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肃 刘芳 孙逖 芳从子懋 常爽 孙景
王肃，字恭懿，琅邪临沂人也。父奂，齐雍州刺史，《南史》有传。肃少聪辩，涉猎经史，颇有大志。仕齐，位秘书丞。父奂及兄弟并为齐武帝所杀。太和十七年，肃自建鄴来奔。孝文幸鄴，闻其至，虚衿待之，引见问故。肃辞义敏切，辩而有礼，帝甚哀恻之。遂语及为国之道。肃所陈说，深会旨，帝促席移景，不觉坐之疲也。肃因言萧氏危亡之兆，可以乘机，帝于是图南之规转锐。器重礼遇，日有加焉；亲贵旧臣莫之间也，或屏左右，谈说至夜分不罢。肃亦尽忠输诚，无所隐避，自谓君臣之际，犹孔明之遇玄德也。寻除辅国、大将军长史，赐爵开阳伯。肃固辞伯爵，许之。
诏肃讨齐义阳，听招募壮勇以为爪牙，其募士有功，赏加等。其从肃行者，六品已下听先拟用，以后闻；若投化人，听五品已下先即优授。肃至义阳，频破贼军，除持节、都督、豫州刺史、扬州大中正。肃善抚接，甚有声称。寻征入朝，帝手诏曰：“不见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岁，我劳如何。饰馆华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发汝坟也？”又诏曰：“萧丁荼虣世，志等伍胥，穷逾再期，蔬缊不改。有司依礼喻解，为裁练禅之制。”
二十年七月，帝以久旱不雨辍膳，百寮诣阙。帝在崇虚楼，遣舍人问肃。对曰：“伏承陛下辍膳，已经三日，群臣不敢自宁。臣闻尧水汤旱，自定之数，须圣人以济，未闻由圣以至灾，是以国储九年，以御九年之变。昨四郊之外已蒙滂澍，唯京城之内微为少泽。蒸庶未阙一食，陛下辍膳三日，臣庶惶惶，无复情地。”帝遣答曰：“虽不食数朝，犹然无感，朕诚心未至之所致也。朕志确然，死而后已。”是夜，澍雨大降。以破齐将裴叔业功，进号镇南将军，加都督四州诸军事，封汝阳县子。肃频表固让，不许，诏加鼓吹一部。
初，齐之收肃父奂也，奂司马黄瑶起攻奂杀之。二十二年平汉阳，瑶起为辅国将军，特诏以付肃，使纾泄哀情。
孝文崩，遗诏以肃为尚书令，与咸阳王禧等同为宰辅，征会驾鲁阳。肃至，遂与禧参同谋谟。自鲁阳至京洛，行途丧纪，委肃参量，忧勤经综，有过旧戚。禧兄弟并敬昵之，上下称为和辑。唯任城王澄以其起自羁远，一旦在己之上，每谓人曰：“朝廷以王肃加我上，尚可；从叔广陵，宗室尊宿，历任内外，云何一朝令肃居其右也？”肃闻，恆降避之。寻为澄所奏劾，称肃谋叛，事寻申释。诏肃尚陈留长公主，本刘昶子妇彭城公主也，赐钱二十万、帛三千疋。肃奏：“考以显能，陟由绩著升明退暗，于是乎在。自百寮旷察，四稔于兹，请依旧例，考检能否。”从之。
裴叔业以寿春内附，拜肃使持节、都督江西诸军事，与彭城王勰率步骑十万以赴之。齐豫州刺史萧懿屯小岘，交州刺史李叔献屯合肥，将图寿春。肃进师讨击，大破之，禽叔献，走萧懿。还京师，宣武临东堂，引见劳之，进位开府仪同三司，封昌国县侯。寻为散骑常侍、都督淮南诸军事、扬州刺史。肃频在边，悉心抚接，远近归怀，附者若市，咸得其心。清身好施，简绝声色，终始廉约，家无余财。然性微轻恌，颇以功名自许，护疵称伐，少所推下，孝文每以此为言。
景明二年，薨于寿春，年三十八。宣武为举哀，给东园秘器、朝服一袭、钱三十万、帛一千疋、布五百疋、蜡三百斤，并问其卜迁远近，专遣侍御史一人监护丧事。又诏曰：“杜预之殁，窆于首阳，司空李冲，覆舟是托，顾瞻斯所，亦二代之九原也。故扬州刺史肃，忠义结于二世，英惠符于李、杜。平生本意，愿终京陵，既有宿心，宜遂先志。其令葬于冲、预两坟之间，使之神游相得也。”赠侍中、司空公。有司奏以肃贞心大度，宜谥匡公，诏谥宣简。明帝初，诏为肃建碑铭。
自晋氏丧乱，礼乐崩亡，孝文虽厘革制度，变更风俗，其间朴略，未能淳也。肃明练旧事，虚心受委，朝仪国曲，咸自肃出。子绍袭。
绍字三归，位中书侍郎。卒，赠徐州刺史。子迁袭，齐受禅，爵随例降。
绍弟理，孝静初得还朝，位著作佐郎。绍，肃前妻谢生也。肃临薨，谢始携女及绍至寿春。宣武纳其女为夫人，明帝又纳绍女为嫔。
肃弟康，字文政，涉猎书史，微有兄风。宣武初，携兄子诵、翊、衍等入魏，拜中书侍郎。卒幽州刺史，赠征虏将军、徐州刺史。
诵字国章，肃长兄融之子。学涉有文才，神气清俊，风流甚美。历位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右将军、幽州刺史、长兼秘书监、给事黄门侍郎。明帝崩，灵太后之立幼主也，于时大赦。诵宣读诏书，言制抑扬，风神竦秀，百寮倾属，莫不叹美。孝庄初，于河阴遇害，赠尚书左仆射、司空公，谥曰文宣。子孝康，尚书郎中。孝康弟俊赋，性清雅，颇有文才，齐文襄王中外府祭酒。
诵弟衍，字文舒，名行器艺亚于诵。位光禄大夫、廷尉卿、扬州刺史、大中正、度支七兵二尚书、太常卿。出为散骑常侍、西兗州刺史。为尔硃仲远所禽，以其名望，不害。令骑牛从军，久乃见释远洛。孝静初，位侍中。卒，敕给东园秘器，赠尚书令、司徒公，谥曰文献。衍笃于交旧。有故人竺ＩＱ，于西兗州为仲远所害，其妻子饥寒，衍置于家，累年赡恤，世人称其敦厚。
翊字士游，肃次兄深子也。风神秀立，好学有文才。位中书侍郎。颇锐于荣利，结婚于元叉。为济州刺史，清静有政绩。入为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领国子祭酒。卒，赠司空公、徐州刺史。子琛，武定中，仪同、开府记室参军。
刘芳，字伯支，彭城丛亭里人，汉楚元王交之后也。六世祖讷，晋司隶校尉。祖该，宋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宋兗州长史。芳出后宋东平太守逊之。邕同刘义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随伯母房逃窜清州，会赦免。舅元庆，为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马，为文秀所杀。芳母子入梁邹城。慕容白曜南讨青、齐，梁邹降，芳北徙为平齐人，时年十六。
南部尚书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师，诣敷门。崔耻芳流播，拒不见之。芳虽处穷窘之中，而业尚贞固。聪敏过人，笃志坟典，昼则亻庸书以自资给，夜则诵经不寝。至有易衣亻并日之弊，而淡然自守，不急急于荣利，不戚戚于贫贱，乃著《穷通论》以自慰。常为诸僧亻庸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一缣，岁中能入百余疋。如此数年，赖以颇振。由是与德学大僧多有还往。时有南方沙门慧度以事被责，未几暴亡，芳因缘闻知。文明太后召入禁中，鞭之一百。时中官李丰主其始末，知芳笃学有志行，言之于太后。微愧于心。会齐使刘缵至，芳之始族兄也，擢芳兼主客郎，与缵相接。拜中书博士。后与崔光、宋弁、刑产等俱为中书侍郎。俄而诏芳与产入授皇太子经，迁太子庶子，兼员外散骑常侍。
从驾洛阳，自在路及旋京师，恆侍坐讲读。芳才思深敏，特精经义，博闻强记，兼览《苍雅》，尤长音训，辩析无疑。于是礼遇日隆，赏赉丰渥。俄兼通直常侍，从驾南巡，撰述行事，寻而除正。
王肃之来奔也，孝文雅相器重，朝野属目。芳未及相见。尝宴群臣于华林，肃语次云：“古者唯妇人有笄，男子则无笄。”芳曰：“推经《礼》正文，古者男子妇人俱有笄。”肃曰：“《丧服》称男子免而妇人髽，男子冠而妇人笄，如此则男子不应有笄。”芳曰：“此专谓凶事也。《礼》：初遭丧，男子免，时则妇人髽；男子冠，时则妇人笄。言俱时变，男子妇人免髽、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夺其笄，且互言也。非谓男子无笄。又《礼内则》称：‘子事父母，鸡初鸣，栉纚笄总。’以兹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称善者久之。肃亦以芳言为然，曰：“此非刘石经也？”昔汉世造三字石经于太学，学者文字不正，多往质焉。芳音义明辩，疑者皆往询访，故时人号为刘石经。酒阑，芳与肃俱出。肃执芳手曰：“吾少来留意《三礼》，在南诸儒，亟共讨论，皆谓此义，如吾向言。今闻往释，顿祛平生之惑。”芳理义精赡，类皆如是。
孝文迁洛，路由朝歌，见殷比干墓，怆然悼怀，为文以吊之。芳为注解，表上之。诏曰：“览卿注，殊为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惭张、贾。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书。”诏以芳经学精洽，超迁国子祭酒。以母忧去官。
帝征宛、邓，起为辅国将军、太尉长史，从太尉、咸阳王禧攻南阳。齐将裴叔业入寇徐州，疆场之人，颇怀去就。帝忧之，以芳为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后兼侍中，从征马圈。孝文崩于行宫，及宣武即位，芳手加兗冕。孝文袭敛，暨乎启祖、山陵、练祭，始末丧事，皆芳撰定。咸阳王禧等奉申遗旨，令芳入授宣武经。及南徐州刺史沈陵外叛，徐州大水，遣芳抚慰振恤之。寻正侍中，祭酒、中正并如故。芳表曰：
夫为国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学校为先。唐虞以往，典籍无据；隆周以降，任居武门。蔡氏《劝学篇》云：“周之师氏居武门左。”今之祭酒则周师氏。《洛阳记》：“国子学宫与天子宫对。太学在开阳门外。”案《学记》云：“古之王者，建国亲人，教学为先。”郑氏注：“内则设师保以教，使国子学焉；外则有太学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国学在内，太学在外，明矣。臣谓今既徙县崧瀍，皇居伊洛，宫阙府寺，佥复故址，至于国学，岂宜舛错？校量旧事，应在宫门之左。至如太学，基所见存，仍旧营构。
又云太初太和二十年，发敕立四门博士，于四门置学。臣案：自周已上，学唯以二，或尚东，或尚西，或贵在国，或贵在郊。爰暨周室，学盖有六：师氏居内，太学在国，四小在效。《礼记云：“周人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四郊。”《礼》又云：“天子设四学，当入学而太子齿。”注云：“四学，周四郊之虞庠也。”《大戴·保傅篇》云：“帝入东学，尚亲而贵仁；帝入南学，尚齿而贵信；帝入西学，尚贤而贵德；帝入北学，尚贵而尊爵；帝入太学，承师而问道。”周之五学，于此弥彰。案郑注《学记》，周则六学，所以然者，注云：“内则设师保以教，使国子学焉；外则有太学庠序之官。”此其证也。汉、魏已降，无复四郊。谨寻先旨，宜在四门。案王肃注云：“天子四郊有学，去都五十里。”考之郑氏，不云远近。今太学故坊，基址宽旷。四郊别置，相去辽阔，检督难周。计太学坊并作四门，犹为太旷。以臣愚量，同处无嫌。且今时制置，多循中代，未审四学应从古不？求集儒礼官议其定所。
从之。迁中书令，祭酒如故。出除青州刺史。为政儒缓，不能禁止奸盗；然廉清寡欲，无挠公私。还朝，议定律令。芳斟酌古今，为大议之主，其中损益，多芳意也。宣武以朝仪多阙，其一切诸议悉委芳修正，于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谘访焉。转太常卿。
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数于《礼》有违；又灵星、周公之祀，不应隶太常，乃上疏曰：
臣闻国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实在审位。臣学谢全经，业乖通古，岂可轻荐瞽言，妄陈管说！窃见所置坛祠，远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既曰职司，请陈肤浅。
《孟春令》云：“其数八。”又云：“迎春于东郊。”卢植云：“东郊，八里郊也。”贾逵云：“东郊，木帝太昊，八里。”许慎云：“东郊，八里郊也。”郑玄《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礼》曰：“王出十五里迎岁。”盖殷礼也。周礼，近郊五十里。”郑玄别注云：“东郊去都城八里。”高诱云：“迎春气于东方，八里郊也。”王肃云：“东郊八里，因木数也。”此皆同谓春郊八里之明据也。《孟夏令》云：“其数七。”又云：“迎夏于南郊。”卢植云：“南郊，七里郊。”贾逵云：“南郊，火帝，七里。许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郑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诱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肃云：“南郊七里，因火数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审据也。《中央令》云：“其数五。”卢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贾逵云：“中兆黄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于四郊也。”郑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审据也。《孟秋令》云：“其数九。”又云：“以迎秋于西郊。”卢植云：“西郊，九里。”贾逵云：“西郊，金帝少昊，九里。”许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郑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诱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肃云：“西郊九里，因金数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审据也。《孟冬令》云：“其数六。”又云：“迎冬于北郊。”卢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贾逵云：“北郊，水帝颛顼，六里，”许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郑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诱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肃云：“北郊六里，因水数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审据也。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礼》：王畿内千里，二十分其一，以为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为远郊。迎王气盖于近郊。汉不设王畿，则以其方数为郊处。故东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于雒阳城南七里，依采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阳城北四里。”此又汉世南、北郊之明据也。今地祗准此。至如三十里郊，进乖郑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据，退违汉、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计四郊各以郭门为限，里数依上。
《礼》：朝拜日月皆于东西门外。今日月之位，去城东西，路各三十，窃又未审。《礼》又云：“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今计造如上。《礼仪志》云：“立高禖祠于城南。”不云里数，故今用旧。灵星本非礼事，兆自汉初，专为祈田，恆隶郡县。《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诏御史，其令天下立灵星祠，牲用太牢，县邑令、长侍祠。”晋《祠令》云：“郡、县、国祠社稷、先农，县又祠灵星。”此灵星在天下诸县之明据也。周公庙所以别在洛阳者，盖缘姬旦创成洛邑，故传世洛阳，崇祠不绝，以彰厥庸。夷、齐庙者，亦世为洛阳界内神祠。今并移太常，恐乖其本。正下此类甚众，皆当部郡县修理，公私施之祷请。窃惟太常所司，郊庙神祇自有常限，无宜临时斟酌以意，若遂尔妄营，则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在洛阳，于国一也，然贵在审本。
臣以庸蔽，谬忝今职，考括坟籍，博采群议，既无异端，谓粗可依据。今玄冬务隙，野罄人闲，迁易郊坛，二三为便。
诏曰：“所上乃有明据，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从旧。”
先是，孝文于代都，诏中书监高闾、太常少卿陆琇并公孙崇等十余人，修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后崇为太乐令，乃上请尚书仆射高肇，更共营理。宣武诏芳共主之。芳表以礼乐事大，不容辄决，自非博延公卿，广集儒彦，讨论得失，研穷是非，无以垂之万叶，为不朽之式。被报听许，数旬之间，频烦三议。于是朝士颇以崇专综既久，不应乖谬，各默然无发论者。芳乃探引经诰，搜括旧文，共相难质，皆有明据，以为盈缩有差，不合典式。崇虽示相酬答，而不会问意，卒无以自通。尚书依事述奏，仍诏委芳别更考制。于是学者弥归宗焉。芳以社稷无树，又上疏曰：
依《合朔仪》注：日有变，以硃丝为绳，以绕系社树三匝。而今无树。又《周礼大司徒》职云：“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各以其社所宜木。”郑玄注云：“所宜木，谓若松、柏、栗也。”此其一证也。又《小司徒·封人》职云：“掌设王之社壝，为畿封而树之。”郑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于社；稷，社之细也。”此其二证也。又《论语》曰：“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证也。又《白武通》：社、稷所以有树，何也？尊而识之也。使人望见既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树之义，了不论有之与无也。此其四证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树何”，然则稷亦有树明矣。又《五经通义》云：“天子太社、王社，诸侯国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无屋，树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万物，万物莫善于木，故树木也。”此其五证也，此最其丁宁备解有树之意也。又《五经要义》云：“社必树之以木。《周礼·司徒》职曰：班社而树之，各以土地所生。《尚书·逸篇》曰：太社惟松，东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证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树别之明据也。又见诸家《礼图》，社稷图皆画为树，唯诫社、诫稷无树。此其七证也。
虽辨有树之据，犹未正所植之木。案《论语》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书·逸篇》则云“太社惟松”，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立社各异也。愚以为宜植以松。何以言之？《逸书》云“太社惟松”，今者植松，不虑失礼。惟稷无成证。稷乃社之细，盖亦不离松也。
宣武从之。
芳沈雅方正，概尚甚高，《经》、《传》多通，孝文尤器敬之，动相顾访。太子恂之在东宫，孝文欲为纳芳女，芳辞以年貌非宜，帝叹其谦慎。帝更敕芳举其宗女，芳乃称其族子长文之女，孝文乃为恂娉之，与郑懿女对为左右孺子焉。
崔光于芳有中表之敬，每事询仰。芳撰郑玄所注《周官·仪礼音》、干宝所注《周官音》、王肃所注《尚书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宁所注《穀梁音》、韦昭所注《国语音》、范晔《后汉书音》各一卷，《辩类》三卷，《徐州人地录》二十卷，《急就篇续注音义证》三卷，《毛诗笺音义证》十卷，《礼记义证》十卷，《周官·仪礼义证》各五卷。崔光表求以中书监让芳，宣武不许。卒，赠镇东将军、徐州刺史，谥文贞侯。
长子怿，字祖欣。雅有父风，颇好文翰。历徐州别驾、兗州左军府长史、司空谘议参军，屡为行台出使，所历皆有当官之称。转通直散骑常侍、徐州大中正，行郢州事，寻迁安南将军、大司农卿。卒，赠徐州刺史，谥曰简。无子，弟廞以第三子峻为后。
廞字景兴，好学强立。善事当世，高肇之盛及清河王怿为宰辅，廞皆与其子侄交游。灵太后临朝，又与太后兄子往还相好。太后令廞以诗武授弟元吉。稍迁光禄大夫。孝武帝初，除散骑常侍，迁骠骑大将军、国子祭酒。孝武于显阳殿讲《孝经》，廞为执经，虽酬答论难未能精尽，而风采音制，足有可观。寻兼都官尚书，又兼殿中尚书。及孝武入关，齐神武至洛，责廞诛之。
子骘，字子升。少有风气，颇涉文史。位徐州开府从事中郎。父廞之死，骘率勒乡部赴兗州，与刺史樊子鹄抗御王师。每战，流涕突阵。城陷，禽送晋阳。齐神武矜而赦之。文襄为仪同开府，以骘为属本州大中正，转中书舍人。时与梁和通，骘前后受敕对其使一十六人。为司徒左长史，卒，赠南青州刺史。廞弟彧，位金紫光禄大夫。彧子逖。
逖字子长，少聪敏。好弋猎骑射，以行乐为事；爱交游，善戏谑。齐文襄以为永安公浚开府行参军。逖远离家乡，倦于羁旅，发愤自励，专精读书。晋阳都会之所，霸朝人士攸集，咸务于宴集。逖在游宴之中，卷不离手，遇有文籍所未见者，则终日讽诵，或通夜不归。其好学如此。亦留心文藻，颇工诗咏。
齐天保初，行定陶县令，坐奸事免，十余年不得调。其姊为任氏妇，没入宫，敕以赐魏收。收所提携，后为开府参军。及文宣崩，文士并作挽歌，杨遵彦择之，员外郎卢思道用八首，逖用二首，余人多者不过三四。中书郎李愔戏逖曰：“卢八问讯刘二。”逖衔之。乾明元年，兼员外散骑常侍，使送梁主萧庄。还，兼三公郎中。
武成时，和士开宠要，逖附之。正授中书侍郎，入典机密。时李愔献赋，言天保中被谗。逖摘其文，奏曰：“诽谤先朝，大不敬。”武成怒，大加鞭朴。逖喜复前憾，曰：“高捶两下，执鞭一百，何如呼刘二时。”寻兼散骑常侍，聘陈使主。逖欲独擅文藻，不愿与文士同行。时黄门侍郎王松年妹夫卢士游，性沈密，逖求以为副。又逖姊魏家者，收时已放出，逖因次欲嫁之士游，不许。逖恐事露，亦不逼焉。迁给事黄门侍郎，修国史。加散骑常侍，除假仪同三司，聘周使副。二国始通，礼仪未定，逖与周朝议论往复，斟酌古今，事多合礼，兼文辞可观，甚行名誉。使还，拜仪同三司。
及武成崩，和士开欲改元，议者各异。逖请为“武平”，私谓士开曰：“武平反为明辅，逖作此以为公。”士开悦而从之。时士开为众口所排，娄定远同辅政，逖遂回附之，使得西货，悉以饷定远。定远外任，逖不自安，又阴结斛律明月、胡长仁以自固。士开知之，未甚信，忽于明月门巷逢之，弥以为实。初，逖名宦未达时，欲事祖珽。珽未原，谓人曰：“我言彭城楚子，应有气侠，唯将崔季舒诗示人，殊乖气望。”逖乃为弟娶珽女，遂成密好。珽之将诉赵彦深、和士开也，先与逖谋，逖乃告二人。故二人得为之计。珽被黜，令弟出其妻。及是，逖解士开所嫌。寻出为仁州刺史。珽乃要行台尚书卢潜陷逖，许潜重迁。潜曰：“如此事，吾不为也。”更戒逖而护之。后被征还，待诏文林馆，重除散骑常侍，奏门下事。未几与崔季舒等同戮，时年四十九。所制文笔三十卷。子逸人，开府行参军。仕隋，终于洛阳令。芳懋从子懋。
懋字仲华，祖泰之，父承伯，仕宋并有名位。懋聪敏好学，博综经史；善草隶书，识奇字。宣武初入朝，位尚书外兵郎中。芳甚重之，凡所撰朝廷轨仪，皆与参量。尚书博议，懋与殿中郎袁翻常为议主。达于从政，台中疑事，咸所访决。尚书李平与结莫逆交。迁步兵校尉，领郎中，兼东宫中舍人。转员外常侍、镇远将军，领考功郎中，立考课之科，明黜陟之法，甚有条贯。
孝昭初，大军攻硖石，懋为李平行台郎中。城拔，懋颇有功。太傅、清河王怿爱其风雅，常目而送之曰：“刘生堂堂，搢绅领袖，若天假之年，必为魏朝宰辅。”诏懋与诸才学之士撰成仪令。怿为宰相积年，礼懋尤重，令诸子师之。迁太尉司马。熙平二年冬，暴病卒。家甚清贫，亡之日，徙四壁而已。太傅怿及当时才俊莫不痛惜之。赠持节、前将军、南泰州刺史，谥曰宣简。懋诗诔赋颂及文笔见称于时，又撰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
常爽，字仕明，河内温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孙也。祖珍，苻坚南安太守，因世乱，遂居凉州。父坦，乞伏世镇远将军、大夏镇将、显美侯。
爽少而聪敏，严正有志概，虽家人僮隶未尝见其宽诞之容。笃志好学，博闻强识，明习纬候、《五经》、百家，多所研综。州郡礼命，皆不就。武成西征凉土，爽与兄士国归款军门。武成嘉之，赐士国爵五品，显美男；爽为六品，拜宣威将军。是时，戎车屡驾，征伐为事，贵游子弟未遑学术。爽置馆温水之右，教授门徒七百余人，京师学业，翕然复兴。爽立训甚有劝罚之科，弟子事之，若严君焉。尚书左仆射元赞、平原太守司马真安、著作郎程灵虬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并称爽之严教，奖励有方。允曰：“文翁柔胜，先生刚克，立教虽殊，成人一也。”其为通识叹服如此。因教授之暇，述《六经略注》，以广制作，甚有条贯。其序曰：
《传》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然则仁义者，人之性也；经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铸神情，启悟耳目，未有不由学而能成其器，不由习而能利其业。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概；宁越庸夫也，讲艺以全高尚之节。盖所由者习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备焉。
昔者先王之训天下也，莫不导以《诗》、《书》，教以《礼》、《乐》，移其风俗，和其人民。故恭俭庄敬而不烦者，教深于《礼》也；广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于《乐》也；温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于《诗》也；疏通知远而不诬者，教深于《书》也；洁静精微而不贼者，教深于《易》也；属辞比事而不乱者，教深于《春秋》也。夫《乐》以和神，《诗》以正言，《礼》以明体，《书》以广听，《春秋》以断事。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易》为之源，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其几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经》者，先王之遗烈，圣人之盛事也，安可不游心寓目习性文身哉！顷因暇日，属意艺林，略撰所闻，讨论其本，名曰《六经略注》，以训门徒焉！
其《略注》行于世。
爽不事王侯，独守闲静，讲肄经典二十余年，时号为“儒林先生”。年六十三，卒于家。子文通，历官至镇西司马、南天水太守、西翼校尉。文通子景。
景字永昌，少聪敏，初读《论语》、《毛诗》，一受便览。及长，有才思，雅好文章。廷尉公孙良举为协律博士，孝文亲得其名，既而用之为门下录事。正始初，招尚书、门下于金墉中书外省考论律令，敕景参议。宣武季舅护军将军高显卒，其兄右仆射肇托景及尚书邢峦、并州刺史高聪、通直郎徐纥各作碑铭，并以呈御。帝悉付侍中崔光简之，光奏景名位乃处诸人之下，文出诸人之上，遂以景文刊石。
肇尚平阳公主，未几主薨，肇欲使公主家令居庐制服，已付学官议正施行。尚书又以访景，景以妇人无专国之理，家令不得有纯臣之义，乃执议曰：
丧纪之本，实称物以立情；轻重所因，亦缘情以制礼。虽理关盛衰，事经今古，而制作之本，降杀之宜，其实一焉。是故臣之为君，所以资敬而崇重；为君母妻，所以从服而制义。然而诸侯大夫之君者，谓其有地土、有吏属，无服文者，言其非世爵也。今王姬降适，虽加爵命，事非君邑，理异列土。何者？诸王开国，备立臣吏，生有趋奉之勤，死尽致丧之礼。而公主家令，唯有一人，其丞已下，命之属官，既无接事之仪，实阙为臣之体。原夫公主之贵，所以立家令者，盖以主之内事，脱须关外，理无自达，必也因人。然则家令唯通内外之职及典主家之事耳，无关君臣之理，名义之分也。由是推之，家令不得为纯臣，公主不可为正君，明矣。
且女人之为君，男子之为臣，古礼所不载，先朝所未议。而四门博士裴道广、孙荣乂等以公主为之君，以家令为之臣，制服以斩，乖缪弥甚。又张虚景、吾难羁等不推君臣之分，不寻致服之情，犹同其议，准母制齐，求之名实，理未为允。窃谓公主之爵，既非食采之君；家令之官，又无纯臣之式。若附如母，则情议罔施；若准小君，则从服无据。案如经《礼》，事无成文，即之愚见，谓不应服。
朝廷从之。
景淹滞门下积岁，不至显官，以蜀司马相如、王褒、严君平、扬子云等四贤，皆有高才而无重位，乃托意以赞之。景在枢密十有余年，为侍中崔光、卢昶、游肇、元晖尤所知赏。累迁积射将军、给事中。延昌初，东宫建，兼太子屯骑校尉，录事皆如故。受敕撰门下诏书凡四十卷。尚书元苌出为安西将军、雍州刺史，请景为司马。以景阶次不及，除录事参军、襄威将军，带长安令，甚有惠政，人吏称之。
先是，太常刘芳与景等撰朝令，未及班行。别典仪注，多所草创，未成。芳卒，景纂成其事。及宣武崩，召景赴京，还修仪注。拜谒者仆射，加宁远将军，又以本官兼中书舍人。后授步兵校尉，仍舍人。又敕撰太和之后朝仪已施行者，凡五十余卷。时灵太后诏依汉世阴、邓二后故事，亲奉庙祀，与帝交献。景乃据正以定仪注，朝廷是之。正光初，除龙骧将军、中散大夫，舍人如故。时明帝行讲学之礼于国子寺，司徒崔光执经，敕景与董绍、张彻、冯元兴、王延业、郑伯猷等俱为录义。事毕，又行释奠之礼，并诏百官作释奠诗，以景作为美。
是年九月，蠕蠕主阿那瑰归阙，朝廷疑其位次。高阳王雍访景。曰：“昔咸宁中，南单于来朝，晋世处之王公、特进之下。今日为班，宜在蕃王、仪同三司之间。”雍从之。朝廷典章，疑而不决，则时访景而行。
初，平齐之后，光禄大夫高聪徙于北京，中书监高允为之聘妻，给其资宅。聪后为允立碑，每云“吾以此文报德足矣。”豫州刺史常绰以未尽其美。景尚允才器，先为《遗德颂》，司徒崔光闻而观之，寻味良久，乃云：“高光禄平日每矜其文，自许报允之德，今见常生此颂，高氏不得独擅其美也。”侍中崔光、安丰王延明受诏议定服章，敕景参修其事。寻进号冠军将军。阿那瑰之还国也，境上迁延，仍陈窘乏。遣尚书左丞元孚奉诏振恤，阿那瑰执孚过柔玄，奔于漠北。遣尚书令李崇、御史中尉兼右仆射元纂追讨不及。乃令景出塞，经絺山，临瀚海，宣敕勒众而返。景经涉山水，怅然怀古，乃拟刘琨《扶风歌》十二首。进号征虏将军。
孝昌初，给事黄门侍郎，寻除左将军、太府少卿，仍舍人。固辞少卿不拜，改授散骑常侍，将军如故。徐州刺史元法僧叛入梁，梁武遣其豫章王萧综入据彭城。时安丰王延明为大都督、大行台，率临淮王彧等众军讨之。既而萧综降附，徐州清复，遣景兼尚书，持节驰与行台都督观机部分。景经洛纳，乃作铭焉。是时尚书令萧宝夤、都督崔延伯、都督北海王颢、都督车骑将军元恆芝等并各出讨，诏景诣军宣旨劳问。还，以本将军授徐州刺史。b 杜洛周反于燕州，仍以景兼尚书为行台，与幽州都督、 平北将军元谭以御之。景表求勒幽州诸县悉入古城，山路有通贼之处，权发兵夫，随宜置戍，以为防遏。又以顷来差兵，不尽强壮，今之三长，绵是豪门多丁为之，今求权发为兵。明帝皆从之。进号平北将军。别敕谭西至军都关，北从卢龙塞，据此二险，以杜贼出入之路。又诏景山中险路之处，悉令捍塞。景遣府录事参军裴智成发范阳三长之兵以守白闰，都督元谭据居庸下口。俄而安州石离、冗城、斛盐三戍兵反，结洛周，有众二万余落，自松岍赴贼。谭勒别将崔仲哲等截军都关以待之。仲哲战没，洛周又自外应之，腹背受敌，谭遂大败，诸军夜散。诏以景所部别将李琚为都督，代谭征下口，降景为后将军，解州任。仍诏景为幽、安、玄四州行台。
贼既南出，钞略蓟城，景命统军梁仲礼率兵士邀击。破之，获贼将御夷镇军主孙念恆。都督李琚为贼所攻蓟城之北，军败而死。率属城人御之，贼不敢逼。洛周还据上谷。授景平北将军、光禄大夫，行台如故。洛周遣其都督王曹纥真、马叱斤等率众蓟南，以掠人谷，乃遇连雨，贼众疲劳。景与都督于荣、制史王延年置兵栗国，邀其走路，大败之，斩曹纥真。洛周率众南趋范阳，景与延年及荣破之。又遣别将重破之于州西彪眼泉，禽斩之及溺死者甚众。后洛周南围范阳，城人翻降，执刺史延年及景，送于洛周。寻为葛荣所吞，景又入荣。荣破，景得还朝。
永安初，诏复本官，兼黄门侍郎，又摄著作，固辞不就。二年，除中军将军，正黄门。先是参议《正光壬子历》，至是赐爵高阳子。元颢内逼，庄帝北巡，景与侍中、大司马、安丰王延明在禁中召诸亲宾，乃安慰京师。颢入洛，景乃居本位。庄帝还宫，解黄门。普泰初，除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秘书监。以预诏命之勤，封濮阳县子，后以例追。永熙二年，监议事。
景自少及老，恆居事任，清俭自守，不营产业。至于衣食，取济而已。耽好经史，爱玩文词，若遇新异之书，殷勤求访，或复质买，不问价之贵贱，必以得为期。友人刁整每谓曰：“卿清德自居，不事家业，虽俭约可尚，将何以自济也？吾恐挚太常方馁于柏谷耳。”遂与卫将军羊深矜其所乏，乃率刁双、司马彦邕、李谐、毕祖彦、结义显等各出钱千文而为买马焉。天平初迁鄴，是时诏下三日，户四十万狼狈就道，收百官马，尚书丞、郎已下非陪从者，尽乘驴。齐神武以景清贫，特给车牛四乘，妻孥方得达鄴。后除仪同三司，仍本将军。武定六年，以老疾去官，诏特给右光禄事力终其身。八年薨。
景善与人交，终始若一。其游处者皆服其深远之度，未曾见其矜吝之心。好饮酒，淡于荣利，自得怀抱，不事权门。性和厚恭慎。每读书见韦弦之事、深薄之危，乃图古昔可以鉴戒，指事为象，赞而述之曰：
《周雅》云：“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有朝隐大夫鉴戒斯文，乃惕焉而惧曰：夫道丧则性倾，利重则身轻。是故乘和体逊，式铭方册；防微慎独，载象丹青。信哉辞人之赋，文晦而理明。仰瞻高天，听卑视谛；俯测厚地，岳峻川渟。谁共戴之，不私不畏；谁其践之，不陷不坠。故善恶是征，物罔同异。论亢匪久，人咸敬忌。嗟乎！唯地厚矣，尚亦兢兢……浩浩名位，孰识其亲。搏之弗得，聆之无闻。故有戒于显而急于微。好爵是冒，声奢是基。身陷于禄利，言溺于是非。或求欲而未厌，或知足而不辞。是故位高而势逾迫，正立而邪逾欺。安有位朽而危不萃，邪荣而正不雕。故悔多于地厚，祸甚于天高。夫悔未结，谁肯曲躬。夫祸未加，谁肯累足。固机发而后思图，车覆而后改躅。改之无及，故狡兔失穴；思之在后，故逆鳞易触。君子则不然。体舒则怀卷，视溺则思济。原夫人阙之度，邈于无阶之天，势位之危，深于不测之地。饵厚而躬不竞，爵降而心不系。守善于已成，惧愆于未败。虽盈而戒冲，通而虑滞。以知命为遐龄，以乐天为大惠。以戢智而从时，以怀愚而游世。曲躬焉，累足焉，苟行之昼已决矣，犹夜则思其计；诵之口亦明矣，故心必赏其契。故能不同不诱，而弭谤于群小；无毁无誉，而贻信于上帝。托身与金石俱固，立名与天壤相弊。嚣竞无侵，优游独逝。夫如是，绮阁金门，可安其宅；锦衣玉食，可颐其形。柳下三黜，不愠其色；子文三陟，不喜其情。
而惑者见居高可以持势，欲乘高以据荣。见直道可以修己，欲专道以邀声。夫去声然后声可立，岂矜道之所宣。虑危然后安可固，岂假道之所全。是以君子鉴恃道不可以流声，故去声而怀道。鉴专道不可以守势，故去势以崇道。何者？履道虽高，不得无亢；求声虽道，不得无悔。然则声奢繁则实俭雕，功业进则身迹退。如此则精灵遂越，骄侈自亲。情与道绝，事与势邻。方欲役思以持势，乘势以求津。故利欲诱其性，祸难婴其身。利欲交则幽显以之变，祸难构则智术无所陈。若然者，虽縻爵帝局，焉得而宁之？虽结珮皇庭，焉得而荣之？故身道未究，而崇邪之径已形。成功未立，而修正之术已生。福禄交蹇于人事，屯难顿萃于时情。忠介剖心于白日，耿节沉骨于幽灵。因斯愚智之所机，倚伏之所系，全亡之所依，其在逊顺而已哉。呜呼鉴之！呜呼鉴之！
景所著述数百篇见行于世。删正晋司空张华《博物志》及撰《儒林》、《列女传》各数十篇云。长子昶，少学识，有文才，早卒。昶弟彪之，永安中，司空行参军。
论曰：古人云：才未半古，功已过之。王肃流寓之士，见知一面，荣任赫然，寄同旧列，虽器业自致，抑亦逢时之所致焉。刘芳矫然特立，沈深好古，博通洽识，为世儒宗。懋才流识学，见重于世，不虚然也。常爽以儒素著称，景以文义见宗，美乎。
译文：
王肃字恭懿，琅邪临沂人。父亲王奂，是南齐雍州刺史，《南史》中有传。王肃从小聪明善辩，广泛阅览经史，有很远大的志向。在南齐做官，职位为秘书丞。父亲王奂和兄弟都被齐武帝所毅。太和十七年，王肃从建邺来投奔。孝文帝当时巡幸邺城，听说王肃来了，虚心待他，迎接相见就像老朋友。王肃言辞敏捷，口才很好又有礼节，孝文帝非常同情他。后来谈到治国之道，王肃所陈述的意见，很合孝文帝的心意，孝文帝移近坐席忘记了时间，不觉得坐谈的疲劳。王肃便趁机说明南齐萧氏的危亡征兆，可以乘这个时机进攻，孝文帝因此而图谋南方的计划更坚决。对王肃非常器重以礼相待，日盛一日，即使是亲近的老臣也不能分开疏远他们，有时还将身边的人支开，一直谈到深夜还不能停止。王肃也尽心尽忠，知无不言，自称自己和孝文帝之间，就像诸葛亮遇到了刘玄德。不久任命为辅国、大将军长史，赐给他爵位为开阳伯。王肃坚决辞让伯爵，答应了他的要求。
下诏王肃讨伐南齐的义阳，由他招募壮士作为卫士。他招募的战士立有战功的，奖赏要加一等；跟随王肃出征的，六品以下的官员随他先任用，事后上报；如果是南朝来投诚的人，五品以下随便王肃事先优先任用。王肃到达义阳，频频打败敌军，任命为持节、都督、豫州刺史、扬州大中正。王肃善于抚恤应接，很有声誉。不久征召入朝，皇帝下手诏说：“看不到你，我的心中像醉酒一样，一天如三年一样漫长，我的思念如何地深。我将华林园装饰一新，擦净了座席等你来到，你准备哪一天从汝坟动身呢？”又下诏说：“王肃全家涂炭于暴乱之世，志节可与伍子胥相比，穷苦超过两周年，仍旧粗衣蔬食。有关官吏们应依礼劝谕他，让他减少服丧时间。”
二十年七月，皇帝因为天气久旱不雨停止进膳，百官都赶赴宫中。皇帝在崇虚楼，派舍人去问王肃。王肃回答说：“我听说陛下停膳，已经有三天了，群臣不敢自求安宁。下臣听说尧时大水、成汤时大旱，乃是自然的运数，需要圣人去拯救，并不是由于圣人造成这些灾害，因此国家要储备九年的粮食，以防备九年的灾害。昨天四郊以外已经降雨，仅京城内雨水较少。老百姓都未缺一餐，而陛下停食三天，官民都诚惶诚恐，不知怎样是好。”皇帝派人对答说：“虽然我几天未进食，但还是没有感动上天，这是我的诚心还不够的结果。我的决心不可动摇，除非死了才能作罢。”当天夜晚，大雨滂沱。因为打败南齐将领裴叔业的功劳，升官位为镇南将军，加官都督四州诸军事，封爵为汝阳县子。王肃不断上表坚决推辞，不允许，下韶加授鼓吹一部。
当初，南齐收捕王肃的父亲王奂，王奂的司马黄瑶起进攻王奂而将他杀死。二十二年平定汉阳，瑶起为辅国将军，特诏把瑶起交给王肃处理，以报仇泄愤。
孝文帝去世，遗诏任命王肃为尚书令，和咸阳王元禧等人共同为宰辅之职，征召到鲁阳见驾。王肃到达，便和元禧等人一同参预谋划国事。从鲁阳到京城洛阳，途中的行程丧事，委托王肃参定，忧伤而勤奋办事，比自己的老友亲戚死了还尽心。元禧的兄弟都和他亲密，上下都很和谐。只有任城王元澄因为他本是从速方来投奔之人，一下子地位在自己之上，经常对人说：“朝廷让王肃的位置在我之上，还可以；我的堂叔广阳王，乃是宗室的元老，历任内外要职，为什么一下子让王肃的位置跑到他的前面去了？”王肃听说后，总是自己降低位置回避他。不久遭到元澄的弹劾，称王肃谋反，事情很快申理清楚。下诏让王肃娶陈留长公主为妻，公主本来是刘昶儿子的媳妇彭城公主，赐给他钱二十万、帛三干匹。王肃上奏说：“通过考核以显示出有才能的人，晋升职务根据政绩卓著，提拔贤明者降黜无能者，原因就在这里。从百官缺少考察之日算起，到现在已经有四年，请求依照旧例，考核百官的才能高下。”同意了他的奏请。
裴叔业献上寿春前来归附，任命王肃为使持节、都督江西诸军事，和彭城王元勰率领步骑兵十万人前往。南齐豫州刺史萧懿驻守小岘，交州刺史李叔献驻守合肥，准备进攻寿春。王肃进军发起攻击，把敌人打得大败，活捉了叔献，赶跑了萧懿。回到京城，宣武帝亲临束堂，接见慰劳他，晋升职位开府仪同三司，封爵位为昌国县侯。不久任散骑常侍、都督淮南诸军事、扬州刺史。王肃长期在边境，悉心安抚，远近的人都怀德归附，前来的人像赶集市，王肃都得到他们的欢心、清正廉洁好施舍，不近声色，始终廉洁节俭，家中没有多余的财物。但性格略微有些轻佻，很喜欢建立功名，自我护短夸耀，很少将功劳归于部下，孝文帝也经常提到他的这一毛病。
景明二年，在寿春去世，年纪三十八岁。宣武帝为他举行哀悼，供给达官贵人用的棺木、朝服一件，钱三十万、帛一千匹、布五百匹、蜡三百斤，并询问安葬地的远近，专门派遣一名侍御史去监护丧事。又下诏说：“杜预去世，埋葬在首阳；司空李冲，墓穴在覆舟。观察这些地方，也可以说是秦漠的九原。已故扬州刺史王肃，忠义显于我大魏两朝，英勇惠德和李冲、杜预相等。平生的本意，希望归葬京陵，既然他有这样的宿愿，就应该满足他的遣愿。可让他安葬在李冲、杜预两人的坟墓之间，让他们神游友好。”追赠为侍中、司空公。有关官员上奏说王肃忠心大度，应追谧匡公，下诏赠谥号为宣简。明帝初年，下诏为王肃树碑立传。
自从晋朝丧乱，礼崩乐坏，孝文帝虽然改革制度，变更风俗，但这时的礼制还比较简略，不够敦厚质朴。王肃洞悉以往的掌故，虚心采纳经典的遣文，朝廷的礼仪和典章制度，都出自王肃之手。儿子王绍继承爵位。
王绍字三归，官位为中书侍郎。去世，追赠为徐州刺史。儿子王迁继承爵位，北齐接受禅位，爵位按例降低一等。
王绍的弟弟王理，孝静帝初年回归于魏，任著作佐郎。王绍，是王肃的前妻谢氏所生。王肃临死前，谢氏携带女儿和王绍到寿春。宣武帝娶他的女儿为夫人，明帝又娶王绍的女儿为嫔。
王肃的弟弟王康，字文政，涉猎书史，有一些他哥哥的家风。宣武帝初年，携带侄儿王诵、王翊、王衍等人来到魏，任中书侍郎。在幽州刺史任上去世，追赠为征虏将军、徐州刺史。
王诵字国章，王肃长兄王融之子。学广而有文才，神气清俊，风度很美。历任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右将军、幽州刺史、长期兼任秘书监、给事黄门侍郎。明帝去世，灵太后立幼主继位，当时大赦天下。王诵宣读诏书，声调抑扬顿挫，神情肃然，百官全神贯注，人人赞美。孝庄帝初年，在河阴遇害，追赠为尚书左仆射、司空公，谥号为文宣。儿子孝康，任尚书郎中。孝康的弟弟俊康，性情清雅，很有文才，任北齐文襄王的中外府祭酒。
王诵的弟弟王衍，字文舒，名声品行及才艺比王誧稍逊色。官位为光禄大夫、廷尉卿、扬州刺史、大中正、度支七兵二尚书、太常卿。外任散骑常侍、西充州刺史，为汆朱仲远所虏，因为他的名望，没有加害，命令他骑着牛随军行走，很久才被释放回洛阳。孝静帝初年，任侍中，去世。下诏供给达官贵人用的棺木，追赠为尚书令、司徒公，谥号为文献。王衍对老朋友很讲交情，有位老朋友竺朋，在西充州被仲远杀害，他的妻室儿女忍饥挨饿，王衍把他们收养在家中，赡养抚恤多年，世人都称赞他敦厚。
王翊字士游，是王肃的二哥王琛的儿子。清秀卓立，好学有文才，任中书侍郎。功名利禄之心很强，和元叉联姻。任济州刺史，清静无为而有政绩。入朝仟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兼国子祭酒。去世，追赠为司空公、徐州刺史。儿子王深，武定年间，任仪同、开府记室参军。
刘芳字伯支，是彭城丛亭里人，汉代楚元王刘交的后代。六世祖刘讷，是晋朝的司隶校尉。祖父刘该，是南朝刘宋的青、徐二州刺史。父亲刘邕，任刘宋的兖州长史。刘芳是刘宋束平太守逊之之后。刘邕参预刘义宣谋反之事，自己死于彭城，刘芳跟随伯母房氏逃跑到青州，遇大赦获免。舅父元庆，任刘宋青州刺史沈文秀的建威府司马，被文秀所杀。刘芳母子进了梁邹城。慕容白曜南征青州、齐州，梁邹城投降，刘芳往北迁移成为平齐人，当时十六岁。
南部尚书李敷的妻子，是司徒崔浩弟弟的女儿；刘芳的祖母，是崔浩的姑姑。刘芳到京城，去李敷门下，崔浩对刘芳流离迁徙感到羞趾，拒绝见面。刘芳虽然处在穷困窘迫之中，但意志坚定。聪敏过人，专心读书，白天替人抄书以谋取生活费，夜晚则诵读经书不停，以至于有饥寒交迫的窘态，但廿守淡泊，不急于追求功名利禄，不因贫贱发愁，便写了一篇《穷通论》来自我安慰。经常给僧人抄经论，字写得好，每一卷价值一缣，一年内可以得到百余匹，像这样写了几年，大大改善了生活状况。因此也与硕学名僧多有交往。当时南方有个僧人慧度因事受到责问，没有多久突然死亡，刘芳趁机把这件事报告上去，文明太后把他召进官中，打了一百鞭子。当时宦官李丰主持查处这件事，知道刘芳笃志于学问品行好，对太后说明刘芳的情况，太后心中稍感愧疚。正好南齐的使者刘绩来到，刘钻是刘芳同宗的族兄，朝廷提拔刘芳兼任主客郎，和刘钻交谈。任命为中书博士。后来和崔光、宋弁、邢产等人一同任中书侍郎。不久下诏让刘芳与邢产进宫给皇太子讲经，升任太子庶子，兼任员外散骑常侍。
跟随皇帝到洛阳，在路途及回到京城，总在皇上身边侍奉讲读。刘芳才思深邃敏捷，特别精于经义，博闻强记，同时还读《苍颉》、《尔雅》，尤其擅长音韵训诘，辨析无误。因此礼遇渐好，赏赐丰厚。不久兼任通直常侍，跟随皇帝到南方巡视，撰写记载皇帝的事迹，随即正式任命。
王肃来投奔北魏，孝文帝对他非常器重，朝廷肉外都注重王肃。刘芳没有与王肃见面。文帝曾在华林园宴会群臣，王肃对在座的人说：“古时候妇女头上有笄，男子则没有。”刘芳说：“推论《礼经》的正文，古时候男人女人都有笄。”王肃说：“《丧服篇》称男子免冠而妇女散髻，男人戴帽而妇女插笄，照这样看来男人就不应该有笄。”刘芳说：“这是专门就丧礼来说的。《礼》说，刚发生丧事，男人脱下帽子，女人解散发髻；男人戴上帽子的时候，这时女人就插上笄。这是谎男女要同时改变常服，‘男人免女人笄’，只是指冠与笄的不同。又冠尊贵一些，所以就不同时提到笄，可以互文见义，并不是说男人没有笄。又《礼记，内则》篇称：‘儿子事奉父母，刚刚鸡叫，就要起床梳洗扎好头发。’根据这些来看，男子有笄是很明确的。”高祖称赞了很久。王肃也认为他说得有道理，说：“这不就是刘石经吗？”从前漠代在太学造了三宇石经，学者遇到文字上的疑难时，都要到那里去对正。刘芳明辨音义，有疑问的都要去向他询求解释，所以当时的人称他为刘石经。洒喝得差不多了，刘芳与王肃一起出来。王肃握着刘芳的手说：“我从小就留心《三礼》，在南方的儒士，经常在一起讨论，都认为《礼经》的这一说法，和我理解的相同。现在我听你一解释，驱散了我平生的疑惑。”刘芳理义精湛丰富，大多与此类似。
孝文帝迁都洛阳，路经朝歌，遇到商朝比千的墓，心中感伤，写了一篇文章来悼念。刘芳给文章作了注解，表奏呈上。下诏说：“看了你的注解，很详细全而，但文不及屈原、宋玉，理不如张衡、贾谊。既有雅兴，可以收在书中。”诏令因刘芳对经学精通，破格提拔为国子祭滔。因为母亲去世服丧而离职。
孝文帝征讨宛、邓，起用刘芳为辅国将军、太尉长史，跟随太尉、咸阳王元禧进攻南阳，南齐将领裴叔业侵犯徐州，边境的人，经常心怀南奔的念头。孝文帝很担忧，派刘芳任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徐州大中正，代理徐州刺史的职事。后来兼任侍中，跟随出征马圈。孝文帝在行宫去世，等到宣武帝即位，刘芳亲手给他穿戴上皇帝的衣帽。孝文帝入棺，一直到发丧、选择墓地、选择祭日，整个丧事的起迄，都是刘芳设计决定的。咸阳王元禧等人奉命申明孝文帝的遣命，令刘芳进宫给宣武帝讲授经学。等到南徐州刺史沈陵外叛，徐州发大水，派刘芳前往抚恤慰问和赈济。不久任命为正侍中，祭酒、中正之职依旧。刘芳上表说：
治理国家的人没有不崇尚儒道，把设立学校放在首位。唐虞以前，典籍没有记载，西周以来，任师的居住在武门。蔡邕《劝学篇》说：“周代的师氏住在武门左边。”现在的祭酒也就是周代的师氏．《洛阳记》说：“国子学的府衙与皇帝的官殿相对，太学建在开阳门外。”案《学记》上说：“古代的帝王，建立国家统治人民，教学放在首位。”郑玄注；“朝廷内则设立师保来任教，使学生在那里学习；朝廷之外则设立有太学庠序一类学官。”由此说来，国学在内，太学在外，是很清楚了。下臣认为现在既已经把洛阳县迁到崧渥，京城居于伊洛，宫殿府衙，都回到了晋朝京城的旧址，至于国学，怎能存在差错？考校过去的史事，应该在宫门的左边。至于说太学，地基场所都存在，可照旧有形式营建。
又说太和二十年，朝廷下敕令设立四门博士，在皇城四门设置学校。下臣案：从周朝以前，有两个学校，一个在束面，一个在西面，有时推尊国学，有时重视郊学。等到到了周朝，学校演变成六个：师氏在官内，太学设立在国都，四个小学则在郊外。《礼记》说：“周人把民间的长老收养在学校里，学校在国都的四郊。”《礼记》又说：“天子设立四学，当入学而太子被国人言及。”《注》文说：“四学，指周朝国都四郊的小学。”《大戴礼?保傅篇》说：“皇帝入束学，表示他崇尚亲情而重视仁德；皇帝入南学，表明他崇尚长者而重视信义；皇帝入西学，表示他崇尚贤能而重视道德；皇帝入北学，表示他崇尚贵族而推尊爵位；皇帝入太学，面承师教而问道。”周朝的五学，由此看得更清楚了。案郑玄注《学记》，周代应有六学，之所以是这样，《注》文说：“内则设师保来教育，让国都中官吏后代到那里去学习；外则设立太学学官。”造就是例证。漠、魏以后，不再有四郊的小学。谨请按照先代的规范，应在四门外立学。案王肃的《注》文说：“天子在四郊设有学校，离都城五十里。”考察郑玄的《注》文，没有提到地址的远近。现在太学的原址，地基宽广。四郊另置小学，相隔遁远，检查督促难免不周。大学坊即使同时建四个门，距离还是太宽，依我的愚见，四学与太学同建在一起也可以。况且现在的制度建设，大多依照中古时代，不知四学是否应遵循远古？请求召集儒礼官讨论其具体地址。
同意了他的请求。升任中书令，祭酒的职务依旧。外任青州刺史，执政仁爱和缓，不能禁止奸邪强盗；但廉洁清正少私欲，公私不受侵扰。回朝，议定律令，刘芳根据古今情况加以修订，是大讨论的主持人，其中的增减情况，大多是按刘芳的意见决定。宣武帝认为朝廷礼仪缺少很多，其中的一切议论都委托刘芳修正，因此朝廷有关的吉凶礼仪大事，都找他咨询。改任太常卿。
刘劳认为朝廷所建立的五郊祭坛及日月的方位，离都城的里数和礼书上的不符；又对灵星、周公的祭祀，不应隶属太常。于是上疏说：
下臣认为国家的大事，首先要数郊祭，而郊祀的根本，其实在于审定位置。下臣的学问没有通晓所有的经典，术业有违博古通今，怎么敢轻易陈说瞽叟之言，狂妄地表述自己的一孔之见。我看见现在所设的祭坛，在地点的远近方面，考校古代的规定，有的地方并不合适，这个问题既属于我这个太常卿的职责，请求陈述我浅薄的看法。
《孟春令》上说：“郊祀坛离国都八里。”又说：“迎春在东郊。”卢植说：“束郊，指国都束门外八里的郊野。”贾逵说：“束郊郊祀，祭祀木帝太昊，离国都八里。”许慎说：“柬郊，指国都柬面八里的郊外。”郑玄《孟春令》注说：“国王居住在明堂。《礼记》说：‘国王出城十五里迎接新年。’这是指殷代的礼制。周代的礼制，在近郊五十里迎接。”郑玄另外又注释说：“束郊离都城八里。”高诱说：“迎接春气在东方，八里外的郊野。”王肃说：“束郊选在八里外的郊野，这是依据木敷。”这些都是春天郊祀在八里郊外的明证。《孟夏令》说：“郊祀地点离国都七里。”又说：“迎接夏天在南郊。”卢植说：“南郊，指国都南门外七里的郊野。”贾逵靓：“南郊郊祀是祭火帝，郊外七里。”许慎说：“南郊，指国都南门外七里的郊野。”郑玄说：“南郊离都城七里。”高诱说：“南郊，指离都城七里的郊外。”王肃说：“南郊定为七里，是根据火数。”这又是南郊为七里的确切的证据。《中央令》说：“郊祀地址离都城五里。”卢植说：“中郊，指离都城五里的郊外。”贾逵说：“中郊是祭黄帝的位置，合在南郊之后，所以说祀五帝于四郊。”鄞玄说：“中郊，在国都外西南方的未地，离都城五里。”这些又是中郊离都城五里的确切证据。《孟秋令》说：“郊祀地址离国都九里。”又说：“用来在西郊迎接秋天。”卢植说：“西郊，指离都城九里的郊外。”贾逵说：“西郊，郊祀金帝少昊，离都城九里。”许慎说：“西郊，指离都城九里的郊外。”郑玄说：“西郊离都城九里。”高诱说：“西郊，指离都城九里的郊外。”王肃说：“西郊九里，是依据金数。”这些又是西郊离都城九里的确证。《孟冬令》说：“郊祀离都城六里。”又说：“迎接冬天在北郊。”卢植说：“北郊，指离国都六里的郊外。”贾逵说：“北郊，是郊祀水帝颛项，离都城六里。”许慎说：“北郊，是指离都城六里的郊外。”郑玄说：“北郊离都城六里。”高诱说：“北郊，指离都城六里的郊外。”王肃说：“北郊六里，是依据水敷。”这又是北郊离都城六里的明据。宋氏的《含文嘉》注说：“《周礼》上说，王城的畿甸之内有一千里，其中的二十分之一，用来作为近郊。近郊为五十里之内。一百里之内为远郊。迎接王气大概在近郊。汉代不设王畿，则根据四方的数字来作为近郊，所以汉代东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星，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说：“建武二年正月，在雒阳城南七里处首先制定郊祀典礼，依照采用元始年间的旧例，北郊在雒阳城北四里。”这又是汉代的南北郊祀地点的明确记载。现在的地址应以此为准。至如说以三十里为郊，上违郑玄所引述的殷、周二代的依据，下不合汉、魏所实行的先例。凡是城郭之外就叫郊。现在计算四郊各以城门为起点，里数依照上面说的。
《礼记》：朝拜日月都在东西两门的外面。现在我朝朝拜日月的地址，离都城的东、西门，路途都有三十里，我认为欠考虑。《礼记》又说：“在坛上祭日，在坎下祭月。”现在计划像上面说的去建造。《礼仪志》说：“在城南建立高楳祠。”没有说到里数，所以仍然依旧。灵星本来不是礼官的事，从漠初开始祭祀，专门用作祈田，一向隶属于郡县管理。《郊祀志》说：“高祖五年，皇帝给御史下诏，命令天下修建灵星祠，祭祀用三牲，县令、长祭祠。”晋朝的《祠令》说：“郡、县、诸侯、王国祭祀社稷、先农，县又祭祀灵星。”这些都是由各县祭灵星的明证。周公的庙之所以另建在洛阳，因为姬旦创建洛邑，所以历代传下来在洛阳，祭祀不断，以表彰他的功勋。伯夷、叔齐的庙，也每代都属洛阳界内神祠。现在都移交给太常，恐怕有违原意。全国这样的情况很多，都应当安排郡县修理，官府私家施舍于祠庙。我认为太常所管理的范围，郊庙的神只自有一定的限额，不应临时随意增减，如果像这样随便营造，将不免于滥祀。这两件祭祀是由太常负责，在洛阳和在国都是一样的，但重要的是要辨明根本。
下臣以平庸愚昧，充数任太常卿之职，考校典籍，广泛采纳众人的意见，众人已没有异议，认为大体可以依照执行。现在正是初冬农闲时节，野外没有作物，人也有空闲，迁徙郊祀坛，有很多方便之处。
下诏说：“你所上奏的都有明确的证据，但前朝设立已久，暂时依原先的执行。”
在此之前，孝文帝曾在代都下诏让中书监高间、太常少卿陆瑶以及公孙崇等十多人修改钟磬之类及八音乐器。后来公孙崇担任太乐令，便上书请求尚书仆射高肇，让他一同管理。宣武帝下诏刘芳共同主持。刘芳上表认为礼乐事关大局，不应由一个人决定，如果不广泛召集公卿百官，大量聘请名儒硕学，讨论得失，深入研究是非正伪，是无法流传万代，成为不朽典范的。表奏上去被批准，几十天之内，一再进行讨论。当时的朝士们多认为公孙崇专门负责时间已久，不应该会错，各人都默不发言。刘芳便深入引证经诰故事，搜求过去的文字为证，对公孙崇所定进行质疑，所说都有明确证据，认为长短有误差，不符合规定。公孙崇虽然表面上和他辩论，但实际并不能领会他的意思，最终也无法自通。尚书依照实情陈述上奏，仍旧委任刘芳另行考据制定。因此求学的人更多地归宗于他。刘芳因为社稷坛没有树，又上疏说：
依照《合朔仪注》：“日象发生变化，用朱红色的线做成绳子，围绕社树系三圈。”但现在没有树。又《周礼，大司徒》记其职责说：“设立社稷坛而种下土地神所依附的社树，各种下社稷所宜种的的树。”郑玄的注文说：“所适宜种的树，指松柏栗木之类的树木。”这是第一个证据。又《小司徒?封人》记封人之职责说：“职掌为设立国君的社稷坛，为国都的近郊分界而栽树作为标志。”郑玄注释说：“役提到稷，是因为国王主于社。稷，只是小社。”这是第二个证据。又《论语》说：“哀公向宰我问社树的情况，宰我回答说：夏后氏种松，殷人种柏，周人种栗。”这就是所谓各处土地所适宜种的树。这是第三个证据。又《白虎遁》：“社稷所种树是为什么？是尊崇它而作的标识，使人一看到便肃然起敬，也是为了表现功德。”案这段话正可以解释为什么种树的用意，根本就不用说有没有的问题。这是第四个证据。这里说“社、稷之所以有树的原因是什么”，这样说来稷也有树是无疑的。又《五经通义》说：“天子有太社、王社，诸侯有国社、侯社，制度是怎样呢？回答说社都只有围墙而没有屋，在中间栽上树。栽上树，是因为土主宰生长万物，万物没有比树更好的了，所以要栽上树。”这是第五个证据。这段话最详细地解释了为什么有树的意义。又《五经要义》说：“社中一定要栽上树。”《周礼，司徒》中关于司徒的职责说：“分别社的不同而种上树，各依据土地所适宜生长的情况而定。”《尚书?逸篇》说：“太社种松，束社栽柏，南社栽梓，西社栽栗，北社种槐。”这是第六个证据。这又是太社及四方都种各种树的明证。又看到各家画的《礼图》，社稷图都画成树，仅有诫社、诫稷没有树。这是第七个证据。
上面虽然辩明了社稷有树的证据，但还没有准确说明所种植的树种。案《论语》说“夏后氏种松树，殷朝人栽柏树，周代人种栗树”，这便是历代的不同。而《尚书，逸篇》则说：“太社只有松”，这样看来，便可以说即使一个时代中各社种的树也不同。我认为应栽松树为逋宜。为什磨这样说呢？《逸书》说“太社仅种松”，现在栽松，不担心不符合礼制。只是稷中种什么树没有现成的证据。稷乃是一种小社，大概也不会离开松树。
宣武帝同意他的奏议。
刘芳沉着稳重而正直，有很高的学识，对于《经》及其《传》注他大多通晓，孝文帝尤其敬重他，一有事便向他咨询。太子元恂还在柬宫的时候，孝文帝想给太子娶刘芳的女儿，刘芳推辞说女儿的年龄相貌都不适宜，孝文赞叹他的谦虚谨慎。孝文帝又要他推荐同族的女子，刘芳便推荐同族的侄辈长文的女儿，孝文帝便给元恂娶了这个女子，和郑懿的女儿一起成为左右稀子。
崔光和刘芳之间有中表亲关系，每件事都要去征询意见。刘芳撰着有郑玄所注《周官》《仪礼音》、干宝所注《周官音》、王肃所注《尚书音》、何休所注的《公羊音》、范宁所注的《谷梁音》、韦昭所注的《国语音》、范晔的《后汉书音》各一卷，《辩类》三卷，《徐州人地录》二十卷，《急就篇续注音义证》三卷，《毛诗笺音义证》十卷，《礼记义证》十卷，《周官》《仪礼义证》各五卷。崔光上表请求将中书监让给刘芳，宣武帝不允许。去世，追赠为镇东将军、徐州刺史，谥号为文贞侯。
大儿子刘惮，字祖欣，很有父风，爱好文词。历任徐州别驾、充州左军府长史、司空咨议参军，屡次作为行台出使，所任的官职都有称职的名声。改任通直散骑常侍、徐州大中正，代理郢州刺史，不久升为安南将军、大司农卿。去世，追赠为徐州刺史，谥号为简。没有儿子，弟弟刘厂把自己的第三个儿子刘瑷作为他的后代。
刘厂字景兴，好学而力求名声。善于与当时名贵交结，高肇兴盛和清河王元悍任宰相时，刘厂与他们的子侄辈交游；灵太后执政，又和太后的侄儿们往来密切。太后命令他以诗赋传授她的弟弟元吉。逐渐升任光禄大夫。孝武帝初年，任命为散骑常侍，升任骠骑大将军、国子祭酒。孝武帝在显阳殿讲《孝经》，刘厂给他拿经文，虽然对答论辩没有达到精妙，但风采音调，也还是很动人的。不久兼任都官尚书，又兼任殿中尚书。等到孝武帝入关，齐神武到达洛阳，罪责刘厂而杀了他。
儿子刘鹭，字子升，从小有风度气概，大量阅览文史书籍。任徐州开府从事中郎。父亲刘厂死，刘鹭率领乡勇家丁开赴充州，与刺史樊子鹄一起反抗朝廷的军队，每次作战，他都是流着泪去冲锋陷阵。充州城失守，被抓住送往晋阳，齐神武同情而赦免了他．文襄任仪同开府，任用刘鹭为开府属官，本州岛大中正，改为中书舍人。当时与南朝的梁国讲和通好，刘骂前后受敕令应对梁国的使者十六人。任司徒左长史，去世，追赠为南青州刺史。刘厂的弟弟刘馘，官位为金紫光禄大夫。刘馘的儿子刘逖。
刘逖字子长，从小聪明敏慧，喜欢游猎骑马射箭，以游乐为务，爱交游，喜好开玩笑取乐。齐文襄任用他为永安公高浚的开府行参军。刘逖远离家乡，对游荡他乡感到厌倦，发愤自强，专心读书。晋阳是人物的聚集之地，满朝士人云集，人人都宴会集游。刘逖虽参预游宴，但书不离手，遇到没见到过的书籍，就整天吟诵，有时通宵达旦。他好学到了这种程度。对文章词藻也加以注意，很会写诗。
北齐天保初年，代理定陶县令，因奸事被免职，十多年未能任用。他的姐姐是任氏的媳妇，被役籍入宫，皇帝手令将她赐给魏收，由于魏收提携，刘逖后来任开府参军。等到文宣帝去世，文人都作挽歌，杨遵彦选用，员外郎卢思道的挽歌被采用了八首，刘逖的被采用两首，其余的人最多也只有三四首。中书郎李情戏嘻刘逖说：“卢八问讯刘二。”刘逖耿耿于怀。干明元年，兼任员外散骑常侍，让他送南朝梁国的皇帝萧庄。回朝，兼任三公郎中。
武成帝时，和士开受宠幸，刘逖攀附他。任中书侍郎，入朝掌管机要。当时李倍献赋，说自己天保年问遭到诬害。刘逖摘录他的文句，上奏说：“李倍诽谤先朝，这是大不敬之罪。”武成帝发怒，对李情大加鞭打。刘逖很高兴报了以前的私愤，说：“高举的木棍打两下，又打了一百鞭，何必当初叫刘二。”很快兼任散骑常侍，为出使南朝陈国的主使。刘逖想一个人独显文学才龙，不愿和文人一起出使。当时黄门侍郎王松年的妹夫卢士游，性格沉静细密，刘逖请求让他任自己的副手。又刘逖姐姐在魏收家，魏收这时已被赦罪释放，刘逖趁机想将姐姐嫁给士游，不被同意。刘逖怕事情败露，也不敢逼迫。升任给事黄门侍郎，撰修国史。加官散骑常侍，暂为仪同三司，出使北周任副使。雨国之间刚刚互通使者，通使的礼仪没有确定，刘逖与北周反复讨论，参酌古今的先例，事情大多合乎礼制，加之文辞优雅，获得了很好的声誉。出使回朝，任命为仪同三司。
等到武成帝去世，和士开想要改年号，讨论的朝士看法不一。刘逖便请求改为“武平”，私下对士开说：“与武平相对的是贤明的辅弼，我取这个年号是为了您。”士开很高兴而同意了。当时和士开遭到大家的指责，娄定远一同辅政，刘逖又依附娄定远，出使得来的西域的贡品，全都拿去送给定远。定远外任，刘逖内心不安，又暗中巴结斛律明月、胡长仁以保存自己的地位。士开得知这事，不很相信，没想到在明月门前碰到了，相信这是事实。当初，刘逖没有发迹的时候，想事奉祖埏。祖埏并未接受，对人说：“我说彭城的楚人，应该有气节侠义，只是把崔季舒的诗给人看，声望相差太远了。”刘逖便给弟弟娶祖埏女儿为妻，于是两人成为亲密好友。祖埏准备状告赵彦深、和士开，先与刘逖商量，刘逖便把消息告诉了趟、和二人，所以二人能事先作了准备。祖埏被贬黜，刘逖要弟弟休妻。等到这时，刘逖遭到士开嫌弃，不久便被贬出任仁州刺史。祖埏便叫行台尚书卢潜陷害刘逖，并答应让卢潜高升。卢漕说：“像这样的事，我不做。”反而告诉刘逖而袒护了刘逖。后来被征召入朝，待诏文林馆，重新任命为散骑常侍，呈报门下省事务。役多久与崔季舒等人一同被杀，当时四十九岁。所写的诗文三十卷。儿子逸人，任开府行参军。在隋做官，在任洛阳令时去世。刘芳的侄子刘懋。
刘懋字仲华，祖父泰之，父亲承伯，在南朝刘宋做官都有名声地位。刘懋聪明好学，广泛阅览经史典籍，撞长写草隶书，认识奇字。宣武帝初年到朝廷做官，任尚书外兵郎中。刘芳很重视他，所有撰定的朝廷典章制度，都和他参与商量。尚书广泛讨论，刘懋和殿中郎袁翻常常成为主要论者。善于从政，台省中的疑问，都要找他咨询决定。尚书李平和他成为生死之交。升任步兵校尉，代任郎中，兼任东官中舍人。改任员外常侍、镇远将军，兼考功郎中，确立考课科目，明确升降之法，很有条理。
孝昭帝初年，大军进攻破石，刘懋任李平的行台郎中，攻下殃石，刘懋立有很大的功劳。太傅、清河王元悍喜爱他的风雅，总是目送他说：“刘懋仪表堂堂，是达官贵人的领袖，如果上天使他享尽天年，一定会成为魏朝的宰相。”下诏让刘懋和各位才学之士撰着仪令。元伟任宰相多年，对刘懋更器重，令自己的儿子们向他学习。升任太尉司马。熙平二年冬，暴病身亡。家中很清贫，去世的时候，家徒四壁。太傅元惮与当时的优秀之士都很痛惜。追赠为持节、前将军、南秦州刺史，谥号为宣简。刘懋的诗诛赋颂和文笔受到当时称赞，又有关于器物造作原始的著作十五卷，名叫《物祖》。
常爽字仕明，是河南温县人，曹魏太常卿常林的六世孙。祖父常珍，是苻坚的南安太守，因为战乱，便迁居凉州。父亲常坦，乞伏时为镇远将军、大夏镇将、显美侯。
常爽小时候聪明，刚正有志向，即使家人僮仆也不曾看到他有宽和放肆的样子。专心好学，博闻强记，通晓纬候。《五经》、诸子百家，大多研习综览。州郡请他做官，都不去。太武帝西征凉州，常爽和哥哥士国到魏国军营表示忠诚。太武帝奖励他们，赏赐士国五品爵级，显美男；常爽为六品，拜为宣威将军。这一时期，经常发生战争，征战是日常事务，贵游子弟汝来得及去读书深造。常爽在温水的右边开学馆，教授学生达七百多人，京城的学业，一下子复兴起来。常爽教育学生立有严格的奖惩制度，学生事奉他，就像事奉一位严厉的国君。尚书左仆射元赞、平原太守司马真安、著作郎程灵叫，都是常爽教育出来的学生。崔浩、高允都称赞常爽严格的教育，奖励有方。高允说；“文翁教人以柔和取胜，先生教学以严厉见长，教育的方法虽然不同，但培养人才的结果是一致的。”他受到了如此赞扬钦佩。利用教学的闲暇，撰述《六经略注》，以扩充原著，很有条理。他写的序文说：
《易传》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样看来，仁义，乃是人的本性；经典，是人的文采。都是用来陶冶塑造人的灵魂，启发人的心智的，没有不经过学习而能成为人才，不经过练习而能成就事业的。所以季路本是一俞武夫，虔服道义而成就了忠烈之士；宁越本是平庸之人，讲习六艺而造就了他高尚的气节。可见知所以然的关键在学习，所依据的根本在本性，根本建立了道德就能形成，人生的文采形成了完善的品德就能具备。
从前先王教导天下，没有不是用《诗》、《书》加以引导，用《礼》、《乐》加以教化的，潸移默化地改变风俗，使人民和谐。所以恭敬节俭庄重而不烦，这要以《礼》的教义为深奥；广博简易纯粹而不奢侈，这要以《乐》的教义为深奥；温柔敦厚纯朴而不愚昧，这要以《诗》的教义为深奥；疏略通达推知远大而不诬罔，这要以《书》的教义为深奥；简洁清静精微而不残害，这要以《易》的教义为深奥；属笔叙辞、排比事类而不紊乱，这要以《春秋》的教义为深奥。《乐》的作用在于和谐精神，《诗》的作用在于修正言辞，《礼》的作用在于明了大体，《书》的作用在于以广视听，《春秋》的作用在于明断事务。这五个方面，是五种恒常之道，要互相配合使用。《易》是《六经》的源头，所以说《易》理如不能探明，则天地就无法理解。由此说来，《六经》是先王的遣业，圣人的大事，怎能不经常阅读悉心体会以修身养性呢？我近来利用暇日，注意典籍，大略撰写下我的见闻，讨论它们的本原，名叫《六经略汪》，用来教育门生。
他的《略注》流行于世。
常爽不想当官，独自保持清闲，讲习经典二十多年，当时称他为“儒林先生”。年纪六十三，在家去世。儿子文通，历任官职至镇西司马、南天水太守、西翼校尉。文通的儿子常景。
常景字永昌，少年时聪明，刚开始读《论语》、《毛诗》时，一教便能看懂。等到长大，有才学文思，很喜好文章。廷尉公孙良举荐他为协律博士，孝文帝亲自点饱的名，不久任用为门下录事。正始初年，召集尚书、门下雨省官员到金墉城中书外省考核讨论律令，皇帝下令让常景参加讨论。宣武帝的小舅父护军将军高显去世，他的哥哥右仆射高肇委托常景以及尚书邢峦、并州刺史高聪、通直郎徐纥各人都写一篇碑铭，一并将它们交给皇帝看。孝文帝又全都交给侍中崔光去挑选，崔光上奏认为常景的名声官位在这几个人的后面，但碑文的质量则在这几个人之上，结果用常景写的碑文刻在碑石上。
高肇娶平阳公主为妻，没多久公主去世，高肇想要让公主的家令去墓舍服丧，已经交给学官议定施行。尚书又以此事去向常景咨询，常景认为妇人没有成为一方诸侯国主的道理，家中的臣仆也不能成为纯粹意义上的大臣的理由，便坚持己见说：
表达丧事的根本，实在于称物以立情；轻重的依据，也只是要根据情理来制定礼制。即使道理与人物的盛衰相关，事情经历了古今的不同，但制定礼制的根本，丧礼的情理，其实是一致的。所以大臣为国君服丧，是以此来表达恭敬而尊崇重位；为国君的母亲妻室戴孝，是为了藉此依照服饰而制定名分。但是诸侯大夫作为一方的君主，是指他们有分封的土地、有下属的官吏，而役有为他们服丧的明文，是说他们的爵位并非世代相传的。现在公主下嫁，虽煞已给她封爵，但毕竟事情与君王分封不同，情理也不能等同于分封土地。为什么呢？诸侯王开国的时候，就完备地设立了属臣官吏，活着的时候臣属对诸侯王有奔走侍奉的辛劳，死后当然应尽披麻戴孝的礼节。但公主的家令官，仅有一个人而已，家丞以下，虽说是家丞的属官，但既没有理事的典章制度，实际也缺乏作为大臣的体统。起初以公主的尊贵，所以要为她设立家令官的原因，是因为要他主持家务，假如要他参与家外的事务，也是因为公主自己无法亲自去，一定要藉助一个人去办。这样便可以看出，家令只有内外联系的职责以及主管家务的职贲，与君臣之理无关，也不表示君臣名分。由此推论，家令官不能算正规的大臣，公主石算是真正的君主，是很明确的了。
况且女人为君，男人来作臣，古代的礼典上没有记载，前朝也没有讨论遇。而四门博士裴道广、孙荣又等人把公主作为君主，把家令官视为大臣，制定服丧三年规定，与理相违背得很厉害。又张虚景、吾难羁等人不推论君臣的名分，不考证服丧制定的情理，也赞同四门博士们的议论，按照儿女给母亲服丧的标准服丧，依循求名实相符之理，实在不公允。我认为公主的爵位，既不是食封邑的诸侯君王；家令这种官，又非真正意义上的臣僚。如果比附为母子，那么将于情理不通；如果按照诸侯夫人之例，又没有根据制定服丧。如考证于《礼经》，这件事没有成文，按照我的意见，认为不应该服丧。
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
常景滞留门下省多年，不能升任显要官职，因为蜀地的司马相如、王褒、严君平、扬子云等四位贤士，都有很高的才能但无显赫的地位，便托意为他们作赞。常景在中枢机关十多年，尤其受到侍中崔光、卢昶、游肇、元晖的知遇赏识。多次升迁至积射将军、给事中。延昌初年，立太子，兼任太子屯骑校尉，录事之职依旧。接受敕命撰写门下省的诏书共四十卷。尚书元苌出任安西将军、雍州剌史，请求调常景任自己的司马。因为常景的级别不够，任命为录事参军、襄威将军，兼长安县令。有很好的声誉，吏民都称赞他。
在此之前，太常刘芳与常景等人撰定朝廷仪典规定，没有颁布实行。又负责仪注，写了很多草稿，没有完成。刘芳去世，常景编纂完成了这件事。等到宣武帝去世，下令召常景赶赴京城，回来撰修仪注。任命为谒者仆射，加官宁远将军，又以原有官职兼任中书舍人。后来为步兵校尉，依旧兼舍人。又受敕令撰定太和以后已经实施的朝廷仪典，共五十多卷。当时灵太后下韶依照漠代的阴太后和邓太后的先例，亲自到宗庙祭祀，与皇帝交替奉献供品。常景便根据正史来撰定仪注，朝廷肯定了他的做法。正光初年，任命为龙骥将军、中散大夫，舍人之职依旧。当时明帝在国子寺举行讲学仪式，司徒崔光为皇帝执经书，敕令常景与董绍、张彻、冯元兴、王延业、郑伯猷等共同担任录义。事情结束后，又举行祭先圣先师礼，下诏百官都写释奠诗，其中以常景的诗作最好。
这一年九月，蠕蠕国主阿那坏到京，朝廷拿不准该怎样给他排座次。高阳王元雍向常景咨询。常景说：“从前晋咸宁年问匈奴南单于前来朝觐，晋朝给他安排在王公、特进之下。现在我们给他安排座次，应该在藩王、仪同三司之间。”元雍接受了他的意见。朝廷的典章制度有疑惑不决的地方，就随时来向常景咨询而后实行。
当初，平定南齐之后，光禄大夫高聪被贬往代郡，中害监高允给他娶妻，供给他财物宅院。高聪后来给高允立碑，经常说：“我用此文报答他的恩德就够了。”豫州刺史常绰认为高聪的碑文还不足以表达尽高允的美德。常景祟尚高允的才器，先写了一篇《遗德颂》，司徒崔光听说后找来阅读，玩味了很久，便说：“高聪平时总以自己的作品为骄傲，自称可以报答高允的功德，现在我看到常景的这篇颂文，便知道高聪不能独擅其美。”侍中崔光、安丰王延明接受朝廷诏令议定朝服制度，下令常景参预修订事宜。不久晋升为冠军将军。阿那瓖回国，在边境上滞留，陈说自己的困窘贫乏。派尚书左丞元孚奉诏前往赈济抚恤，阿那瓖扣留元孚经过柔玄，逃奔到大漠之北。派尚书令李崇、御史中尉兼右仆射元纂追击讨伐未能赶上。便命令常景出边塞，经过瓮山，抵达瀚海，宣示敕令指挥军队返回。常景跋山涉水，感怀古昔，心中怅然，于是拟作刘琨的《扶风歌》十二首。晋升为征虏将军。
孝昌初年，任给事黄门侍郎，不久任命为左将军、太府少卿，仍兼任舍人。坚决推辞少卿之职没有接受，改任散骑常侍，将军之职如故。徐州刺史元法僧叛变逃到了南朝梁国。梁武帝派遣他的豫章王萧综进驻彭城。当时安丰王延明任大都督、大行台，率领临淮王元或等各路大军讨伐。不久萧综归降，徐州平定收复，派遣常景兼任尚书，持节火速赶往徐州与行台都督随机处理事宜。常景经过洛泊，便在那里写作了铭文。这时尚书令萧宾夤、都督崔延伯、都督北海王元颢、都督车骑将军元恒芝等人同时各方征讨，下诏常景到军中去宣示朝旨慰问。回朝，以原先的将军称号任徐州刺史。杜洛周在燕州反叛，以常景兼任尚书为行台，和幽州都督、平北将军元谭一起抵御洛周。常景上表请求幽州各县全都进入古城，山路中有通向贼寇的地方，权且调动兵夫，根据情况设置戍卒，作为防备。又认为近来的差夫兵丁，不很强壮，现今的三长，都是一些豪门多壮丁的人担任，现请求权且微调他们作为兵丁．明帝都采纳了他的意见。升为平北将军。另敕命元谭西到军都关，北到卢龙塞，占据二处险要之地，以便杜绝叛军的来往要道。又下诏命令常景在山中险要路口，全都要加以把守。常景派府录事参军裴智成调范阳三长的兵丁去守卫白，都督元谭据守居庸、互旦。不久安州的石离、冗城、斛盐等三处戍兵反叛，勾结洛周，有部众二万多，从松岍阔赴杜洛周。元谭指挥别将崔仲哲等人在军都关等待敌人的到来。仲哲战死，洛周又从外响应，腹背受敲，元谭大败，各路军队夜间逃散。下诏任命常景所指挥的别将李琚为都督，代替元谭征讨下口，降常景为后将军，解除州刺史之职。下诏常景任幽、安、玄、燕等四州行台。
叛军已经向南，抢劫蓟城，常景命令统军梁仲礼率领士兵邀击，把叛军打败，活捉了叛军将领御夷镇军的头领孙念恒。都督李琚在蓟城北面遭叛军进攻，军队战败而自己战死。常景率领属下的城人抵御，叛军不敢进逼。洛周退回占据上谷。授予常景平北将军、光禄大夫，行台依旧。洛周派遣他的都督曹纥真、马叱斤等人率兵到蓟南，去掠夺人口粮食，正遇连日下雨，士兵疲劳。常景和都督于荣、刺史王延年在栗园设伏兵，截断敌人的退路，把敌人打得大败，杀死了曹纥真。洛周率部往南奔赴范阳，常景与延年以及于荣打败了他，又派别将再次在州西的彪眼泉打败了他，被活捉、斩首以及溺死的敌人很多。后来洛周往南围攻范阳，城中人反叛而投降，捉住了延年和常景，送到洛周的军营。不久洛周被葛荣吞并，常景又到了葛荣军中。葛荣失败，常景得以回朝。
永安初年，下诏恢复他原先的官职，兼任黄门侍郎，又兼管著作事，他坚决推辞不上任。二年，任命为中军将军，正黄门。此前参预讨论《正光壬子历》，到这时赐给爵位为高阳子。元颢逼进洛阳，庄帝巡幸北方，常景与侍中、大司马、安丰王延明在宫禁中召集亲戚贵要，对京城人士加以安慰。元颢进入洛阳，常景担任原职。庄帝返回京城，解除了常景的黄门之职。普泰初年，任命为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秘书监。因为经常参预撰写诏命，封爵为濮阳县子，后来按例追还。永熙二年，任监议事。
常景从年少到年老，长期任政事，阻清廉节俭自律，不经营产业，至于吃穿方面，但求温饱。非常喜好经籍史书，爱好文章词藻，如果有新异之书，一定到处寻访，有时用财物抵押买来，不考虑价格贵贱，一定要想办法得到。友人刁整常对他说：“你自守高尚的品德，不经营家产，虽俭约的品德值得崇尚，但将用什么来生活呢？我恐怕你这位当今的挚虞太常也将要饿死于栢谷。”便与卫将军羊深救助常景，带领刁双、司马彦邕、李谐、毕祖彦、毕义显等人各出钱干文而给常景买马。天平初年迁都邺城，当时下诏仅三天，四十万卢人仓促上路，收缴百官的马匹，尚书丞、郎以下的官员只要不属于陪从皇帝的，一律乘驴。齐神武帝因为常景清贫，特地给他驾车的牛四乘，常景的妻儿这才得以到达邺都。后来任命为仪同三司，依旧保留原先的将军之职。武定六年，因为年老生病离职，下诏特别给他右光禄从事直到他去世。八年去世。
常景很会与人交往，始终如一，和他交游来往的人都佩服他深远的器度，不曾见到过他有矜持吝啬的态度．喜欢喝酒，淡泊名利，心安理得，不讨好权贵。性格平和厚道而恭谨。平常读书见到有益的劝规、临深履薄的危难，便图写下古代可以引以为借鉴的事，指事为象，写成赞而叙述说：
《诗经•大雅》说：“说天很高，但人还是不敢不弯腰；说地很厚，但人仍不敢不挪小步。”有一位朝隐大夫从这段文字中得到鉴戒，便敬畏而戒惧说：失去了道德就会丧失德性，利欲太重自身就会轻浮。所以人应当以和为宗旨以谦逊为根本，这些话铭记在典册；防微杜渐从自己做起，这类文字已戟入史籍。确实不错啊诗人的辞赋，文辞虽隐晦但道理却很明白。仰望那高高在上的苍天，俯视聆听人间的一切都清清楚楚；再看那厚实无比的大地，高山巍巍河水滓淳。何人可配此德，只有那无私无畏之人。何人能实践此德，只有那稳重谦恭的人。所以善恶的报应，没有什么事物能有例外。高论不能持久，人人都知敬忌。唉！大地是最深厚的，尚且还知道敬畏。浩浩名位，谁能亲近。强求不可能得到，聆听没有声息。所以有人对显贵有戒而对低微却急于追求。祇求美好的爵位。把声色当成人生的根基。身心都陷入于利椽之中，沉溺于是非之间。有的追求贪欲而不知满足，有的对满足有所戒备而不能辞让。所以地位越高越危险，正直在位邪佞反而页加欺凌。像这样岂有地位极高而危险不聚集于身的，邪佞荣显而正直不凋蔽的。所以灾祸比大地还厚，祸患比苍天还高。但灾祸尚未到达时，谁愿曲躬反省。祸患尚未来时，谁肯止步不前？这是因为人们总是见机已发然后才思改图，车已颠覆，然后才思改辙。改变己来不及，所以狡兔也会失去洞穴；思虑往往都在事后，所以很轻易地就触动了龙颈下的三尺逆鳞。君子则不是这样，他们身体舒展的时候就想着蜷曲的时候，见到溺水的人就想着救济的方法。人的度量，犹如无垠的天空，势位的危险，犹如万丈深渊。君子面对爵禄而不竞抢，爵位下降而心意不动。已经成功而仍守善道，尚未失败就心怀悔恨。虽圆满却戒惧阙失，通畅但担心滞阻。把知天命作为长寿，把乐天当作最大的恩惠。将心智舆时俯仰，使自己愚昧而游戏人世。弯腰累足，即使白天行走的计划就已决定，但夜晚还要思考；大家都说好早已明白，但心中一定要赞赏。所以君子能不苟同不受诱惑，而能不受群小的诽谤；不毁谤不赞誉，而忠信可照于上天。托身与金石一样坚固，立名与天地一样永久。喧嚣争斗对他无伤，优哉游哉独自往来。能做到这样，豪华的住宅，可作为安逸的居所；锦绣的衣食，可养他快乐的颐颜。柳下惠三次遭贬黜，没有一点怒色；楚子文连升三级，没有一丝喜色。
但胡涂的人见到居高位可以恃势，便想占据高位获得荣耀。见到直道可以修成自己的名誉，便专守直道来博求自己的名声。寅则抛弃名声之后名声才会建立，怎会是依靠直道来获得。居安思危，难道要靠道来成全。因此君子懂得单靠直道不能名声远播，所以要抛弃名声心怀正道。明白单靠道不能守势，所以耍抛弃权势而崇尚道。为什么呢？履守的道德再高，也不能无弊；追求名声再有道，也不能无祸。这样看来名声太高则实际却相反，功业增就会身迹退。像这样就会精灵飞越，骄奢自来亲近。神情与道隔绝，事与势相邻。此时还想动脑筋来恃势，靠位势来求升迁。所以就会导致利欲诱惑他的本性，而祸难缠绕上他的身。利欲交侵就会使五情随之发生变化，祸难已成就会使智术无法施展。如果像这样，即使把爵位拴在帝室的门柱上，又怎会得到安宁？就算将玉佩结于王庭，又怎能获得荣耀？所以立身之道还役弄清，而已显露出崇尚邪术之形；成功未立，而修正自己之术已经产生。福禄在人事中受阻，危难在时事间交聚。忠介之士剖心向日月表白，耿节忠臣则埋白骨于地下。由此可见愚智的关键，升降的要领，生死的依凭，全在顺逊二字而已。可要鉴戒啊！可要鉴戒啊！
常景所写的文章有数百篇流传于世。他删正的晋朝司空张华的《博物志》及自撰的《儒林传》、《列女传》各有数十篇。大儿子常昶，少学识，但有文才，去世早。常昶的弟弟彪之，永安年间，任司空行参军。
论曰：古人说：才能不及古人一半，功勋郝超过了古人。王肃祇是一位流落寄寓他乡之士，见皇帝一面即受知遇，荣任显赫之职，任官如同老臣，虽是他的功业所致，也由于他遇到时运的结果。刘芳独立不群，深沉好古，学识渊博，成为一代儒学的领袖。刘懋以才学识见，受世人推崇，一点不假。常爽凭儒业见称，常景以文章词义被崇尚，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