呜呼！吾窃谓英人增埠之计左也。四十年前，英人通商不过在粤东省垣，而洋货腾贵百倍于今，华人之居间售货者，亦目为洋商，其富率数千万，英商来者，无不获利以去。道光二十二年，准畀五口通商，上海最为雄镇，懋迁之利独溥，而粤东贸易则大不如前。何则？盈于此者绌于彼，盛于此者衰于彼，消长之道然也。同治初元，增开八埠，而汉口最当南北之要冲，往来之孔道，地势适居厥中，为自古商贩者操奇致赢之地，以英人往与互市，当必利薮独擅。孰知兵燹频经，元气不复，时运转移，地道变迁，遽形今昔之不同，良可叹也。今所开十余埠中，究以上海最为富饶，商舶贾艐，远近毕集，阛阓之盛，天下所未有。然而迩年来，犹且货物滞消，居奇折阅，中外巨商无不外强而中槁。以是言之，懋迁如是其难也。盖贸易之道，当观其所聚而不当观其所分。苟得其地，则一二埠胜于十余埠，所谓握其中权而左右咸宜，据其要道而小大无不包也。口岸愈多，经费愈广，而利以渐分而渐薄。西商每至一处，必定租界，构屋宇，创衙署，立官吏，驻兵舶，其费悉自商人，而西商一切率皆优于自奉，虽有端木之才、陶朱之术，亦不能骤操其左券也。今所新辟者四处，一曰粤东之北海，一曰浙江之温州，一曰安徽之芜湖，一曰湖北之宜昌。北海亦不过与琼州等耳，琼州矿产金而山蕴玉，久为西人所艳羡，何以既辟之后，去者寥寥，已逾半年，而绝少西商前往？识者逆料其一二年后，势将离之而自去。海南一隅，虽可与越南、广西边境之民通有无、征贵贱，而法人近在西贡，未必能舍此就彼也。温州一埠，前已见于天津和约，因恐贸易未必有赢而改索琼州。然温州当浙、闽交界，人民多习于航海，当或胜于他处。芜湖则近于九江，宜昌则近于汉口，彼处华商岂不能贩运洋货捆载而往欤？其地虽产丝茶，而西商已时遣华人入内采办，洋货则载以往，华货则售以来，实与开埠无异，恐开埠后，获利未必其遽饶也。长江中六城，亦如是耳。此吾十余年前所云，但能夺华商之利而未必遽为西人之益也，况今日华商情形又复不同。夫西商之经营虽善，计划虽精，而用度廉俭安能与华商并驾而齐驱？然此犹其小焉者也。通商者非一处，即与英人争利者非一国。普商之精明强干，未亚于英人，而其忍辱耐烦，食廉用节，则在英人上，其入贾中国，今多于昔数倍矣，即此一端可证也。惟是长江之利为所独擅，自江至蜀数千里运载往来，轮船公司固宜磨砺以须矣。吾窃恐其惟利于轮船公司，而西商则无立足地也，况乎伺其后而攘其余者，犹有中国之轮船招商局在也，将来当必起而与之争，譬诸逐鹿中原，正未知其孰得孰失也，故吾谓英人之计左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