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纂古史者咸云：“伏羲以木德王；神农以火德王；黄帝以土德王；少以金德王；颛顼以水德王；帝喾、尧、舜以降，皆以五行周而复始。”余按：帝王之兴果以五德终始，则此乃天下之大事也，二帝之典，三王之誓诰必有言之者。即不言，若《易》、《春秋传》穷阴阳之变，征黄、炎之事，述神怪之说，详矣，亦何得不置一言也？下至《国语》、《大戴记》，所称五帝事最为荒唐，然犹绝无一言及之。然则是战国以前原无此说也明矣。《洪范》曰：“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不言其为帝王受命之符也。夫天下之事孰有大於帝王受命者，“曲直”、“从革”之属抑末矣，何故舍其大者不言而但言其细者乎？《传》曰：“黄帝氏以€纪，炎帝氏以火纪，共工氏以水纪，太氏以龙纪，少氏鸟纪。”是帝王之兴各因物以取义，不必於五行也；各因义以立名，无所谓终始也。不然，以水，以火，可矣，以€、龙、鸟，何说焉？《传》曰：“陈，水族也。”又曰：“卫，颛顼之墟也，其星为大水。”此自谓颛顼之应乎水耳，非谓帝王皆以五行相终始也。若皆以五行相终始，则舜以土德王，何以论陈者不近系之舜之土，而反远系之颛顼之水乎？夫五行之说於《洪范》，上古帝王之事详於《春秋传》，《洪范》不言，《春秋传》之说不合，然则是为五德终始之说者乃异端之论而非圣贤之旨也明矣。五德终始之说起於邹衍；而其施诸朝廷政令则在秦并天下之初──《史记封禅书》及《始皇本纪》、《孟子荀卿列传》言之详矣。其说以为“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蚓见；夏得木德，青龙止於郊；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皆以所不胜者递推之。”是以秦之代周，自谓水德，而汉贾谊、公孙臣皆谓汉当土德，太初改制，服色尚黄，用衍说也。盖自周道既衰，异端并起，大略分为六术，《史记自叙》所谓儒、墨、道德、名、法、阴阳，是也。阴阳之术，其初疑亦本於杨氏，而衍以专门名家，遂别为一术，是以《汉志》九流，次阴阳於道家、法家之间；而其书目有《驺子》四十九篇，《驺子终始》五十六篇。《史记》亦云：“驺衍以阴阳主运显於诸侯，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不可胜数也。”则是司马迁固已非之矣。且“龙止”、“银溢”皆荒唐无可证；“赤乌之符”虽见於河内女子之《泰誓》，然“白鱼入舟”不又为金德乎？此固大雅君子所不道也。以秦之愚，至於焚《诗》、《书》，求神仙，其为衍说所欺固宜，後之学者何为而亦为其所欺耶？然衍虽有五德终始之说，而初不以母传子，固未尝以木、火、土、金、水为五帝相承之次第也。以母传子之说，始於刘氏向、歆父子；而其施诸朝廷政令，革故说，从新制，则在王莽篡汉之时──《汉书律历》、《郊祀》两志及《王莽传》言之详矣。其学以为“庖羲继天而王，为百王先，德始於木；其後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著赤帝之符。共工氏以水德间於木、火，与秦同运，非其次序，故皆不永。”是以王莽自言火德销尽，土德当代，而光武之起，亦据《赤伏符》之文改汉为火德，用歆说也。盖自《吕氏春秋》始以五帝分配五行，春帝太，夏帝炎帝，秋帝少，冬帝颛顼，季夏之帝黄帝，向见此文，遂以为其世之先後固然，而太、炎帝乃庖羲、神农之异名。不知炎帝、太自在黄帝之後，秦、汉以前从未有以为即庖羲、神农者；《吕纪》所云，但谓五帝之德各有所主，正如勾芒以下五官各擅其神者然，非以此为先後之序也。安得公然遂取帝王相继之序颠倒置之，废传记之明文，任揣度之私智乎！且衍之说虽诬，然殷尚白，周尚赤，犹有可附会之端；若歆所说周为木德，则何为不尚青而尚赤也？乃强为之解曰：“尚其德所生也。”不尚其德而尚其德所生，有是理乎！而殷又不尚其所生而尚其所由生，此又何说焉？至於蛇母之哭，野人相传之妄语耳，不然，则篝火狐鸣之小智耳，岂遂得以此定千古之疑，断帝王之前後哉！若夫水之继木，其世不永，谓秦可也，唐、虞以前皆不传子，不得独以不永贬共工也。莽以土继火，可谓次序矣，何为亦不永乎？以莽之诈，方且借《虞书》，《周官》以饰其篡，其用歆说以欺天下固宜，後之学者何为而皆祖述其欺人之言耶？嗟夫，自光武以之为国典，班固载之於国书，魏、晋以後遂皆以为其事固然；至於唐、宋，谶纬之学虽衰，而学者生而即闻五德之说，遂终身不复疑，亦不复知其说之出於衍与歆矣！且夫衍、歆之学，稍知道术者所不屑称也，然其所创之说，则後世之大儒硕学皆遵之不敢异，宁背经传而不敢背此二人之言，亦可谓慎矣！故今概不取。太、炎帝在黄帝後，说已详前篇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