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出图，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书，天地有自然之理，二者不可偏废也。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相须而成变化。见书不见图，如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如见其人不闻其语。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故学者为学，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考理于书，则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后之学者，离图即书，尚辞务说。故虽平日胸中有千章万卷，及置之周行执事之间，则茫然不知所向。秦人虽弃儒学，未尝弃图书，诚以为图之具不可一日无也。萧何知取天下易、守天下难，故入咸阳先取秦图书。一旦干戈既定，文物悉张，由是萧何定律令而刑罚清，韩信申军法而号令明，张苍定章程而典故有伦，叔孙通制礼仪而名分有别。夫高祖以马上得天下，一时武夫役徒知《诗》《书》为何物 而此数公又非老师宿儒、博通古今者，非图书有在、指掌可明见，则一代之典未易举也。况是时挟书之律未除，屋壁之藏不启，所谓书者有几？无非按图之效也。后世书籍既多，儒生接武，及乎议一典礼，有如聚讼，玩岁愒日，纷纷纭纭，纵有所获，披一斛而得一粒，所得不偿劳矣。此其失，实自歆、向启之。汉初典籍无纪，刘氏创意，总括群书，分为《七略》，只收书不收图。《艺文》之目，递相因袭，故天禄、兰台、三馆、四库内外之藏，但闻有书而已。萧何之图，自此委地。后之人将慕刘、班之不暇，故图消而书日盛。唯任宏后兵书一类分为四种，有书五十三家，有图四十三卷，载在《七略》，独异于他。宋、齐之间，群书失次，王俭于是作《七志》，以为之纪；六志收书，一志专收图谱，谓之《图谱志》。不意末学而有此作也!且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其学必传，其书亦不失。任宏之《略》，刘歆不能广之；王俭之《志》，阮孝绪不能续之。孝绪作《七录》，录散图而归部，录杂谱而归记注。盖积书犹调兵也，聚则易固，散则易亡。积书犹赋粟也，聚则易赢．散则易乏。按任宏之图与书几相等，王俭之志自当七之一。孝绪之录，虽不专收，犹有总记，内篇有图七百七十卷，外篇有图百卷，未知谱之如何耳。隋家藏书，富于古今，然图谱无所系。自此以来，荡然无纪。至唐、虞、夏、商、周、秦、汉上代之书具在，而图无传焉。图既无传，书复日多，兹学者之难成也。天下之事，不务行而务说，不用图谱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