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未为训传。子思、孟轲欲发明《论语》，皆别自为书，《中庸》与七篇是也。《道德经》之有《列》、《庄》，亦犹是也。《易》之《彖象》、《系辞》，本不与经文相附，至王弼乃以合之，非其初矣。《尔雅》之于《诗》，汇聚而校释之，则真传矣。至毛公传《诗》，孔安国传《书》，而传注遂有定体名矣。然是时意见各出，不嫌矛盾，专以明经为主。如注疏家所称“先郑”者，郑众也，“后郑”者，郑玄也，观《周礼》之注，则先郑与后郑十异其五。刘向注《春秋》主《公羊》，刘歆主《左氏》，故有父子异同之论。由是观之，汉人说经，虽天亲父子不苟同也。孔子以“一贯”传道，而曾子以忠恕说一贯，曾子作《大学》，而子思受业曾子，作《中庸》。由是观之，圣贤师弟子亦不苟同也。今之学者吾惑焉，摭拾宋人之绪言，不究古昔之妙论，尽扫百家而归之宋人，又尽扫宋人而归之朱子，无惑乎其日趋于陋也![大抵注书之法，妙在隐隐跃跃、若明若昧之间，如詹尹之卜，取意不取象，行人之官，受命不受辞。龙不挂钩，龟不食墨，悬解幽微，斯之谓也。故古之解经者，训其字不解其意，使人深思而自得之。汉儒尚然。至于后世，解者益明，读者益略，粗心浮气，不务沉思，譬之遇人于涂，见其肥瘠短长，而不知其心术行业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