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学者承《伪孔传》之说，皆谓禹别九州之後，舜复改为十有二州。而稽之《经传》，夏称“九牧”，商咏“九围”、“九有”，其数皆不符；则又曲为之解，以为禹即位後复改之为九州。《纲目前编》因之，遂以尧之八十载为禹治水告成，定九州贡赋之年；八十一载为舜“肇十有二州，封山，川”之岁；舜之三十三载，禹既摄政，乃复九州。余按：禹之治水，大事也，唐、虞之政未有大於此者，果在“肇十二州”之前，史臣不应不书；九州既平无事矣，明年肇十有二州乃忽书曰“川”，然则其所者何川邪？吕氏知其不合，乃以“水平复安不忘危”之言曲为之解。夫既平之与未平之孰为轻重：何为於其轻者反记之而於其重者反略之乎？圣人立一代之制未有苟然者：既定为九州矣，舜无故分之为十二，未数十年，禹又合之为九，是苟然而已。合为是，则舜不当分；分为是，则禹不当合。圣人立法不如是之轻易也。且田赋之制，九等之差，竭十数年之经营始成此画一之法，谓宜万世由之而不改也；行之甫逾年而即取而易置之以为十二，其纷更孰甚焉！盖凡论唐、虞之事者，皆误以禹之治水为在尧世，是以其说颠倒舛谬而不能合。今但以《经》为据，则禹之平水土自舜即位後事，舜摄政之初固无有所谓州者，自舜肇设之。而是时洪水方横流，疆宇分裂，道路不通，故舜因其地势之宜分之以为十二，──故《汉书》云：“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及水患既平，则向之泽薮或为平陆，向之险阻或为坦涂，故舜复并其三而为九，──故《汉书》云：“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唐、虞之事，先後之次，本自了然分明；但唐人拘於功令，咸遵《伪孔传》之说以为取科第计，而不求之经，不求之史，自宋以後遂相沿为固然，以致圣人经世之苦心大略尽为其所掩耳。至於《禹贡》之作，尤在最後：不但不在尧世，亦并非水土初平时书也。何以言之？《兖州章》云：“作十有三载乃同。”则是九州成赋之後又历十三年以外乃著此书矣。《雍州章》云：“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则是三苗分北之後又数年或十数年乃著此书矣。况三壤之则，九等之赋，必历数年而後高下可较；珠玉金贝贡篚之属亦非巢窟甫离之急务也。然则此书乃舜治定功成之後所作。故其末章云：“东渐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声教讫於四海。”盖舜之命禹虽重於平水土，实兼夫宅百揆，故禹於水土即平之日，遂相舜以定贡赋，布声教；待夫经制大定，治化大行，而後可以告成功也。故今於“九州”、“五服”之文悉载之“熙绩”、“分苗”以後。说并见前《肇十二州》及《舜命禹》条下。
“九州攸同，四奥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书禹贡》）
此结上九州平水土及导山导水之文。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书禹贡》）
此结上九州土田赋之文。
“锡土，姓。‘台德先，不距朕行。’”（《书禹贡》）
此结上九州贡篚包之文，以起下分五服之意。
“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方将，帝立子生商。”（《诗商颂》）
“诞後稷之穑，有相之道。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α，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诗大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