自乐其生；西国国势虽盛，而小民之愁苦怨毒者郁遏未伸，待机而发，以故弑君刺相之事岁不绝书，固知其政事亦必有不如我中国者矣。当此时世艰虞，凡我报礼之士、戴德之民，固当各抒忠爱，人人与国为体，凡一切邪说暴行，足以启犯上作乱之渐者，拒之勿听，避之若浼，恶之如鹰鹯之逐鸟雀。大顺所在，天必岉之。世岂有无良之民，如《小雅》所讥者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