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虞之事，较诸三代尤多难考。战国处士横议之言，《伪书》、《伪传》揣度附会之说（详见《提要总目篇》中），其事之失实固不待言矣，即传记之文亦有未可概论者。孔子作《春秋》也，隐、桓、庄、闵之世多缺文，襄、昭、定、哀之世多备载：无他，远近之势然也。况自唐、虞下逮春秋千数百年，传闻异词乃事之常。以春秋之世而谈唐、虞，犹以两汉之世而说丰、镐也，苟非圣人，安能保无一二言之误采者。是故，唐、虞之事惟《尧典》诸篇为得其实，《雅》、《颂》所述次之，至《春秋传》则得失参半矣；岂非以远故哉！虽以《论语》、《孟子》之纯粹，而其称唐、虞事亦间有一二未安者。何者？以其为後人所追记（如“尧命舜”之类），或门弟子所言（如“尧完廪”之类），而不皆孔、孟所自言而自书之者也（虽孟子所自言，亦有记者之误，观於“禹注淮、泗入江”可见）。故今於《唐》、《虞》之录尤致慎焉；必其详审无疑，乃敢次《经》一等书之；否则宁列之“备览”，甚或竟置之“存疑”。至若事在不疑而时无的据，文非纪载而义足发明，则列之於“附录”、“附论”。唯“备考”、“存参”，事或春秋，言或秦、汉，但取其可参伍相证，虽有不醇，不区别矣。其馀揣度附会之言，杂家小说之语，则概不敢列；而於前人所已驳者采之；所未驳者辨之。或其失尚小，及其言不甚为世所信者，时亦往往从简。非敢过为吹求，妄行去取；诚欲异说之纷纭，还本来之面目，使二帝经营之次第，设施之先後，然如指诸掌。盖凡二十馀年而稿始成，而尚未知其有合焉否也。好学深思之士当必有以正其不逮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