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凶战危，故圣王不得已而用兵。或衅非我启，事至乃应，端非我开，迫而后起，不为戎首，不为祸始，诚所谓出于不得已也。然而兵锋一交，不可终弭，即幸而胜，所伤已多，况至于败北奔亡乎？其害实有难言者已。尝观英京日报所核，欧洲各国战争之时，劳民伤财，统计其数，刊为清单，不禁阅之而慨然也。夫用兵之际，伤人民，糜帑饷，固不待言，而其中因积劳成疾，殒命军营，殁于王事者，其数更无可稽。伦敦《泰晤士报》内载，泰西各大国军兴以来各款节目，据称自一千八百五十二年至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此二十五年中，各国兵兴，其战死疆场者凡一百九十四万八千人，度支库项凡一万二千六十五兆圆，军士之逃亡死伤，房屋货物之焚烧毁坏，概所勿计。其中俄、土两国于十二年前构兵之时，计兵士战死者七十万人，所费帑金一千七百兆圆，此即英、法助土攻俄之役也。而我中朝，自道光末年粤西始乱，发、捻、回、苗相继并起，薄海云扰，苍生鼎沸，蔓延十数省，抢攘二十年，陷城邑以千百计，杀人民以亿万计，亦可谓祸极而惨至者矣。是则此二十五年中，中西皆有兵事，其杀戮之数，多寡不可计极，财殚力痡，几于相同。然而用兵之故，则有异焉者。中国以王师征叛民，名正而言顺，其自外生成，妄思篡踞，毋论不容于尧、舜之世，抑亦徒取死亡耳。惟我国家深仁厚泽，浃洽人心，歼厥渠魁，协从罔治，以天地祖宗之灵，社稷人民之福，出民于涂炭，救民于水火，其事虽劳，其心弥苦，而其衷可大白于天下。若西国则不过为争地争城起见耳。子舆氏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如英、法与俄争土，普之伐嗹、伐澳、伐法，皆志在幅员，割土地，扩版图，而驱人民于死地。其一时鹗视鹰瞵，狼吞虎顾，惟知树威克敌以相雄长，执欧洲之牛耳，至于糜烂其民，弗顾也。夫保民与殃民，其心孰善？守土与益土，其事孰公？必有能辨之者。况乎欧洲各国之战，与朝廷之进征乱党情形不同，器械亦异。中朝虽亦不废枪炮，而弓矢戈矛，长器与短兵相间。西国则惟恃火器而已，雷轰霆击，岳撼山摧，无坚不洞，无锐不糜，以骨肉之躯当之，未有不为尸山而血海者也。是以普、法蔑士外之战，一日而至十万人；师丹之战，一朝而至数万人；即近日俄、土加里布之战，亦顷刻而死伤三万二千人。倘欧洲诸国一旦并起而争雄角胜，其犹等性命于虫沙，委膏血于草莽，不至人类胥泯而不止也，而谓仁者为之乎？呜呼！近日战祸之烈，固未有如欧洲者也。夫古今来好大喜功之主，每思穷兵黩武，而弗戢自焚，必至颠覆。非惟人事，抑亦天道。语云：三代为将者不祥。”欧洲之善用兵者，如法王拿破仑、英将穵林邓，每战辄胜，然较之于今，则有间矣，以火器日精而益巨也。呜呼！兵凶战危，至今日而可侈谈武略，轻尚战功也哉？以故圣王在上，必先慎于用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