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之文，有传闻异词而致误者，有记忆失真而致误者。一人之事，两人分言之，有不能悉符者矣。一人之言，数人递传之，有失其本意者矣。是以《三传》皆传《春秋》，而其事或互异。此传闻异词之故也。古者书皆竹简，人不能尽有也，而亦难於携带，纂书之时无从寻觅而翻阅也。是以《史记》录《左传》文，往往与本文异。此记忆失真之故也。此其误本事理之常，不足怪，亦不足为其书累。顾後之人阿其所好，不肯谓之误，必曲为弥缝，使之两全，遂致大误而不可挽。如九州之名，《禹贡》详之矣，而《周官》有幽、并而无徐、梁，误也；必曲为之说曰：“周人改夏九州，故名互异。”《尔雅》有幽、营而无青、梁，亦误也；必曲为之说曰：“记商制也”（说详《唐虞考信录》中），此非大误乎！《春秋传》成公之母呼声伯母曰姒，伯华之妻呼叔向妻曰姒，是长妇稚妇皆相呼以姒也。卫庄公娶於陈曰厉妫，其娣戴妫，孟穆伯娶於莒曰戴己，其娣声己，是妹随姐嫁者称娣也。而《尔雅》云：“长妇谓稚妇为娣，稚妇谓长妇为姒。”误矣。必曲为之说曰：“长妇稚妇据妻之年论之，不以夫之长幼别也。”此非大误乎！郑氏之注《礼》也，凡《记》与《经》异及两记互异者，必以一为周礼，一为殷礼；不则以一为士礼一为大夫礼。此皆不知其本有一误，欲使两全，而反致自陷於大误者也！夏太康时，有穷之君曰羿，而《淮南子》有尧时羿射日之事，说者遂谓羿本尧臣，有穷之羿袭其名也。晋文公舅子犯，戴记谓之舅犯，或作咎犯，而《说苑》误以为平公时人，说者遂谓晋有两咎犯，一在文公时，一在平公时也。凡兹之误，皆显然易见者。推而求之，盖不可以悉数。而东周以前，世远书缺，其误尤多。故今为《考信录》，不敢以载於战国、秦、汉之书者悉信以为实事，不敢以东汉、魏、晋诸儒之所注释者悉信以为实言，务皆究其本末，辨其同异，分别其事之虚实而去取之。虽不为古人之书讳其误，亦不至为古人之书增其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