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欧洲游客致汀洲老渔书，有不能无言者。自泰西诸国通商以来，中外交涉之事，误于因循怠玩，西人常以为言。盖事涉中外，惟当必简必速，是非可否决之于两言而已。云南一役，苟英之所索，可从则和，不从则战。英惟尽其在我，而不必代为中国设想也。诚以西国所持者公心，所行者直道，措词则简，办事则速，从未尝屡有所迟回审顾者也。试观欧洲立约诸国，及其有事也，以一言为折衷，从则以玉帛相将，违则以干戈从事。普、法之战，其启衅颠末不过三日而决耳，英何独爱于中国，而必葸葸焉代为计虑，瞻前而顾后欤？吾知其非为中国计，乃自为计也。游客之言曰，近知西陲尚未底平，恐有决裂之祸，因时为包容。其爱中国果若是哉？然则何以庚申之间，联帆北上，屯兵津门，入居京师，其祸非臣子所忍言，而试问其时发逆披猖，江、浙沦陷，势几岌岌乎不可以终日，英犹乘危蹈衅，以至于此极。夫在昔日，岂亦非和好之国哉？立约通商亦将二十余年，而竟忍而出此。今西征之役，远在边陲，曾不若江、浙、皖、楚心腹之患，肘腋之虞也。忍于昔而不忍于今，果有说欤？且中国以不从英之所请而有决裂之祸，亦惟中国自取之耳，于英无预也。英自为尊国体起见，诸国亦不得议其后也，而又何嫌何疑，而迟之又久耶？游客又言，厘金一节，亦按津门和约办理，向已久欲与中国辩论，今因马加利事，乃连类而及之，非另生枝节也。窃以为中西交涉，但当就事论事。如马加利之事，不过惩办凶手，重议抚恤而已。此外复有所请，当明言此与马加利之事无相涉也，有马加利事固当请之于中国，无马加利事亦将商之于朝廷。事如可行，中国亦未尝不许，正不必以马加利之事为藉口也。今必欲连类而并及，其与节外生枝亦何异耶？英之所请于中国者，往往如此。如前以粤东索人之故，遂请驻京，请增埠。夫此二端，英国久欲言之矣，特因此而发端耳。其实凭空而起，未尝不可行也。推其如是，反以启中国士民之疑，而以英国为藉端多索，此英之不善行其所请也。至英之迟迟而不遽失和者，盖以今日中、英通商大局，所系匪轻，不可以一日止。设使兵端一交，不可终弭，而各国之因利乘便者，或将伺间而起，而英国不能禁也，如是贸易之途必至终滞。则其自为计而非为我中国计，不已了然如掌上螺纹哉？呜呼！彼岂独爱我中国也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