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信录》何以始於唐、虞也？遵《尚书》之义也。《尚书》何以始於唐、虞也？天下始平於唐、虞故也。盖上古之世，虽有包羲、神农、黄帝诸圣人相继而作，然草昧之初，洪荒之日，创始者难为力，故天下犹未平。至尧，在位百年，又得舜以继之，禹、皋、陶、稷、契诸大臣共襄盛治，然後大害尽除，大利尽兴，制度体乐可以垂诸万世。由是炙其德，沐其仁者，作为《典谟》等篇以纪其实，而史於是乎始。其後禹、汤、文、武迭起，拨乱安民，制作益详，典籍益广，然亦莫不由是而推衍之。是以孔子祖述尧、舜，孟子叙道统亦始於尧、舜。然则尧舜者，道统之祖，治法之祖，而亦即文章之祖也。周衰，王者不作，百家之言并兴，尧、舜之道渐微，孔子惧夫愈久而愈失其实也，於是订正其书，阐发其道，以传於世。孔子既没，异端果盛行，杨、墨之言盈天下，叛尧、舜者有之，诬尧、舜者有之，称述太古以求加於尧、舜者有之，於时则有孟子辞而之。迄乎孟子又没，而其说益诞妄。司马氏作《史记》，遂上溯於黄帝；虽颇删其不雅驯者而所采已杂。逮谯周《古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等书，又以黄帝为不足称述，益广搜远讨，溯之羲、农以前，以求胜於孔子，而异说遂纷纷於世。何者？唐、虞以前，载籍未兴，经既无文，传亦仅见，易於伪，无可考验，是以杨、墨、庄、列之徒得藉之以畅其邪说。唯唐、虞以後，载在《尚书》者乃可依据；而《伪孔氏古文经传》复出，刘焯、孔颖达等羽翼之，猜度附会，而帝王之事遂茫然不可问矣。唐、宋以来，诸儒林立，其高明者攘斥佛、老以伸正学，其沉潜者居敬主静以自治其身心，休矣盛哉！然於帝王之事皆若不甚经意，附和实多，纠驳绝少。而为史学者，则咸踵讹袭谬，茫无别择，不问周、秦、汉、晋，概加采录，以多为胜。於是荒唐悠谬之词，相沿日久，积重难返，遂为定论，良可叹也！且夫孔子，布衣士耳，未尝一日见诸事业，而杨、墨、佛、老之徒各持其说以鸣於世，何所见孔子之道之独是？正以孔子之道非孔子之道，乃尧、舜之道，人非尧、舜则不能安居粒食以生，不能相维系无争夺以保其生，不能服习於礼乐教化以自别於禽兽之生。然则尧、舜其犹天乎！其犹人之祖乎！人不可悖尧、舜，故不可悖孔子也；人不可不宗孔子，即不可不宗尧、舜也。余故作《考信录》自唐、虞始，《尚书》以经之，传记以纬之，其传而失实者则据经传正之。至於唐、虞以前纷纭之说，但别为书辨之，而不敢以参於《正录》，既以明道统之原，兼以附阙疑之义，庶於孔子之意无悖焉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