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既作《科举论》，向难余者又曰：“天之生斯人也，如置器然。苟生金玉，必不置之于泥途。苟生贤才，必不使之阨穷于牖下也。科名特寄径耳，子何患焉？”曰：“金玉之生于山川也，制之而后生焉，范之而后成焉。不遇良工，则没于丹矸朽石之下而已矣，子何从知之？由今之道而不变，吾虑人材之日没也。”难者又曰：“今朝廷之所求者奇士耳，非中人也。经义能困中人，岂能困奇士乎？”曰：“南宫三岁一试士，士之释褐者必三百人，不知此三百人者皆奇士乎？抑中人杂出其间乎？如中人杂出其间，则其败天下士多矣。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也。”又曰：“贤良方正之科，固将器人于文辞之外也。信如子说，不过严责保任而已，而取士之法终不能有异于汉世之对策，是以行求之而以言取之也。”曰：“岂独汉世哉？敷奏以言，虽尧舜不外是也。今天子赫然震动，引见阙廷而亲策之，假以言色，通以问难，则人之贤不肖出矣。夫人才之赴人主，如百鸟之追鸑鷟也。”又曰：“学校之官，吾何以识其贤而用之乎？”曰：“如东汉之先试博士可也。如虞集所云，令长各自礼聘亦可也。其任必久，其擢必优，所以广教化、隆儒术也。”又曰：“凡学之掌教者三人焉，试且聘之，则不胜其扰矣。”曰：“固也。吾以为三人者，可省其二也。无已，则虚其二焉以待。教谕之择贤者而聘之，亦我国初之制也。”又曰：“胄监入赀，不自今日始也。罗圭峰玘尝以赀入矣，已而为文人，为名臣。近则学校之有文者入焉，何必禁也？”曰：“玘不足法也。为入赀滥觞者，未必非玘罪也。我国家近有珰祸，献谄颂功者多出太学诸生，何无一人如范滂、陈东者乎？史推东汉之乱而不亡，归功于太学数君子。靖康、建炎之间，三学生义声震天下，彼皆养士之效也。今则非止失养而已，其溷淆而挫辱之，抑亦甚矣。有文之士入焉者，倦于场屋、厌于考较，不得已而入焉也，非宜入也。”又曰：“子之论则美矣，然子之论骑射也，犹谓待学校兴乃可徐议。今一旦欲于二三场责经史时务之实学，于荐举责贤良方正之全材，于太学、乡学责有道之师儒、率教之生徒，不已亟乎？吾将以子之矛入子之盾也。”曰：“宋臣叶适有言：今宜暂息天下之多言，进举无亲策，制举无记诵，无论著，稍稍忘其故步，一旦天子自举之，三代之英才未可骤得，亦不至如近世之冗长无取也。我明高皇帝已行科举法，仍停至十余年，其时人材益出。今能远采叶适之言，上师我高皇帝通变宜民之意，何为不成？何求不得？余之前论，特平平者尔。虽然，使以余之论告当路，则骇笑而目以为狂者不知凡几矣。时势之变，日新月异，而天下大事独曰守常，痛乎成俗之难回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