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 张普惠 成淹 范绍 刘桃符 鹿悆 张耀 刘道斌 董绍 冯元兴
孙绍，字世庆，昌黎人也。少好学，通涉经史。初为校书郎，稍迁给事中，后为门下录事。好言得失，与常景共修律令。延昌中，绍表曰：
臣闻建国有计，虽危必安；施化能和，虽寡必盛；政乖人理，虽合必离；作用失机，虽成必败。此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今二虢京门，了无严防；南北二中，复阙固守；长安、鄴城，股肱之寄；穰城、上党，腹背所冯。四军、五校之轨，领、护分事之式，徵兵储粟之要，舟车水陆之资，山河要害之权，缓急去来之用，持平赴救之方，节用应时之法，特宜修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体，何得而忽？且法开清浊，而清浊不平；申滞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怀怨。中正卖望于下里，主案舞笔于上台，真伪混淆，知而不纠，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门齐身等而泾、渭奄殊，类应同役而苦乐县异，士人居职，不以为荣；兵士役苦，必不忘乱。故有竞弃本生，飘藏他土。或诡名托养，散没人间；或亡命山薮，渔猎为命；或投杖强豪，寄命衣食。又应迁之户，逐乐诸州；应留之徒，避寒归暖。职人子弟，随荣浮游，南北东西，卜居莫定。关禁不修，任意取适，如此之徒，不可胜数。爪牙不复为用，百工争弃其业。混一之计，事实阙如；考课之方，责办无日；流浪之徒，决须精校。今强敌窥时，边黎伺隙，内人不平，久戍怀怨。战国之势，窃谓危矣。必造祸源者，北边镇戍之人也。若夫一统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计也；乱离之期，纵横作之者，行权之势也。故道不可久，须文质以换情；权不可恆，随污隆以牧物。文质应世，道形自安；污隆获衷，权势亦济。然则王者计法之趣，化物之规，圆方务得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时，律、令并议，律寻施行，令独不出，十余年矣。臣以令之为体，即帝王之身，分处百揆之仪，安置九服之节，乃是有为之枢机，世法之大本也。然修令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体可观，比之前令，精粗有在。但主议之家，大用古制。若令依古，高祖之法，复须升降，谁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争故，久废不理。然律、令相须，不可偏用，今律班令止，于事甚滞。若令不班，是无典法，臣下执事，何依而行？臣等修律，非无勤止，署下之日，臣乃无名，是谓农夫尽力，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实怀于悒。
正光初，兼中书侍郎。绍性抗直，每上封事，常至恳切，不惮犯忤。但天性疏脱，言乍高下，时人轻之，不见采览。绍兄世元善弹筝，早卒。绍后闻筝声，便涕泗鸣咽，舍之而去。后为太府少卿，曾因朝见，灵太后谓曰：“卿年稍老矣。”绍曰：“臣年虽老，臣卿乃少。”太后笑之。迁右将军、太中大夫。
绍曾与百僚赴朝，东掖未开，守门候旦。绍于众中引吏部郎中辛雄于众外，窃谓曰：“此中诸人，寻当死尽，唯吾与卿，犹享富贵。”未几，有河阴之难。绍善推禄命，事验甚多，知者异之。
永安中，拜太府卿，以前参议《正光壬子历》，赐爵新昌子。后卒于右光禄大夫，赠尚书左仆射，谥曰宣。子伯元袭爵。
张普惠，字洪赈，常山九门人也。身长八尺，容貌魁伟，精于《三礼》，兼善《春秋》、百家之说。太和十九年，为主书，带制局监，颇为孝文所知。转尚书都令史。任城王澄重其学业，为其声价。澄为雍州刺史，启普惠为府录事参军，寻行冯翊郡事。
澄功衰在身，欲七月七日集文武北园马射。普惠奏记于澄曰：
窃闻三杀九亲，别疏昵之叙；五服六术，等衰麻之心。皆因事饰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则莫大之痛，深于终身之外；书策之哀，除于丧纪之内。外者不可无节，故断之以三年；内者不可遂除，故敦之以日月。况《礼》，大练之日，鼓素琴，盖推以即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练除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曾子问曰：“相识有丧服，可以与于祭乎？”孔子曰：“缌不祭，又何助于人。”祭既不与，疑无宴食之道。又曰：“废丧服，可以与于馈奠之事乎？”子曰：“脱衰与奠，非礼也。”注云：“谓其忘哀疾。”愚谓除丧之始，不与馈奠，小功之内，其可观射乎？《杂记》云：“大功以下，既葬适人，人食之。其党也食之，非其党不食。”食犹择人，于马射为或非宜。伏见明教，立射会之限，将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艺于北园，行揖让于中否。时非大阅之秋，景涉妨农之节，国家缟禫甫除，殿下功衰仍袭，释而为乐，以训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戚之情，恐非所以昭令德、视子孙者也。案射仪，射者以礼乐为本，忘而从事，不可谓礼；钟鼓弗设，不可谓乐。舍此二事，何用射为！又七日之戏，令制无之，班劳所施，虑违事体，府库空虚，宜待新调。乞至九月，备饰尽行，然后奏《狸首》之章，宣矍相之命，声轩县，建云钲，神人忻暢于斯时也。
澄意纳其言，托辞自罢，乃答曰：“今虽非公制，而此州承前已有斯式。且纂文习武，人之常艺。岂可于常艺之间，要须令制乎？《礼》，兄弟内除，明哀已杀；小功，客至主不绝乐。听乐则可，观武岂伤？直自事缘须罢，先以令停，方获此请，深具来意。”
澄转扬州，启普惠以羽林监领镇南大将军开府主簿。普惠既为澄知，历佐二籓，甚有声誉。还朝，仍羽林监。
澄遭太妃忧，臣僚为立碑颂，题碑欲云“康王元妃之碑”。澄访于普惠，普惠答曰：“谨寻朝典，但有王妃，而无元字。鲁夫人孟子称元妃者，欲下与继室声子相对。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无声子、仲子之嫌，窃谓不假元字以别名位。且以氏配姓，愚以为在生之称，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齐’；既葬，以谥配姓，故经书‘葬我小君文姜’，又曰‘来归夫人成风之襚’，皆以谥配姓。古者妇人从夫谥，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锡，乃万代之高事，岂容于定名之重，而不称‘烈懿’乎。”澄从之。
后为步兵校尉，以本官领河南尹丞。宣武崩，坐与甄楷等饮酒游从，免官。故事，免官者，三载之后，降一阶而叙，若才优擢授，不拘此限。熙平中，吏部尚书李韶奏普惠有文学。依才优之例，敕除宁远将军、司空仓曹参军。朝议以不降阶为荣。时任城王澄为司空，表议书记多出普惠。
广陵王恭、北海王颢疑为所生祖母服期与三年，诏群僚会议。普惠议曰：
谨案：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为二国太妃，可谓受命于天子，为始封之母矣。《丧服》“慈母如母”，在三年章，传曰：“贵父命也。”郑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为母大功，则士之妾子为母期。父卒，则皆得伸。”此大夫命其妾子，以为母所慈，犹曰贵父命，为之三年；况天子命其子为列国王，命其所生母为国太妃，反自同公子为母练冠之与大功乎。《传》曰：“始封之君，不臣诸父昆弟。”则当服其亲服。若鲁、卫列国，相为服期，判无疑矣。何以明之？《丧服》：“君为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国君者。”《传》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则得服其亲服。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不得祢先君。”然则兄弟一体，位列诸侯，自以尊同，得相为服，不可还准公子，远厌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厌降，名例不同，何可乱也。《礼》，大夫之妾子，以父命慈己，申其三年。太妃既受命先帝，光昭一国，二王胙土茅社，显锡大邦，舍尊同之高据，附不祢之公子，虽许、蔡失位，亦不是过。《服问》曰：“有从轻而重，公子之妻，为其皇姑。”公子虽厌，妻尚获申，况广陵、北海，论封君则封君之子，语妃则命妃之孙，承妃纂重，远别先皇，更以先后之正统，厌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不以遥乎？今既许其申服，而复限之以期，比之慈母，不亦爽欤？《经》曰：“为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长子”，《传》曰：“何以期？父母长子君服斩。妻则小君。父卒，然后为祖后者，服斩。”今祖乃献文皇帝，诸侯不得祖之。母为太妃，盖二王三年之证。议者近背正经，以附非类，差之毫毛，所失或远。且天子尊则配天，莫非臣妾，何为命之为国母，而不听子服其亲乎？《记》曰：“从服者，所从亡则已。”又曰：“不为君母之党服，则为其母之党服。今所从既亡，不以亲服服其所生，则属从之服，于何所施？若以诸王入为公卿，便同大夫者，则当今之议皆不须以国为言也。今之诸王，自同列国，虽不之国，别置臣僚，玉食一方，得不以诸侯言之？
敢据《周礼》，辄同三年。
当时议者，亦有同异。国子博士李郁于议罢之后，书难普惠，普惠据《礼》还答，郑重三反，郁议遂屈。转谏议大夫，澄谓普惠曰：“不喜君得谏议，唯喜谏议得君。”
时灵太后父司徒胡国珍薨，赠相国、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无太上之号，诣阙上疏，陈其不可。左右畏惧，莫敢为通。会闻胡家穿圹下坟有盘石，乃密表曰：“窃见故侍中、司徒胡公，怀道含灵，实诞圣后，近枢克惟允之寄，居槐体论道之明。故以功余九锡，褒假鸾纛，深圣上之加隆，极慈后之至爱，宪章天下，不亦可乎！而太上之号，窃谓未衷。何者？《礼记》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尝禘郊社，尊无二上。’窃谓高祖受禅于献文皇帝，故仰尊为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称令以系敕下，盖取三从之道，远同文母，列于十乱，则司徒为太上，恐乖系敕之意。《易》曰‘困于上者，必反于下。’比克吉定兆，而以浅改卜，群心悲惋，亦或天地神灵所以垂至戒，启圣情。伏愿停司徒逼同之号，从卑下不逾之称，则天下幸甚。”
太后览表，亲至国珍宅，召集五品已上博议其事。任城王澄、太傅清河王怿、侍中崔光、御史中尉元匡、尚书崔亮并同有难，普惠并以理正之，无所屈。廷尉少卿袁翻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数虽殊，同名为上，何必上者皆是极尊。”普惠厉声呵翻曰：“礼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与公。但今所行，以太加上，二名双举，不得非极。雕虫小艺，微或相许，至于此处，岂卿所及！”翻甚有惭色，默不复言。议者咸以太后当朝，志相党顺，遂奏曰：“张普惠辞虽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涣汗已流，请依前诏。”太后复遣元叉、贾璨宣令谓普惠曰：“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陈，忠臣之道。群公已有成议，卿不得苦夺朕怀。后有所见，勿得难言。”
初，普惠被召，传诏驰骅骝马来，甚迅速，伫立催去。普惠诸子忧怖涕泗。普惠谓曰：“我当休明之朝，掌谏议之任，若不言所难言，谏所难谏，便是唯唯，旷官尸禄。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复何恨。然朝廷有道，汝辈勿忧。”及议罢，旨劳还宅，亲故贺其幸甚。
时中山杜弼遗书普惠曰：“明侯深儒硕学，身负大才，执此公方，来居谏职，謇謇如也，谔谔如也。一昨承在胡司徒弟，当庭面诤，虽问难锋至，而应对响出。宋城之带始萦，鲁门之柝裁警，终使群后逡巡，庶僚拱默。虽不见用于一时，固已传美于百代。闻风快然，敬裁此白。”普惠美其此书，每为口实。
普惠以天下人调，幅度长广，尚书计奏，复徵绵麻，恐人不堪命。上疏曰：“伏闻尚书奏复绵麻之调，遵先皇之轨。夙宵惟度，欣战交集。仰惟高祖废大斗，去长尺，改重秤，所以爱万姓，从薄赋。知军国须绵麻之用，故云幅度之间，亿兆应有绵麻之利，故绢上税绵八两，布上税麻十五斤。万姓得废大斗，去长尺，改重秤，荷轻赋之饶，不适于绵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赋，奔走以役其勤。夫信行于上，则亿兆乐输于下。自兹已降，渐渐长阔，百姓嗟怨，闻于朝野。伏惟皇太后未临朝之前，陛下居谅暗之日，宰辅不寻其本，知天下之怨绵麻，不察其幅广、度长、秤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绵麻之调，以悦天下之心。此谓悦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悦者也。”
普惠又表乞朝直之日，时听奉见。自此之后，月一陛见。又以孝明不亲视朝，过崇佛法，郊庙之事，多委有司，上疏曰：“伏惟陛下重晖纂统，钦明文思，天地属心，百神伫望。伏愿躬致郊庙之虔，亲纡朔望之泽，释奠成均，竭心千亩，明发不寐，洁诚禋祼，孝弟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然后精进三宝，信心如来。道由化深，故诸漏可尽；法随礼积，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华，还复百官久折之秩。已兴之构，务从简成；将来之造，权令停息。但仍旧贯，亦何必改作。庶节用爱人，法俗俱赖。”寻别敕付外，议释奠之礼。
时史官克日蚀，豫敕罢朝。普惠以逆废非礼，上疏陈之。又表论时政得失：一曰审法度，平斗尺，租调务轻，赋役务省。二曰听舆言，察怨讼，先皇旧事有不便于政者，请悉追改。三曰进忠謇，退不肖，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四曰兴灭国，继绝世，勋亲之胤，所宜收叙。书奏，孝明、灵太后引普惠于宣光殿，随事难诘。延对移时，太后曰：“小小细务，一一翻动，更成烦扰。”普惠曰：“圣上之养庶物，若慈母之养赤子。今赤子几临危壑，将赴水火，以烦劳而不救，岂赤子所望于慈母！”太后曰：“天下苍生，宁有如此苦事？”普惠曰：“天下之亲懿，莫重于太师彭城王，然遂不免枉死。微细之苦，何可得无？”太后曰：“彭城之苦，吾已封其三子，何足复言。”普惠曰：“圣后封彭城之三子，天下莫不忻至德，知慈母之在上。臣所以重陈者，凡如此枉，乞垂圣察。”太后曰：“卿云兴灭继绝，意复谁是？”普惠曰：“昔淮南逆终，汉文封其四子，盖骨肉之不可弃，亲亲故也。窃见咸阳、京兆，乃皇子皇孙，一德之亏，自贻悔戾；沈沦幽壤，缅焉弗收，岂是兴灭继绝之意？”太后曰：“卿言有理，当命公卿博议。”
及任城王澄薨，普惠荷其恩待，朔望奔赴，至于禫除，虽寒暑风雨，无不必至。初，澄嘉赏普惠，临薨启为尚书右丞。灵太后既深悼澄，览启从之。诏行之后，尚书诸郎以普惠地寒，不应便居管辖，相与为约，并欲不放上省，纷纭多日乃息。
正光二年，诏遣杨钧送蠕蠕主阿那瑰还国。普惠谓遣之将贻后患，上疏极言其不可。表奏不从。魏子建为益州刺史，有赃罪，普惠被使验之，事遂得释，故子建父子甚德之。时梁西丰侯正德诈称降款，朝廷颇事当迎。普惠请付扬州，移还萧氏，不从。俄而正德果逃还。后除光禄大夫，右丞如故。
先是，仇池武兴郡氐数反，西垂郡戍，租连久绝。诏普惠以本官为持节、西道行台，给秦、岐、泾、华、雍、豳、东秦七州兵武三万人，任其召发；送南秦、东益二州兵租，分付诸戍。其所部将统，听于关西牧守之中随机召遣。军资板印之属，悉以自随。事讫还朝，赐绢布一百段。时诏访冤屈，普惠上疏，多所陈论。出除东豫州刺史。淮南九戍十三郡，犹因梁前弊，别郡异县之人错杂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减郡县，上表陈状，诏许之。宰守因此，绾摄有方，奸盗不起，人以为便。
普惠不营财业，好有进举，敦于故旧。冀州人侯坚固少时与其游学，早终。其子长瑜，普惠每于四时请禄，无不减赡，给其衣食。及为豫州，启长瑜解褐，携其合门拯给之。在州卒，谥曰宣恭。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也。好文学，有气尚。仕宋为员外郎，领军主，援东阳、历城。皇兴中，降慕容白曜，赴阙，授兼著作佐郎。时献文于仲冬月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固谏，并不纳。淹上《接舆释游论》，帝览之，诏尚书李䜣曰：“卿诸人不如成淹论，通释人意。”乃敕停行。
太和中，文明太后崩，齐遣其散骑常侍裴昭明、散骑侍郎谢竣等来吊，欲以朝服行事。主客不许，昭明等执志不移。孝文敕尚书李冲选一学识者更与论执。冲奏遣淹。昭明言：“不听朝服行礼，义出何典？”淹言：“玄冠不吊，童孺共闻。昔季孙将行，请遭丧之礼，千载之下，犹共称之。卿方谓义出何典，何其异哉！”昭明言：“齐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吊，初不素服，齐朝亦不为疑。”淹言：“彪通吊之日，朝命以吊服自随。彼不遵高宗追远之慕，乃逾月即吉。齐之君臣，皆已鸣玉盈庭，彪行人，何容独以衰服间衣冠之中？我皇处谅暗以来，百官听于冢宰，卿岂得以此方彼也？”昭明乃摇膝而言曰：“三皇不同礼，亦安知得失所归。”淹言：“若如来谈，卿以虞舜、高宗为非也？”昭明相顾笑曰：“非孝者，宣尼有成责，行人亦弗敢言。使人唯赍袴褶，不可以吊，幸借衣飖，以申国命。今为魏朝所逼，还南日，必得罪本朝。”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将命折中，还南日，应有高赏。若无君子也，但令有光国之誉，虽非理得罪，亦复何嫌。南史、董狐，自当直笔。”既而敕送衣飖给昭明等，明旦引入，皆令文武尽哀。后正佐郎。
其后，齐遣其散骑常侍庾荜、散骑侍郎何宪、主书邢宗庆等来聘，孝文敕淹接于外馆。宗庆语淹言：“南北连和既久，而比弃信绝好，为利而动，岂是大国善邻之义？”淹言：“夫为王者不拘小节，岂得眷眷守尾生之信！且齐先主历事宋朝，当应便尔欺夺？”宗庆、庾荜及从者皆相顾失色。何宪知淹昔从南入，以手掩目曰：“卿何不作于禁而作鲁肃？”淹言：“我舍逆效顺，欲追踪陈、韩，何于禁之有！”宪亦不对。
王肃之至，銮舆行幸。肃多扈从，敕淹将引，若有古迹，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肃问：“此是何城？”淹言：“纣都朝歌城。”肃言：“故应有殷之顽人。”淹言：“昔武王灭纣，悉居河洛，中因刘、石乱华，仍随司马东度。”肃知淹寓青州，乃笑谓曰：“青州何必无其余种。”淹以肃本隶徐州：“若言青州，本非其地，徐州间今日重来，非所知也。”肃遂伏马上掩口笑，顾谓侍御史张思宁曰：“向聊因戏言，遂致辞溺。”思宁驰马以闻，孝文大悦，谓彭城王勰曰：“淹此段足为制胜。”舆驾至洛，肃因侍宴，帝戏肃曰：“近者行次朝歌，闻成淹共卿殊有往复，卿试重叙之。”肃言：“臣于朝歌失言，一之已甚，岂宜再说。”遂大笑。肃又言淹才词，宜应叙进。帝言：“若因此进淹，恐辱卿转甚。”肃言：“臣屈己达人，正可显臣之美。”帝曰：“卿为人所屈，欲求屈己之名，复于卿大优。”肃言：“淹既蒙进，臣得屈己申人，此所谓陛下惠而不费。”遂酣笑而止。赐淹龙厩上马一匹，并鞍勒宛具，朝服一袭。转谒者仆射。
时迁都，帝以淹家贫，敕给事力，送至洛阳，使与家累相随。及车驾济淮，敕征淹。淹于路左请见，曰：“敌不可小，愿圣明保万全之策。伏闻发洛已来，诸有谏者，解官夺职，恐非圣明纳下之义。”帝优而容之。
帝幸徐州，敕淹与闾龙驹专主舟楫，将汎泗入河，溯流还洛。军次磝碻，淹以黄河浚急，虑有倾危，乃上疏陈谏。帝敕淹曰：“朕以恆、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人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黄河急浚，人皆难涉，我因此行乘流，所以开百姓之心。知卿诚至而不得相纳。”赐骅骝马一匹，衣冠一袭。除羽林监、主客令。
于时宫殿初构，运材日有万计。伊、洛流澌，苦于厉涉。淹遂启求敕都水造浮航。帝赏纳之，意欲荣淹于众。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赐帛百匹，知左右二都水事。景明三年，出除平阳太守。还朝，病卒，赠光州刺史，谥曰定。
子宵，字景鸾，好为文咏，坦率多鄙俗，与河东姜质等朋游相好，诗赋间起，知音之士所共嗤笑。卒于书侍御史。
范绍，字始孙，燉皇龙勒人也。少聪敏。年十二，父命就学，师事崔光。以父忧废业。母又诫之曰：“汝父卒日，令汝远就崔生，希有成立。今已过期，宜遵成命。”绍还赴学。太和初，充太学生，转算生，颇涉经史。孝文选为门下通事令史，迁录事，掌奏文案。帝善之，又为侍中李冲、黄门崔光所知。帝曾谓近臣曰：“崔光从容，范绍之力。”后朝廷有南讨计，发河北数州田兵，通缘淮戍兵合五万余人，广开屯田。八座奏绍为西道六州营田大使，加步兵校尉。绍勤于劝课，频岁大获。又诏与都督、中山王英论攻钟离。绍观其城隍，恐不可陷，劝令班师，英不从。绍还，具以状奏闻。俄而英败。后历位并州刺史、太常卿。庄帝初，遇害河阴。
刘桃符，中山卢奴人也。生不识父，九岁丧母。性恭谨，好学。举孝廉，射策甲科。历碎职，累迁中书舍人。以勤明见知，久不迁职。宣武谓曰：“扬子云为黄门，顿历三世。卿居此任始十年，不足辞也。”东豫州刺史田益宗居边贪秽，宣武频诏桃符慰喻之。桃符还，具称益宗老耄，而诸子非理处物。宣武后欲代之。恐其背叛，拜桃符东豫州刺史，与后将军李世哲领众袭益宗。语在《益宗传》。桃符善恤蛮左，为人吏所怀。久之，徵还。病卒，赠洛州刺史。
鹿悆，字永吉，济阴乘氏人也。祖寿兴，沮渠氏库部郎。父生，再为济南太守，有政绩。献文嘉其能，特徵赴季秋马射，赐以骢马，加以青服，彰其廉洁。时三齐始附，人怀苟且，蒲博终朝，颇废农业。生立制断之，闻者嗟善。后卒于淮阳太守，追赠兗州刺史。悆好兵书、阴阳、释氏之学，彭城王勰召为馆客。尝诣徐州，马疲，附船而至大梁。夜睡，者上岸，窃禾四束饲马。船行数里，悆觉，即停船至取禾处，以缣三丈置禾束下而反。
初为真定公子直国中尉，恆劝以忠廉之节。尝赋五言诗曰：“峄山万丈树，雕镂作琵琶，由此材高远，纟玄响蔼中华。”又曰：“援琴起何调？幽兰与白雪，丝管韵未成，莫使纟玄响绝！”子直少有令问，悆欲其善终，故以讽焉。后随子直镇梁州，州有兵粮和籴，和籴者靡不润屋，悆独不取。子直强之，终不从。
孝庄为御史中尉，悆兼殿中侍御史，监临淮王彧军。时梁遣其豫章王综据徐州，综密信通彧，云欲归款。众议谓不然，悆遂请行，曰：“综若诚心，与之盟约；如其诈也，岂惜一人命乎！”时徐州始陷，边方骚扰，综部将成景俊、胡龙牙并总强兵，内外严固。悆遂单马间出，径趣彭城。未至之间，为综军主程兵润所止。问其来状。悆曰：“我为临淮王所使。”兵润遣人白龙牙等。综既有诚心，闻悆被执，语景俊等曰：“我每疑元略规欲叛城，将验虚实，且遣左右为元略使，入魏军中唤彼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诈作略身，在一深室，托为患状，呼使户外，令人传语。”时略始被梁武追还。综又遣腹心人梁话迎悆，密语意状，令善酬答。引悆诣龙牙所。龙牙语悆曰：“元中山甚欲相见，故令唤卿。”又曰：“安丰、临淮，将少弱卒，规复此城，容可得乎？”悆曰：“彭城，魏之东鄙，势在必争，可否在天，非人所测。”龙牙曰：“当如卿言。”复诣景俊住所，停悆外门，久而未入。时夜已久，有综军主姜桃来与悆言，谓曰：“元法僧魏之微子，拔城归梁，梁主待物有道。”乃上指曰：“今岁星在斗，吴之分野，君何不归梁国？”悆答曰：“法僧，莒仆之流，而梁纳之，无乃有愧于季孙也！今月建鹑首，斗牛受破，岁星木也，逆而克之，吴国败丧不久。且衣锦夜游，有识不许。”言未尽，乃引入见景俊。景俊良久谓曰：“卿不为刺客也？”答曰：“今者为使，欲反命本朝，相刺之事，更卜后图。”为设食，悆强饮多食，向敌数人，微自夸矜。诸人相谓曰：“壮哉！”乃引向元略所，一人引入户，指床令坐。一人别在室中出，谓悆曰：“中山王有教：‘我昔有以向南，且遣相唤，欲问卿事。晚来患动，不获相见。’遂辞而退。须臾天晓，综军主范勖、景俊司马杨票等，竞问北朝士马多少，悆陈士马之盛。寻而与梁话盟契讫。未旬，综降诏封悆定陶县子，除员匀散骑常侍。永安中，为右将军、给事黄门侍郎，进爵为侯。虽任居通显，志在谦退，迎送亲宾，加于畴昔。而自无屋宅，常假赁居止，布衣粝食，寒暑不变。孝庄嘉其清洁，时复赐以钱帛。
及东徐城人吕文欣杀刺史元大宾，南引梁人，诏悆以使持节、散骑常侍、安东将军为六州大使，与行台樊子鹄讨破之。悆又购斩文欣。还，拜金紫光禄大夫，兼尚书右仆射、东南道三徐行台。与都督贺拔胜等拒尔硃仲远，军败还京。
天平中，除梁州刺史。时荥阳人郑荣业反，围州城。城降，荥业送悆于关西。
张耀，字景世，自云南阳西鄂人也。仕魏，累迁步兵校尉。永宁寺塔大兴，经营务广。灵太后曾幸作所，凡有顾问，耀敷陈指画，无所遗阙，太后善之。后为别将，以军功封长平男。历岐、东荆州刺史。
天平初，迁鄴草创，右仆射高隆之、吏部尚书元世俊奏曰：“南京宫殿，毁撤送都，连筏竟河，首尾大至，自非贤明一人，专委受纳，则恐材木耗损，有关经构。耀清直素著，有称一时，臣等辄举为大将。”诏从之。耀勤于其事，寻转营构左都将。兴和初，加卫大将军。宫殿成，除东徐州刺史。卒于州，赠司空公，谥曰懿。
刘道斌，武邑灌津人也。有器干，腰带十围，须髯甚美。初拜校书郎，转主书，颇为孝文所知。从征南阳，还，加积射将军、给事中。帝谓黄门郎邢峦曰：“道斌是行，便异侪流矣。”宣武即位，迁谒者仆射。后历恆农太守、岐州刺史，所在有清贞称。卒于州，谥曰康。道斌在恆农，修立学馆，建孔子庙堂，图画形像。去郡后，故吏追思之，复立道斌形于孔像之西而拜谒焉。
董绍，字兴远，新蔡鲖阳人也。少好学，颇有文义。起家四门博士，累迁兼中书舍人，为宣武所赏。豫州城人白早生以城南叛，诏绍慰劳，为贼锁禁送江东。梁领军吕僧珍暂与绍言，便相器重。梁武闻之，使劳绍云：“忠臣孝子不可无之，今当听卿还国。”绍曰：“老母在洛，无复方寸，既奉恩贷，实若更生。”乃引见之，谓曰：“战争多年，人物涂炭，是以不耻先言，欲与魏朝通好，卿宜备申此意。若欲通好，今以宿豫还彼，彼当以汉中见归。”及绍还，虽陈说和计，朝廷不许。后除洛州刺史。绍好行小惠，颇得人情。萧宝夤反于长安，绍上书求击之，云：“臣当出瞎巴三千，生啖蜀子。”孝明谓黄门徐纥曰：“此巴真瞎也？”纥答：“此绍之壮辞，云巴人劲勇，见敌无所畏，非实瞎也。”帝大笑，敕绍速行。以拒宝夤功，赏新蔡县男。尔硃天光为关右大行台，启为大行台从事，兼吏部尚书。天光败，贺拔岳复请绍为其开府谘议参军。岳后携绍于高平牧马，绍悲而赋诗曰：“走马山之阿，马渴饮黄河。宁谓胡关下，复闻楚客歌！”岳死，周文帝亦重之。及孝武西迁，除御史中丞，非其好也。郁郁不得志，或行戏街衢，或与少年游聚，不自拘持，颇类失性。孝武崩，周文与百官推奉文帝，上表劝进，令吕思礼、薛憕作表，前后再奏，帝尚执谦冲不许。周文曰：“为文能动至尊，唯董公耳！”乃命绍为第三表，操笔便成。表奏，周文曰：“开进人意，不当如此也？”及登祚，方任用之，而绍议论朝廷，赐死。孙嗣。
冯元兴，字子盛，东魏郡肥乡人也。少有操尚。举秀才，中尉王显召为检校御史，迁殿中御史。司徒江阳王继召为记室参军，遂为元叉所知。叉执朝政，引为尚书殿中郎，领中书舍人，仍御史，预闻时事。卑身克己，人无恨焉。家素贫约，食客恆数十人，同其饥饱，时人叹尚之。太保崔光临薨，荐元兴为侍读，尚书贾思伯为侍讲，授孝明《杜氏春秋》。元兴常为擿句，儒者荣之。叉既赐死，元兴亦被废。乃为《浮萍诗》以自喻曰：“有草生碧池，无根水上荡，脆弱恶风波，危微苦惊浪。”普泰初，为光禄大夫，领中书舍人。太昌初，卒于家，赠齐州刺史。元兴世寒，因元叉之势，托其交道，相用为州主簿，论者以为非伦。
时有济郡曹昂，有学识，举秀才。永安中，除太学博士，兼尚书郎。常徒步上省，以示清贫，忽遇盗，大失绫缣，时人鄙其矫诈。
论曰：孙绍关左之士，又能指论时务。张普惠明达典故，强直从官，侃然不挠，其有王臣之风矣。成淹、范绍、刘桃符、鹿悆、张耀、刘道斌、董绍、冯元兴等，身遭际会，俱得效其所能，苟曰非才，亦何能致于此也。
译文：
孙绍，字世庆，昌黎人。他年轻时就好学，广泛阅读经史典籍。他起初担任校书郎，逐渐升任给事中，后来担任门下录事，喜欢谈论政策的成败得失，与常景共同编撰法律条令。延昌年间，孙绍上表说：
我听说建立国家有策略，即使是有危难也一定会转危为安；施行教化能够使关系和睦，即使是人少也会变为人多；政策法令违背人心和常理，即使是貌合也会神离；做事错失机会，即使一时有成也终会失败。这些道理从古到今都是相同的，它们是历代统治者治国的不变法则。二虢是国都的门户，却没有严密的防御；南北雨地的中心，也同样缺少坚固的防守。长安、邺城为我们所依托，如同我们的大腿和手臂；穰城、上党为我们所凭借，如同我们的腹和背。四军、五校的轨范，领军、护军分职治事的规章，征召兵役和储蓄粮食的要法，水中舟船陆上车马的耗费，高山大河险要地势的管控，救急时来往的费用，平险救难的方略，碱省费用应付急用之时的法则，这些法律条令特别需要修订出来，以此来巩固我们伟大的基业。要保持盛而不衰的政体，怎么能忽视法制呢？况且法律是区分清正和贪浊的，然而清正和贪浊划分的并不公平。应该让受压抑的得到伸张，使心怀怨恨的得以和顺，让地位低下生活贫困的人也得以宽免。士族与庶民同样感到悲戚，兵卒徒众共怀怨恨。当官的人在乡里卖弄他们的名望，掌管文案的人在官署里舞弄文墨，真假混淆，明明知道有锚却不纠正，因此得到的人并不高兴，受损的人倍加怨忿。门第和身份相同的人却像泾水、渭水一样完全不同；从事相类似的劳役但苦乐悬殊。儒士们身居官职，不认为有荣耀；士兵们辛苦服役，心中不会忘记战乱。因此人们竞相离开故土，漂泊他乡，有的人改名换姓寄养于人，分散流落在民间；有的人逃命到山林湖泽，靠捕鱼打猎为生；有的人投靠豪强大户，托身以求衣食。还有一些应该迁走的居民，却在各个州郡寻欢作乐；而那些应该留下的人，却外出躲避寒冷的天气直到暖和时才回来。牧人的子弟，追逐丰盛的水草，东西南北，择居没有固定的地方。关卡没有修设，人们任意寻求适意之地，像这样的人，不可胜数。供驱使的人不再听从使唤，百业工匠争着抛弃他们的职业。统一的计划，实际上还没有产生；有关考察官吏政绩的办法，责成制访却迁遥无期。在外飘泊流浪的人，一定要精心确算出他们的人数。现在强大的敌人正在窥探时机，边境上的外族人也在寻找空隙，京畿人人不安，长期戍守边疆的士兵心怀怨恨。国家处于战争的紧要关头，我认为形势很危急。造成灾祸根源的罪魁祸首，一定是在北方边镇戍守的人。在统一的年代里，用持守公平的办法，是常理正道的大计；在兵荒马乱的年代，用无所顾忌的手殷，是强权行事的情势。因此常理正道都不可能长久，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来改变措施；权势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它将依随形势的消长而统治民众。或文或质以适应社会，局势自然安定；形势消长都能得其中，权势也能施展。那么，做国君的人设计法律的趋向，化物治民的法则，是天地一定有它的境域，人民不失去他们的土地。另外在先帝时，法律、绦令是同时议定的，法律随即就施行了，惟独条令还没有制定，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我认为条令作为本体，也就如同帝王的身体，需要用条令来分别处理百官的备种礼仪，安排设置全国远近各地的礼节，绦令是君主有作为的关键，是社会法制的根本。但是修撰法令的人，也都博通古代的条令，按照古代的模式修撰制定今天的法令，大体上都很可观，与从前的法令相比，其中的精细与粗糙各有所在。祇是主管议论的人，过多地沿用古代的制度。如果今天的法令仍旧依照古代，那么高祖制定的法令，要再加以增减，有谁胆敢存心寻找其中的是非呢？因为存在以上争论的缘故，所以条令长期废置而不制定。然而法律、条令两者是相互依存的，不可偏废偏用，目前法律已经颁布但条令却废止，事情很不顺畅。如果条令不颁布，就是没有常法，臣子在处理事情时，依据什么来行事呢？我和其它人一起撰写法律条文，不是没有勤劳尽职，但是签发下来，却没有我的名字，这就好像是农民在努力劳作，他人却坐食秋收的果实，在说到功名的时候，我心里的确是愁闷不安。
正光初年，孙绍兼任中书侍郎。孙绍性情刚直，每次给皇帝呈上密封的奏章，内容往往是非常的恳切，不怕冒犯皇上。只是孙绍生性比较粗放，说话忽高忽低，被当时的人看不起，因此他的建议不被采纳。孙绍有个哥哥孙世元擅长弹筝，很早就去世了，孙绍后来每次听见筝的声音，就会泪流满面呜咽哭泣，转身离去。后来孙绍担任太府少卿，曾经在一次朝见时，灵太后对他说：“你的年龄渐渐老了。”孙绍说：“我的年龄虽然老了，但是作为臣子还算年轻。”灵太后听后笑了。后来孙绍被升任为右将军、太中大夫。
孙绍曾经与百官一起去朝廷，东掖门还汝有打开，他们守在门旁等候天亮。孙绍从众人中把吏部郎中辛雄拉出来，悄悄对他说：“我们当中的这些人，不久全都会死光，只剩下我和你，还能享受荣华富贵。”不久，发生了河阴之难。孙绍善于推算人的命运，很多事情都得到了应验，了解他的人认为他不同寻常。
永安年间，孙绍被授任为太府卿，因为以前参与商议《正光壬子历》一书，赐爵新昌子。后来孙绍在右光禄大夫的任上去世，被追赠为尚书左仆射，谥号为宣。他的儿子孙伯元继承爵位。
张普惠，宇洪赈，是常山九门人。他身高八尺，容貌魁伟，精通《三礼》，同时还熟悉《春秋》以及百家之说。太和十九年，担任主书，兼任制局监，孝文帝比较了解他。后来改任尚书都令史。任城王元澄器重他的学问，帮助他提高名声和地位。元澄担任雍州刺史时，启用他担任府录事参军，不久代理冯翊郡的事务。
元澄丧服在身，准备在七月初七召集文武官员在北园举行骑射。张普惠给元澄呈上奏记说道：
我听说《礼记》里所载的三杀九亲，是用以区别亲属的疏远和亲近；五服六术，是用以规范服丧之人的哀痛心情。它们都是根据情况来显示感情，是不可改变的道理。但是巨大的哀痛，终身难忘；书简上记载办理丧事，只是在规定的丧期之内。对尊亲的服丧不可没有节，因此以三年为断；对兄弟之丧不可以实时除去丧服，所以谨守以日月时限。况且在《仪礼》中记载说，尊亲去世后到了举行练祭时，要弹奏没有装饰的琴，即举行守丧期满的吉祭；服丧期为五月以上的人，不到举行虞祭拊祭练祭完毕除去丧服之后不得沐浴，这是礼制所限定的。曾子提问说：“相识的人服总服，可以参与他的祭祀吗？”孔子说：“总服的人不能祭祀，又怎么可能去给别人助祭呢？”祭祀不能参与，恐怕也没有用酒食款待宾客的道理。曾子又闲酋：“脱去丧服之后，可以参与祭奠的礼仪吗？”孔子说：“脱去丧服参与祭奠，是不符合礼的。”郑玄的注释说：“是说这样已忘记了哀痛。”我认为刚脱掉丧服之时不参与祭奠，服丧期为五个月以内的人，难道就可以观赏骑射吗？《杂记》裹说道：“服丧期为九个月以内的人，葬事完毕之后，办嫁女婚辜，人家给予饮食。是属亲族的可以饮食，不属亲族的不可以饮食。”饮食还要论人的亲疏，对于观赏骑射恐怕是不相宜的。我得见您的教令，订立了骑马射箭的期限，准备在七月七日的吉辰，召集全城的文武官员在北园练习武艺，在比试胜败中行揖让礼节。这七月七日并不是检阅的时令，却是关涉妨碍农耕的季节，而且国家除丧的祭祀刚刚举行，殿下你的丧服还在身上，脱去丧服而举行骑射逸乐，以此来训导老百姓，就是更改了先王的典制和训教，忘记了哀伤的感情，恐怕是不能以此昭彰美德、训示子孙的。按照骑射的礼仪，射箭的人应该以礼乐为本，忘记礼乐而从事比射，不能算作是循礼；不设置钟和鼓，不能算是作乐。舍去了循礼作乐这雨件事，还要射箭做什么？再说七月七日的骑射游戏，在有关条令和法规中都没有记载，如果颁布命令使人疲于应付，我担心会违反事情的本体，何况国库空虚，也还有待征收新的户调租税。请求到九月份时，做好一切准备和整治工作，然后演奏《狸首》的乐章，宣布骑射的命令，设置轩悬钟鼓，备置云钮，到那时无论是神仙还是凡人都该是多么欢畅啊。
元澄从心里接受了张普惠的建议，他找借口停止了此事，这才答复张普惠说：“现在骑射虽然还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但本州岛向来就有这种游艺方式。况且写文章练习武艺，是人们最平常的技艺，怎么可能对每种平常的技艺，都要制定法律条令呢？《仪礼》说，兄弟之间除去丧服，说明悲哀已经消退，服丧期五个月的人，客人到了主人也不断绝音乐，听音乐都可以，观赏武艺又有什么妨碍呢？只是因为我自己有事必须取消骑射，我已先命令停止，然后才看到你的请求，我非常明白你的用意。”
元澄改任扬州刺史。启用张普惠以羽林监的身份兼镇南大将军开府主簿。张普惠已经被元澄所了解，他先后在两个藩镇做辅佐官员，很有声誉。返回朝廷后，仍然担任羽林监。
元澄遇到太妃的丧事，官员们为太妃立石碑歌功颂德，他们想把石碑题名为“康王元妃之碑”。元澄向张普惠咨询此事，张普惠回答说：“我仔细考察了各朝的典籍，只有关于王妃的记载，并没有元字的说法。把鲁夫人孟子称为元妃，是要与下文的续娶之妻声子相对。现在烈懿太妃与先王作匹配，再也不会产生如同声子、仲子之类的疑惑了，我认为不需要藉助元字来区别她的名号地位。况且用氏来配姓，我认为那应该是她生前的称呼，因此《春秋》里有‘夫人姜氏来自齐国’的记载；安葬之后，就用谥号来配姓氏，因此在经书记为‘埋葬我的妻子文姜，，还有‘归迷夫人成风的衣物’的记载，都是用谥号来配姓氏。古代妇女的谥号随从丈夫，现在烈懿太妃的德行举世第一，因此她受到了特别的赞美和赏赐，这是关乎千秋万代的大事，怎么能够允许在决定称呼这样重要的场合，却不称她为‘烈懿’呢？”元澄听从了张普惠的建议。
后来张普惠担任步兵校尉，并以这个官职兼任河南尹丞。宣武帝去世后，张普惠因为与甄楷等人一起酒后放纵犯罪，被免去官职。按照过去出惯例，被免去官职的人，三年后，降职一级然后再排列他的官职，如果才能优秀可以提升授任官衔，不受以上的条例限制。熙平年间，吏部尚书李韶上奏说张普惠有文才实学，按照录用才能优秀之人的惯例，皇帝命令授任张普惠为宁远将军、司空仓曹参军。朝廷议定不给张普惠降级作为他的荣耀。当时任城王元澄担任司空，他的奏章建议和文书等大多出自于张普惠的手笔。
广陵王元恭、北海王元颢对为亲祖母服丧三年有疑惑，皇帝命令官员们开会议论此事。张普惠议论道：
经过谨慎的核杏：广陵王和北海王的祖母都受命于前一个朝代，是广陵和北海两封国的太妃，也可以说是受命于天子，是最早授予封号的母亲。在《丧服》中有“养育自己的庶母就如同生母一样”的说法，在三年章襄，《传》文说：“父亲的命令是最尊贵的。”郑玄注释说：“大夫的妾所生的儿子，父亲健在就要为母亲穿九个月的丧服，而士的妾所生的儿子就要为母亲穿一年的丧服。如果是在父亲去世后，那么都要表达孝心。”这是大夫让他的妾所生的儿子，因为母亲的慈爱而穿丧服，也就是说父亲的命令是最尊贵的，要服丧三年；更何况天子让他的儿子们担任各个封国的国王，让他们的生母作为封国的太妃，反而与公子为母亲穿九个月丧服的规定相同吗？《传》文说：“最早授予封号的国君，不以他的各位叔伯兄弟为臣。”那么他就应当为他的尊亲穿丧服。像鲁国、卫国这些诸侯国的国王，共同都穿一年丧服，这显然是役有疑义的了。凭什么可以证明这一点呢？在《丧服》里有：“此国君是姑母的女儿嫁给了他的那国君。”《传》文说：“为什么要穿九个月的丧服呢？是因为他们的尊贵地位相同。尊贵的地位相同，就可以弃亲戚们所穿的丧服。诸侯的儿子被称为公子，公子不能崇祀已故世的先王。”但是兄弟之间同胞一体，他们位居诸侯，他们自认为彼此的地位相同，因此他们共同服丧服，不可能再按照公子的标准，远遍地降低对天王的服丧。因此碱降服丧有四种情况，君、大夫因为地位尊贵而降级，公子、大夫的儿子因为是厌降，名分不相同，怎么能够淆乱呢？在《礼》文里有，大夫的妾所生的儿子，按照父亲的命令来慈爱自己，所以要为父亲服丧三年。太妃既然是接受了先帝的命令，她的光芒照亮一个国家，广陵王和北海王得土地赐封而为王侯，显贵地赐封为诸侯国，舍弃与地位相同的兄弟的高高在上的尊贵地位，却附同于不能崇祀已故先王的公子之列，即使是许、蔡二公降位服丧，也不会超过他们。《服问》说：“有的由轻而转为重，公子的妻子，为其皇姑服齐衰期一年。”公子即使是厌降，但他的妻子却延伸服丧期，况且广陵王、北海王，要谈论授封就是授君的儿子，说到妃子就是受命先君的妃子的孙子，继承太妃的封号重大，要远别先皇，还要以先皇后的嫡系子孙，要厌降自己所亲生的家族嫡系的儿子，与皇姑相比，她不是相差很远吗？现在既然允许他们延长服丧，但又用时间来加以限制，这与养育自己的庶母柏比，不也相差很远吗？《经》文说：“国君的祖父母、父母、妻子、：长子”，《传》文说“他们各自的丧服为什么要穿一年呢？父母的长子去世国君服斩衰。妻子就是小君。父亲去世，然后是祖先的后嗣，也服斩衰。”现在的祖先是献文皇帝，诸侯王不得以他为祖。母亲是太妃，遣大概就是两位诸侯王服丧三年的证明。议论这件事的人几乎是违背了《五经》正典，用穿凿附会把这件事弄得不伦不类，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况且天子的尊贵可以与天相配，普天之下都是他的臣妾，为什么授命她为国母，反而不让她的儿子为尊亲服丧呢？《记》文说：“为姻亲穿丧服的人，其丧服要根据去世人的身份决定。”又说：“如果不穿国君养母的亲族所穿的丧服，就要穿国君生母的亲族所穿的丧服。”现在两王的养母已经去世，不给生母的亲子穿丧服，那么亲属所穿的丧服，又给谁人穿呢？假如以为各位诸侯国王进入朝廷担任了公卿大臣，就如同一般大夫一样，那么现在的一些议论就不必要再用诸侯国来加以谈论了。现在众王，就如同诸侯列国，即使是没有进入诸侯国，但却已分别设置了臣僚，在自己的王国裹锦衣玉食，又怎磨能不以诸侯的身份来谈论这件事呢？
我冒昧地根据《周礼》，同意二王服丧三年。当时议论这件事的入，有赞同的也有反对的。
国子博士李郁在此次议论结束后，写信质问张普惠，张普惠根据《礼》文给予答复，他们郑重其事地多次商榷，最终李郁服从了张普惠的观点。张普惠改任为谏议大夫，元澄对他说：”我不是高兴你担任谏议大夫这个职位，高兴的只是谏议大夫这个职位得到你。”
当时灵太后的父亲司徒胡国珍去世，被迫赠为相国、太上秦公。张普惠认为从前皇后的父亲没有太上的称呼，于是到朝廷上疏，陈述这种称呼是不妥当的，身边的人都担心害怕，不敢通报。刚好听说胡家凿通墓穴发现有块大石头。于是张普惠秘密上表说道：“我看见从前的侍中、司徒胡公，他心怀道义身含灵威，生育太后，身处朝廷机枢能胜任平正诚信理政的托付，居公卿要职有论道辩理的明察。因此他凭着有功被赐给九锡，褒奖他可凭借天子的大旗，他深受圣主的隆恩，得到慈祥的太后给予他的极大关爱，让他为天下人所效法，不也很好吗？但是给他太上的称号，我私下认为不合适。为什么呢？《礼记》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没有两个国君，秋天在宗庙祭祀天地，不能尊奉两个太上。’我私下认为高祖接受了献文皇帝的禅让，因此我们仰尊他为人上皇，这是因为他是为最上等的人。皇太后发号令是附在皇帝诏令之下，这大概是根据三从的道理而定的，她与古代的文母一样，排在十个能治理国政的大臣之列，但如果把胡司徒也称作为太上，恐怕与太后的号令附于诏令之下的意思相连背。《易序卦传》说：‘向上升被困住，必然返囤下方。’近来得吉兆择定了墓地，又因为浅而改卜，大家心里都感到悲痛和惋惜，或许天地神灵就是以此赐给忠告，启发圣上的感情。我衷心希望停止给胡司徒命名与皇帝相近的称号，改称为谦卑的不超越皇帝的称号，那么天下的人们就非常幸福了。”
灵太后看过张普惠的上表，亲自到胡国珍的住宅，召集五品以上的官员广泛地议论此事。任城王元澄、太傅清河王元惮、侍中崔光、御史中尉元匡、尚书崔亮一起质问张普惠，张普惠一并用道理驳正他们的说法，丝毫没有屈服。廷尉少卿袁翻说：“《周官》里记载：上公有九个等级，上大夫有四个等级，他们的等级数虽然不同，但他们都稻为上，为什么说上一定就是指最尊贵的呢？”张普惠严厉地呵斥袁翻说：“礼仪里还有下卿、上士，何止是大夫和公。但是现在所做的事情，是在上字前面又加了一个太字，两个名称同时用，使人不得不把他当成是最尊贵的人。如果只是雕虫小技，或许可以稍加原谅，但已经到了如此地步，哪里还是你们所料想的那样。”袁翻脸上大有惭愧之色，沉默下来不再言语。议论的人都因为灵太后当政，心里顺从她的想法，于是上奏说道：“张普惠的言辞虽然有道理，但是我们并不苟同。帝王的命令已经发布出去不可能收回来，请依然按照以前的诏令执行。”灵太后又派遣元叉、贾璨对张普惠宣布命令道：“朕所做的事情，是出于孝子的心意；你所陈述的道理，是出于忠臣的想法。对此大家已经有了定论，你就不要再苦苦地改变朕的心意了。以后你有什么见解，不要觉得难以启齿。”
当初，张普惠被征召，传达诏令的人骑着赤色的骏马而来，速度非常快，并站着催张普惠快去。张普惠的几个儿子害怕得流眼泪。张普惠对他们说：“我身处开明而兴旺的朝代，掌管劝谏议论的责任，假如我不说出难以说出的话，议论难以议论的事，那么我就是一个唯唯诺诺荒废职守白拿俸禄的人。人生总有一死，祇要死得其所，又有什么可遣憾昀呢？再说朝廷也是讲道理的，你们不要担心。”当议政结束，皇帝慰劳张普惠让他回家，亲朋好友都庆贺他的幸运。
当时中山人杜弼给张普惠写信说道：“我知道你是儒学根基深厚的大学者，有很大的才干，凭着你的公平和正直，来担任谏议大夫的职位，竭尽忠诚，直言不讳。昨天你在胡司徒的住宅当着众人的面直言劝告，即使是他们质问的语锋非常锐利，你也能响亮地应答出来。你的声音在宋城一带始终萦绕，你的声誉在鲁门四周传颂，你终于使群臣和太后退却，让众官员拱手默认，虽然你的见解一时没有被采纳，但是你的美德已经留传百世。我听说这件事以后很高兴，恭敬地就说这些。”张普惠认为这封书信很好，经常把它作为话题。
张普惠认为朝廷征收人民的户调税，面宽量大，尚书计议后上奏皇帝，想免征绵麻的赋税，张普惠担心老百姓将不堪重负。上书说道：“我听说尚书上奏准备免征绵麻的税赋，以遵循先皇的法度。我整天都在思考着此事，高兴和担忧交织在一起。我只是仰慕高祖废除大斗，去掉长尺，变更重秤，以此来热爱百姓，实行轻赋。他知道军国大事需要绵麻，因此他认为赋税的涨幅，万民应该得到养蚕和种麻的实惠，于是让绢的赋税相当于八两绵，让布的赋税相当于十五斤麻。老百姓因为废除了大斗，去掉了长尺，变更了重秤，减轻了赋税而富裕起来，不只是因为绵麻一事而已。因此他们唱着歌跳着舞来进献他们的赋税，勤劳奔走来从事他们的劳动。如果信义能在上面推行，那么万民就会在下面愉快地上交赋税。但是从此之后，赋税渐渐增加，老百姓的埋怨和叹息，朝野上下都能听见。在皇太后还没有临朝听政之前，陛下还在居丧期间，宰相不考究根本，知道天下的人怨恨征调绵麻，也不考察其幅面的宽狭、度量的长短、秤的轻重、斗的大小，革除其中的弊病，保存其中的可取之处，而祇知道一味地免除绵麻的征调，以此取悦天下的百姓。这就是取悦百姓而不周正当的办法，所以愚蠢的我高兴不起来。”
张普惠又上表请求在朝廷当值时，允许随时进见皇帝。从此之后，每月一次朝见。又因为孝明帝不亲自临朝听政，迥于崇尚佛法，把郊庙之类的祭祀，全部委托给主事官员办理，张普惠上疏说道：“我认为陛下继承了先王的功德和帝业，您谨慎明察有崇高的才智与道德，天和地都归心于您，所有的神灵都仁立仰望着您。我衷心希望您在郊庙祭祀时亲自表达虔诚的心意，亲自屈驾在朔日和望日接见群臣以布恩泽，在大学祭奠先圣先师，竭尽心志于农耕事业，黎明时分就起床，纯洁而真诚地从事祭祀活动，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可以与神灵沟通，道德教化可以光耀四海。然后再精心崇尚佛法僧三宝，真诚地信仰如来佛。佛家之道就会因此而变得精深，于是诸多遗漏可以消失；佛家之法也会随着礼仪而积聚，于是可以达到灵魂的彼岸。要酌量减少僧侣寺庙的并非急需的费用，恢复百官长期减损的幸禄。已经在兴建的建筑物，务求简洁构成；准备建造的建筑物，暂且命令停止修建。只是沿袭过去的惯例，又何必去改动它呢。这样就可节省费用仁爱百姓，这是僧俗都依赖的准则。”不久皇帝特意敕令把张普惠的上疏交付外朝，让他们议论有关大学祭奠先圣先师的礼仪。
当时史官推测出有日食，皇帝事先命令停止朝见。张普惠认为此事违背并废弃了礼仪，上疏进行陈述、，他还另外上表议论当时国家政策的得失：一是说要审查法度，公平斗尺，减轻租调，减少兵赋劳役。二是说要倾听群众舆论，考察冤狱和诉讼，把先王时代就有的但不利于时政的旧体制，请求全部予以改革。三是说要任用忠诚之士，罢免没有才德的人，任用贤德之人时不要有二心，除掉邪恶之人时不要犹豫不决。四是说把已灭亡的封国兴建起来，把已断绝的先王先圣世系延续起来，功臣与亲属的后代，都应该有所收用任职。奏书呈上之后，孝明帝、灵太后把张普惠带到宣光殿，针对事情质问张普惠。双方应对多时，灵太后说：“你对细小的琐事，一件一件地说来说去，使我感到烦恼。”张普惠说：“皇上养育百姓，就如同慈母养育婴儿，现在婴儿几乎面临危险的深渊，将要身陷水火之中，因感到烦劳而不救助，难道这就是婴儿所期望于慈母的吗？“灵太后说：“普天之下的老百姓，哪有像你所说这样的苦事？”张普惠说：“天底下您最亲近的人，没有人能超过太师彭城王的，但是他最终却难免蒙冤而死。老百姓的痛苦，怎么会没有呢？”灵太后说：“彭城王遭受痛苦，我已经授封了他的三儿子，哪还需要你再为他说话？”张普惠说：“圣后您授封彭城王的三儿子，天下没有人不为您的大恩大德而感到高兴，知道慈母您圣明在上。我之所以重提此事，是认为大凡像这样的冤屈，都企望能得到圣上的明察。”灵太后说：“你所说的兴建灭亡的封国延续断绝的世系，究竟指的是谁呢？”张普惠说：“从前淮南王背叛后死去，汉文帝授封号给他的四儿子，大概是因为骨肉之情不能抛弃，亲爱自己的亲属的缘故吧。我看见咸阳于、京兆王．也同样是皇子皇孙，因为某一德行的亏损，自己造成罪过，沉沦于九泉，深隐而不可收拾，这难道是兴灭国继绝世的意思吗？”灵太后说：“你说的有道理，应当让公卿大臣都来议论此事。”
当任城王元澄去世，张普惠承蒙他的知遇之恩，初一和十五都前往祭拜，一直到除丧服，即使是严寒暑热刮风下雨，张普惠总是赶到。当初，元澄嘉奖并欣赏张普惠，他在去世前上奏让张普惠担任尚书右丞。灵太后已经为元澄之死深感悲伤，她看到启奏后同意了元澄的建议。诏令宣布之后，几位尚书郎认为张普惠门第贫寒，不应该立即担任尚书右丞的官职，他们相互约定，准备一起阻止张普惠到尚书省，这场纠纷很久才停息。
正光二年，皇帝命令杨钧送蠕蠕的国君阿那瓖回国。张普惠认为遣送阿那瓖回国将会留下后患，上疏极力陈述此事不可行，建议没有得到采纳。魏子建担任益州刺史，犯有贪污受贿罪，张普惠作为使者前往调查此事，事情于是得以解决，因此魏子建父子很感激张普惠。当时梁的西丰侯萧正德诈称归顺，朝廷准备予以迎接。张普惠请求把萧正德交给扬州，再移送给萧氏，没有得到同意。不久萧正德果然逃回梁。后来授任张普惠为光禄大夫，尚书右丞的任职同先前一样。
早先仇池武兴郡的氐人多次反叛，西部边疆出州郡戍守人员，租赋的运输长期断绝，皇帝命令张普惠以原职担任持节、西道行台，把秦、岐、泾、华、雍、豳、束秦七个州的三万士兵交付给他，听任他调遣，运送南秦、束益两个州的军需租赋，交付给各地守兵。张普惠所率领的部将，由函谷关以西的刺史随时安排调遣。军用物资和文件之类，都由张普惠自行处理。事情结束后张普惠回到朝廷，赏赐给他一百段绢布。当时皇帝命令察访冤屈案件，张普惠上疏给皇帝，有较多的陈述和议论。张普惠出任束豫州刺史。淮南有九戍十三郡，仍然承袭梁以前的弊病，不同郡县的人都在一地杂居停留。张普惠于是依次查验登记户籍，撤减一些郡县，他上表陈述情况，皇帝同意了他的建议。地方官员因为改革，管理有方，奸人盗贼不生，人人都觉得安逸。
张普惠没有经营产业，喜欢推举人才，对过去的老朋友十分厚道。冀州人侯坚固年轻时同张普惠一起外出求学，很早就去世了，他的儿子侯长瑜，张普惠每年四季得到薪俸，经常省碱自己的开支，给他衣服和食物。当张普惠在豫州任职时，启用侯长瑜担任官职，给他全家以救济。张普惠在豫州去世，谥号为宣恭。
成淹，字季文，是上谷居庸人。他喜爱文献经典，有气节。在刘宋担任员外郎，兼任军主，救援束阳、历城两地。皇兴年间，成淹投降慕容白曜，到了朝廷，兼任著作佐郎。当时献文帝准备在仲冬时节巡视沙漠以北地区，朝廷大臣们用天气太冷的理由坚决阻止，但都没有得到采纳。成淹呈上《接舆释游论》一文，皇帝阅览后，召见尚书李欣说：“你们几个人也比不上成淹的一篇论，他能够了解朕的心意。”于是皇帝命令停止巡行。
太和年间，文明太后去世，南齐派遣敬骑常侍裴昭明、散骑侍郎谢竣等人前来吊唁，他们准备穿着朝会时的礼服进行吊唁。负责接待的主客官不同意，裴昭明等人执意不肯换衣服。孝文帝命令尚书李冲挑选一个有学问的人再来跟裴昭明等人讲明道理。李冲上奏说派遣成淹来。裴昭明说：“不准穿朝会时的礼服参加吊唁，这道理出自于什么典故？”成淹说：“戴着上朝时的黑帽子不能参加丧礼，这是小孩子都知道的事情。从前季孙将要出行时，先询问请教遇到丧事应行的礼仪，一千多年以来，仍被共同称赞。你刚才问这道理出自于什么典故，这是多么奇怪的问题啊。”裴昭明说：“齐高帝去世时，魏朝派遣李彪前去吊唁，起初也没有穿白色的丧服，齐朝的人也没有什么疑问。”成淹说：“李彪前去吊唁时，朝廷命令自带吊唁的衣服。你们不遵循高宗虔诚祭祀追念先人的意思，因此丧事过了一个月就行吉祭。齐朝的国君和臣子，旁上玉饰撞击的声音已充满了朝廷，李彪是一个使者，怎么可能让他独自穿着丧服站在着衣冠的齐国朝臣中间呢？自从我们的皇帝居丧以来，所有的官员都听命于冢宰，你怎么能把现在的情况与过去的情况相提并论呢？”裴昭明于是晃着膝盖说道：“三皇的礼仪各不相同，怎么知道谁是谁非呢？”成淹说：“如果按照你这样说，你认为虞舜、高宗都是不对的吗？”裴昭明看了成淹一眼笑着说：“不讲孝道的人，在孔子那里有现成的责难，我是使者也不敢乱说。我作为使者只穿来了裤褶朝服，不能参加吊唁，希望借你们的吊唁之服，以遵守贵国的命令。现在我们被你们魏朝逼迫行事，返回南方时，一定会得罪我们的朝廷。”成淹说：“如果你们那里也有君子的话，你领命出使而能折中行事，返回南方时，应该得到重赏。如果你们那里没有君子，祇要你有使国家光荣的声誉，即使你们无辜地得罪了朝廷，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南史、董狐之类的史臣，自然会如实地记载这一史实。”随后皇帝命令把吊唁衣服赐给裴昭明等人，他们天亮时被带入朝廷，并让他们的文武官员极尽悲哀。后来成淹正式任佐郎。
之后南齐派遣散骑常侍庾摹、散骑侍郎何意、主书邢宗庆等人前来访问，孝文帝命令成淹在外面驿馆接待他们。邢宗庆对戍淹说：“南方和北方关系和好已经很久了，但你们近来却接连地抛弃信义断绝友好，被利益所驱动，遭难道就是大国善待邻邦的意思吗？”成淹说：“能称霸王的人往往不拘小节，怎么可能像尾生一样谨慎拘守信约呢？况且南齐先前的国主曾经侍奉刘宋，难道应当随便欺负他吗？”邢宗庆、庾摹以及随行人员都面面相觑大惊失色。何宪知道成淹以前是从南方来的，他用手遮住眼睛说道：“你为什么不当于禁而要当鲁肃呢？”成淹说：“我舍弃逆乱的朝廷效劳顺天应时的魏朝，是想要追随陈平、韩信这些人，哪里会做什么于禁？”何宪也无言以对了。
王肃到来，皇帝外出巡行，王肃常常护卫随从，皇帝命令成淹引路，如果有名胜古迹，都要让王肃了解。走到朝歌时，王肃问道：“这是什么城？”成淹说：“这是商纣王的国都朝歌城。”王肃说：“那么这里应该留有殷代的顽民。”成淹说：“从前周武王灭掉商纣王时，他们全都居住在黄河和洛河一带，中间因为刘、石扰乱华夏，于是他们跟随司马氏向东渡过黄河。”王肃知道成淹居住在青州，于是笑着对他说：“青州未必就没有顽民的余种吧？”成淹也知道王肃本来隶属于徐州就说：“如果说到青州，本来并不是他们的居住地，徐州地今天有空闲重新来到，造就不是我能了解的。”王肃于是趴在马背上捂着嘴笑，他回过头对侍御史张思宁说：“刚才我只不过是开了个玩笑，就招致他如此厉害的言辞。”张思宁骑着马把此事告诉皇帝，孝文帝非常高兴，对彭城王元勰说：“成淹的这一招足以获得胜利。”皇帝到了洛阳，王肃因为侍奉宴会，皇帝开玩笑地对王肃说：“近来巡行停驻朝歌，听说成淹与你有些特别的论辩，你试着再给朕叙述一下。”圭肃说：“我在朝歌时说话失言，说错一次已经很过分了，怎么能再说一次呢？”皇帝于是大笑。王肃又说成淹有文才，应该按等级升职。皇帝说：”如果因为这件事让成淹升职，恐怕会更为有辱于你。”王肃说：“我委屈自己使他人显达，正可以显示出我的美德。”皇帝说：“你为了他人委屈自己，想求得屈己待人的名誉，对于你来说好处很大。”王肃说：“成淹蒙恩得到提升，我也得到屈己以利人的美名，这正所谓陛下用人惠而不费。”于是他们畅快地笑着停止了话题。赐给成淹一匹皇帝马厩中的上等好马，加上马鞍马笼头等器具，以及一套朝服。成淹被改任谒者仆射。
当时迁移国都，皇帝认为成淹家境贫寒，赏赐劳动力给他，送他到洛阳，让其家眷跟随着他。当皇帝渡过淮水时，命令征召成淹，成淹在大路的束边请求拜见，他说：“不能小看敌人，希望皇上明智地选择万全之策。我听说皇上从洛阳出发以来，不少规劝的人都被罢免了官职，这恐怕不是圣明君主采纳臣下建议的好方法。”皇帝宽容了成淹。
皇帝前往徐州，命令成淹与闾龙驹专门负责舟船，准备漂渡泗水然后进入黄河，逆流而上返回洛阳。军队停驻在稿㥮，成淹认为黄河水深流急，担心有翻船的危险，于是上疏陈述规劝。皇帝告诉成淹道：“朕认为恒郡、代郡一带没有运送粮食的水道，所以京城的人很贫穷。现在把国都迁移到伊川、浴河一带，是想使运输通道四通八达。黄河水深流急，人人都感到难以渡过，我因此要用这次坐船漂流的行动，来开导老百姓的思想。我了解你的至诚之心但却不能采纳你的建议。”赐给成淹赤色骏马一匹，衣服和帽子一套。授任成淹为羽林监、主客令。
当时宫殿刚刚开始建造，运送的材料每天数以万计，伊川、洛河解冻时流动着冰块，使涉水渡河的人非常辛苦。成淹于是普奏皇帝请求命令都水官建造浮桥以渡河。皇帝赞扬并采纳了成淹的建议，想让成淹在众人面前受到荣耀，皇帝在初一早晨接受朝拜之礼时，趁百官都在场，于是赐给成淹一百匹帛，掌管左右二都水官主持治理水事。景明三年，成淹外放出任平阳太守。回到朝廷后，因病去世，追赠光州刺史，谥号为定。
成淹的儿子成霄，字景鸾，喜好写作诗文，文辞直率而多粗俗，他与河东人姜质等人关系友好，偶尔吟诗作赋，被爱好诗文的同行所嘲笑。成霄在书侍御史的职位上去世。
范绍，字始孙，是炖煌龙勒人。他年轻时聪明机智，十二岁时，父亲让他上学，拜崔光为老师。因为为父亲守丧荒废了学业，母亲告诫他说：”你父亲去世时，让你向远方的崔生拜师，希望你能学有所成。现在你父亲的丧期已经过去，你应该遵守父亲的遣愿。”范绍返回继续求学。太和初年，范绍当上了太学生，又改为算生，他博览经史典籍。孝文帝选拔范绍担任门下通事令史，升任录事，掌管奏文案卷。皇帝很爱惜范绍，范绍又被侍中李冲、黄门崔光所了解。皇帝曾经对亲近的臣子说：“崔光办事能从容不迫，范绍出了大力。”后来朝廷计划讨伐南方，征发黄河以北几个州的屯田戍边的士兵，加上沿淮水戍守的士兵总共有五万多人，广泛开展屯田，八座官员上奏让范绍担任西道六州的营田大使，升任他为步兵校尉。范绍在鼓励督导农业方面尽心尽力，好几年农业都获得大丰收。皇帝还命令范绍与都督、中山王元英讨论攻打钟离事宜，范绍观察钟离的城壕，担心不能攻克敌人，劝说元英班师回营，元英不听。范绍返回后，把情况上奏给皇帝，不久元英兵败。后来范绍历任并州刺史、太常卿。孝庄帝初年，范绍在河阴被杀害。
刘桃符，是中山卢奴人。他生下来就役见过父亲，九岁时母亲去世。他性情恭敬谨慎，热爱学习。被推举为孝廉，录取到射策甲科。他担任过一些杂碎的职务，屡经升迁为中书舍人，以勤勉和明智为人所知。刘桃符很久没有提升职务，宣武帝对他说：“扬子云在黄门任职，停顿了三个朝代。你在现在的职位上才十年时间，不值得一说。”束豫州刺史田益宗在边疆贪污，宣武帝屡次派遣刘桃符安慰开导他。刘桃符返回后，说田益宗已经年遭，但他的几个儿子处事违背情理。宣武帝后来想让人取代田益宗的职位，但又担心他背叛，授任刘桃符为束豫州刺史，让刘桃符与后将军李世哲率领众兵袭击田益宗。此事记载在《田益宗传》中。刘桃符善于安抚蛮束地区的人，因此受到人们的怀念。很久以后，刘桃符被征召回朝。因病去世，追赠洛州刺史。
鹿怠，宇永吉，是济阴乘氏人。他的祖父鹿寿兴，担任沮渠氏库部郎。鹿念的父亲鹿生，两次担任济南太守，颇有政绩。献文帝赞赏鹿生的才能，特意征召他参加秋末的马射，并赐给他青听马，外加一套青色官服，表彰他的廉洁。当时三齐刚刚归附，人们怀着一种苟且偷生的心理，整日游乐赌博，大大荒废了农业。鹿生订立制度予以制止，听说此事的人都称赞他。后来鹿生在淮阳太守的职位上去世，追赠兖州刺史。鹿念热爱兵书、阴阳占卜、佛学之颊的学问，彭城王元勰征召他为门客。鹿怠曾经到徐州，他骑的马疲惫了，随船到大梁。鹿忿夜晚入睡以后，随从人员上岸，偷了四把稻子喂马。船行了好几里路，鹿怠发觉此事，立即停船回到偷稻子的地方，把三丈细绢放在稻束的下面然后才返回。
当初鹿念担任真定公元子直的国中尉，经常以忠诚和廉洁的气节来规劝丞王直。他曾经赋五言诗道：“峰山万丈树，雕镂作琵琶，由此材高速，弦响蔼中华。”还写道：“援琴起何调？幽兰与白雪，丝管韵未成，莫使弦响绝。”元子直年轻时就有好名声，鹿念希望他能善始善终，所以赋诗来暗示他。后来鹿念跟随元子直镇守梁州，该州的军粮需要用钱议价购买，做这种交易的人没有不家产富有的，惟独鹿念丝毫不取。元子直竭力劝他参与交易，鹿念最终也不肯。
孝庄帝担任御史中尉时，鹿怠兼任殿中侍御史，监督临淮王元或的军队。当时梁朝派遣豫章王萧综占据徐州，萧综用密信通报元或，说他想要归顺。官员们在商议此事时都认为不可能，鹿念于是请求出行，他说：“萧综如果有诚心，我就和他簧定盟约；如果萧综是欺诈，难道我个人的性命还值得吝惜吗？”当时徐州刚刚沦陷，边境地区骚乱不安，萧综的部将成景俊、胡龙牙一起统领强大的兵力，内外防守严密坚固。鹿怠于是独自骑马悄悄出行，从小路直奔彭城。走到半路，鹿念被萧综的军主程兵润扣留，盘问他的来意。鹿怠说：“我是临淮王元或派遣来的使者。”程兵润派人桌报胡龙牙等人。萧综已经有了诚心，听说鹿念被扣留，他对成景俊等人说：“我常怀疑元略准备叛逃，想要验明其虚实，就派遣身边人作为元略的使者，到北魏军队里呼喊那个人，这个使者果然来到。可以派人化装成元略的模样，藏在一所深宅中，假装成生病的样子，把使者叫到门外，派人传话。”当时元略刚被梁武帝追回。萧综又派遣心腹之人梁话迎接鹿忿，把实情悄悄告诉给他，让他好好酬答。梁话带领鹿怠来到胡龙牙的住地。胡龙牙对鹿怠说：“元中山很想见你，因此派我叫你来。”胡龙牙又说：“安丰、临淮两地，将少兵弱，想收复这两座城，你看办得到吗？”鹿念说：“彭城，是北魏的束部边疆，因此一定要争夺，能否成功在于天意，不是人能预测的。”胡龙牙说：“应当听从你的意见。”又来到成景俊的住地，胡龙牙让鹿念停在门外，很长时间也没有进去。当时夜已很深，只有萧综的军主姜桃前来和鹿念说话，姜桃对鹿怠说：“元法僧，相当于北魏的微子，他攻占城池之后归附梁，梁主待他很不错。”姜桃选用手指着天上说：“现在岁星正在斗宿，那是昊国的分野，您为什么不归附梁呢？”鹿念回答道：“元法僧，他只不过是莒仆之类的人，但是梁却接纳了他，这难道不是有愧于季孙吗？现在月建正在鹑首宿，斗牛二宿受到损害，岁星就是木星，背离它并且损害它，昊国土崩瓦解已为时不远了。况且穿着华丽的衣服在夜晚巡游，这是有见识的人所不能称赞的。”鹿怠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带入见成景俊。过了好久成景俊对鹿念说：“你难道不充当刺客吗？”鹿怠答道：“现在我是使者，准备完成使命后返回朝廷，充当刺客的事，以后再作打算。”成景俊为雇怠安排饮食，鹿念能吃能喝，食量向来能抵几个人，他颇为自得。众人都对鹿念说：“你真是雄壮啊。”后来把鹿念带到元略的住所，一个人把鹿怠带到门边，指着床让他坐下。另一人从房裹出来，对鹿念说：“中山王有吩咐：‘我因为从前来到南方，所以派人叫你前来，想问你一些事情。我夜来犯病了，因此不能见你。鹿怠于是告辞后退了出来。不久天就亮了，萧综的军主范勖、成景俊及司马杨嘌等人争相询问北朝的兵马有多少，鹿意陈述了北魏兵强马壮的盛况。不久鹿念与梁话签定了盟约。不到十天，萧综投降。诏令授封鹿念为定陶县子，任员外散骑常侍。永安年间，鹿怠担任右将军、给事黄门侍郎，爵位升为侯。虽然他任职显贵，但虚心谦让，迎送亲戚客人时，态度比过去更加礼貌。他自己没有府邸，经常租屋居住，他穿布衣吃粗粮，冬天夏天都不改变。孝庄帝嘉奖鹿怠的清贫廉洁，经常赐给他一些钱和布帛。
当束徐城内的吕文欣杀死刺史元大宾，从南面把梁人带进城来，诏令鹿怠以使持节、散骑常侍、安柬将军的身份担任六州大使，与行台樊子鹄讨伐打败了梁人。鹿怠还用重金悬赏杀死了吕文欣。回来后，授任金紫光禄大夫，兼任尚书右仆射、东南道三徐行台。鹿念与都督贺拔胜等人抵抗余朱仲速，兵败后返回京城。
天平年间，授任鹿念为梁州刺史。当时荣阳人郑荣业反叛，包围了梁州城，梁州沦陷后投降，郑荣业把鹿念押送到关西。
张耀，字景世，自称是南阳西鄂人。在北魏做官，屡经升迁为步兵校尉。当永宁寺塔大兴土木之时，张耀经管了很多事情。灵太后曾经前往工地巡视，凡有所询问，张耀都进行讲解或指点，没有一点缺漏。灵太后认为张耀不错。后来张耀担任别将，因为有军功封长平男。历任岐州、束剂州刺史。
天平初年，迁都邺城刚开头，右仆射高隆之、吏部尚书元世俊呈上奏书说道：“把从南边京城宫殿里拆下来的物品送往邺城，把木筏从头到尾连接起来放到黄河，前后的阵势非常庞大，如果不是一个能干聪明的人，委托他专门负责接收物品，恐怕就会造成木料损耗，使营建缺乏材料。张耀一向以清白正直显著，一直被人们称誉，我们就举荐张耀担任大将。”皇帝同意了他们的建议。张耀对此事非常尽心，不久被改任为营构左都将。兴和初年，升任卫大将军。宫殿建成以后．授任束徐州刺史。后在束徐州去世，追赠司空公，谥号为懿。
刘道斌，是武邑灌津人。有才干，腰带有十围长，胡须很美。起初他被授任为校书郎，后来改任主书，孝文帝比较了解他。刘道斌跟随皇帝征伐南阳，返回后，加封积射将军、给事中。皇帝对黄门郎邢峦说：“刘道斌这次出行，就和他的同僚们不一样了。”宣武帝即位之后，刘道斌升任谒者仆射。后来历任恒农太守、岐州刺史，所到之处都有廉洁坚贞的美称。他在州任上去世，谥号为康。刘道斌在恒农时，修建学馆，设立孔子庙堂，在庙堂里画上孔子的肖像。他离开州郡以后，从前的下属追念他，又昼了刘道斌的肖像放置在孔子肖像的西边从而拜谒他。
董绍，字兴远，是新蔡鲷阳人。他年轻时好学，颇通文字义理。董绍起初担任四门博士，屡经升迁兼任中书舍人，被宣武帝赏识。豫州城人白早生在城南叛变，诏令董绍前去慰劳，被贼兵囚禁送往长江以束。梁领军吕僧珍舆董绍交谈了片刻，就非常器重他。梁武帝听说后，派使者慰劳董绍说：“忠臣和孝子不能没有，现在应该让您回到自己的国家去。”董绍说：“我的老母亲在洛阳，我已经没有心思了，既然承蒙宽恕，我实在是如同再生。”后来把董绍引见给梁武帝，梁武帝对董绍说：“多年的战争，使得生灵涂炭，因此我不把先说当作是耻辱，我准备与北魏互通友好，你一定要完整地陈述我的这个意思。如果北魏也想与我们和好，我现在就把宿豫归还给北魏，北魏也应当把汉中归还给我们。”当董绍返回朝廷，虽然陈述了双方和好的计策，但朝廷没有同意。后来授任董绍为洛州刺史。他好行水恩小惠，颇得人心。萧宝夤在长安造反，董绍上书请求攻打，他说：“我要带领三千巴瞎子，生吞蜀小子。”孝明帝对黄门徐纥说：“这些巴人真的是瞎子吗？”徐纥答道：“这是董绍的豪言壮语，他是说巴人强劲勇猛，无所畏惧，并不是说巴人真的眼瞎。”皇帝听了大笑，命令董绍赶快动身。因为董绍抵抗萧宝夤有功，被赏给爵位新蔡县男。余朱天光任关右大行台，启用董绍担任大行台从事，兼任吏部尚书。余朱天光失败后，贺拔岳又请董绍担任其开府咨议参军。贺拔岳后来带着董绍在高平牧马，董绍悲哀地赋诗道：“走马山之阿，马渴饮黄河。宁谓胡关下，复闻楚客歌？”贺拔岳去世后，周文帝也很器重董绍。当孝武帝向西迁移，授任董绍为御史中丞，董绍不喜欢这个职务，郁闷寡欢很不得志，有时他在街头巷尾嬉戏，有时他与年轻人聚在一起游乐，行为不检，好像是丧失了本性。孝武帝去世后，周文帝和百官拥戴魏文帝，他们上表劝说他登帝位，让吕思礼、薛懂撰写表文，前后两次上奏，魏文帝还是谦让。周文帝说：“能用文章感动至尊的人，祇有董公啊。”于是命令董绍撰写第三篇表文，董绍一挥而就。上奏之后，周文帝说：“要启发人的心意，不应当这样写吗？”当皇帝登基以后，方才任用董绍，但董绍议论朝政，被赐死。他的孙子继承官位。
冯元兴，字子盛，是束魏郡肥乡人。他年轻时就有节操，被推荐为秀才，中尉王显征召他担任检校御史，升任殿中御史。司徒、江阳王元继征召他担任记室参军，于是他被元叉所瞭解。元叉执掌朝政，任用冯元兴为尚书殿中郎，兼任中书舍人，仍然担任御史，参与商议时事，他谦虚克己，没有人嫉恨他。冯元兴家境向来清贫俭约，寄食的门客经常有几十人，也同他一样时饥时饱，当时的人部赞叹尊重他。太保崔光去世之前，推荐冯元兴担任侍读，尚书页思伯担任侍讲，给孝明帝讲授《杜氏春秋》，冯元兴则经常为皇帝选取句子，儒生们以此为荣耀。元叉不久被赐死，冯元兴也被罢官。于是他写了《浮萍诗》来比喻自己道：“有草生碧池，无根水上荡，脆弱恶风波，危微苦惊浪。”普泰初年，他担任光禄大夫，兼中书舍人。太昌初年，在家中去世，追赠齐州刺史。冯元兴一生贫寒，凭借着元叉的势力，靠着与他的老交情，曾经担任州主簿，好议论的人认为不符合伦理。
当时齐郡人曹昂，颇有学识，被推荐为秀才，永安年问，授任太学博士，兼任尚书郎。曹昂经常徒步到尚书省台，以此来表示他的清贫。一次突然遇到盗贼，曹昂丢失了大量的绫罗绢帛，当时的人鄙弃他的矫情和欺诈。
论曰：孙绍，是函谷关以束的人才，又能批评议论时政。张普惠通晓典章和成例，为官刚毅正直，不屈不挠，具有匡正王室的臣子的风范。成淹、范绍、刘桃符、鹿怠、张耀、刘道斌、董绍、冯元兴等人遇到机会，都能奉献自己的能力，如果说他们没有才干，怎么可能成为这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