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与泰西通商以来，中外交涉之事亦正多故矣，于是议者遂谓中外之相隔阂，固由于语言文字之不同，而亦由于声气之不通也，莫如遣使驻扎各国都城，而于华人汇聚之地，简派干员，设立领事，藉以为之保卫。此议一兴，论者以为然，于是朝廷简贤任能，各授以职，固有意乎经营远略，而骎骎乎驰域外之观矣。顾或者以为，吾观泰西列邦之通商人国也，商之所至，兵亦至焉，无不驻战舰，设水师，置火器，往来络绎，隐然若备敌国，一有龃龉，兵锋立启。彼以为非如是，则不足以张国体，树国威。往者彼国之行贾于印度、东南洋也，率皆拱手以听命，于是蚕食鲸吞，据为己有，隶入版图。故欧洲各国所临其地之人，无不畏威奉令，退让慑服之弗遑。泰西之以兵力佐其商力也如此。若我国则不然，仅恃一介之使，天朝之命而已。其持节而至泰西也，即附乘其邮舶而行，一切咸赖西人为之调度。昔蔡侯、许男二国君也，以其同乘楚车，谓之失位，故不书于《春秋》。今钦使领事附乘西航，何以异是？则其衔命之初，已无威仪之足慑，又何论其他？至于领事所治者，商务也。若华民之至外土者，类皆潦倒困穷，流离颠沛，计无复之，远泛重瀛，以期缓死须臾而已，掘金而外，工匠、农役为多，安得有巨力者出其间？且其人，类皆顽愚凶悍，习与性成，在内地犹难加以约束，况其出乎数万里之外哉？既无名分之相系，又无势力之相维，一旦交涉事起，殊难措办。至于新嘉坡、槟榔屿、噶罗巴、东南洋诸岛，虽多闽、粤之人寄居，顾其人，类皆购田园，长子孙，数世相承，有在其地二百余年而不归者，率入英籍，为其管辖，所异者不过衣服、饮食、文字、语言尚如其旧耳。今我国设有领事以临之，恐未必为我所用也。或谓华民之流寓于各处者，不下数百余万，其中岂无魁硕贤豪，杰然特出，为众望之所孚，舆情之克协者乎？倘国家赐以尺一之书，立为领事，使之总理各务，必能施措裕如，折冲御侮，为邦家光。近如新嘉坡之黄君、越南之张君、旧金山之刘君，皆其卓卓者也。我国家如欲设立领事，何不使之前驱先导，辟莽披榛，以致其成效乎？吾以为此说亦未必然也。盖彼之所以取信于西人者，不过在贸易场中焉耳，于国家政事体裁未必能知之也。且彼声誉之来，乃由倚赖西人而致，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即使一旦畀以重任，亦复奚裨？试观出入西人之门者，其料事非不明，论事非不精，人人无不以为熟悉洋务，及既筮仕服官，而其设施展布，绝无所异于人。何则？其于一切消息，不能随事而通也，不能随人而访也。如是，局中之所事，实异局外之所闻可知矣，又何怪其昔昭昭而今昏昏也？吾见如是者盖不一其人矣。然则洋务岂易言哉？况乎出使远国，保持商旅哉。呜呼！立国以自强为先，在乎己者能有恃以无恐，而其余自无不举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