迩来民教相涉，辄致中外龃龉。推求其故，大抵一由于愚民之无知，一由于教民之有恃。由泰西至中土传道者，一曰天主教，一曰耶稣教，虽曰同源而异流，而教中规仪迥判。自西人言之，不独有新旧之殊，亦且有邪正之别，在泰西本国中久相水火，惟在中土则分道扬镳，两不相涉，所谓各行其是而已。天主教行之最久，亦最远，内地乡落无所不至，耶稣教则不过通商口岸耳。而近时传道宣教者，辄以华人，虽西人足迹所不能至，而华人则无不可深入也。所至之处，久之必至互相驳诘，此积憾生衅所由来也。西国奉教之士，其来也由于考授，非世家子弟，亦彼国俊髦，于西国书籍既通，而又肄习中国之语言文字，其学问之深者，亦卓然可称为专门名家，其性情品诣，有时亦复蔼然可亲，纯然有异。惟华人之进教者，大抵愚者多而智者少，明者寡而昧者众，理趣既未能深造，言语亦未能圆融，动辄诋孔孟为不足师，程朱为不足道，悍然宣播于众。夫其言而出诸西人，听者尚能少忍，至出自华人，则强者弱者必群起而攻之矣，此事变之所以生也。至于华人之疾憾西人，盖亦有故。西人在其国中，无不谦恭和蔼，诚实谨愿，循循然奉公守法，及一至中土，即翻然改其所为，竟有前后如出两人者。其周旋晋接也，无不傲慢侈肆。其赜指气使之概，殊令人不可向迩。其待仆隶下人，频加呵斥，小不遂意，辄奋老拳。彼以为驾驭中国之人，惟势力可行耳，否则不吾畏也，且欺我者随其后矣。其游历内地也亦如此，所以动至取祸。又华民之所讲者，尤在顺逆之分。曩者发匪之乱，彼则以为此乃君民相争，无预我西国人事，探贼所近之处，私售以枪炮药弹，载运接济，不绝于道，而教士中尤先为通问，喜其为同教也，民间由是切齿痛心。何不思立约通和乃出自朝廷，发匪乃朝廷叛民，岂宜私与之往来，潜为之翼助，使华人在西国者易地而为之，西国朝廷其能不问乎，西国民人其能不怨乎？此即所谓恕道也。西人或者其未尝反复思之欤？不然，西人至此以货易货，自鸦片漏卮之外，其余未尝不有无相易，贵贱相征，自可耦俱无猜，同沾夫利益，而何衔憾蓄愤之有？或者谓唯唯否否，不然，此特小焉者也。自通商以来，索口岸、索酬饷，辄以兵力从事，据我名城，俘我大臣，而又连樯北上，谓将入告，以至国步多艰，所不忍言，此非薄海臣民之所共愤者耶？故言乎我国家之待西人至为深厚矣。恩意缠绵，礼文渥挚，无区畛域，悉予怀柔。即如经过关卡，出入城垣，独示优崇，异于常等，岂西人未之知耶？故今日之为西人计者，要当尊朝廷，守和约，而中外交涉，一切开诚布公，相见以天。其通商也，以片言括之，曰不欺；其传教也，以二字赅之，曰无强；其彼此往来也，曰毋骄毋肆，如是而中外安有不辑睦者哉？昔春秋列国之相约曰：“尔毋我诈，我毋尔虞。”今亦当益之以四言曰，毋尚势力，毋恃兵戎，各泯意见，共矢和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