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之论者皆云：“二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唐韩子《对禹问》云：“尧、舜之传贤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传子也，忧後世争之之乱也。”又云：“舜如尧，尧传之；禹如舜，舜传之。得其人而传之者，尧、舜也；无其人，虑其患而不传者，禹也。”又云：“传之人则争，未前定也；传之子则不争，前定也。前定虽不当贤，犹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贤，则争且乱、”余按：韩子之说，以後世之时势论之则当矣，遂以此为古圣人之心事则非也。《经》、《传》之文多以尧、舜并称，而禹常舆皋陶、稷、契同举；《书》合尧、舜事为一《典》，而禹舆皋陶皆有《谟》：禹之德未必遂与尧、舜齐也。益与禹同在九官之列，佐禹“烈山泽”，“奏鲜食”以成大功：益之德亦未必远下於禹也。然则益之视禹恐亦当如禹之视舜。（刚案：“亦当”疑“不当”之误）今因尧、舜、禹之相继为天子而益不得与，遂谓禹为其人而益非其人，其毋乃以成败立论也哉！舜之命禹也，禹让之於稷、契、皋陶：益亦稷、契伦也，度禹之心亦必不以己为其人而益非其人也。且禹果虑其争则尤不可传子。何者？唐、虞之天下非一姓之天下也，而禹独欲传之子，天下必有议其私者矣。不见吴光之弑僚乎？故传子之不争，论谒则可，若至夷末，兄终弟及已三世矣，传弟则不争而传子则必争，此理甚易见也，禹安得以传子为忧後世也哉！若虑益再传而致争，则启之再传亦何尝不争也！羿、浇之祸，民生涂炭，王嗣流离，使益再传而得贤者，或未必遂至是；即不然，亦不过如是止耳，安见传贤之不若传子乎！曰：然则禹何以传之启？抑禹传之益而启夺之耶！曰：孟子言之是已。“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禹固未尝传之启，亦未尝传之益也。盖自唐、虞以前，天下诸侯皆自择有德之人而归之，天子不能以天下传之一人也：不惟无传子者，亦并无传贤者。独尧以天下多难，故让位於舜而使治之；非尧虑身後之争天下而传之舜以绝觊觎也。（说已详前《唐虞考信录》中）尧之初意原非传舜，故舜亦未尝以传禹；禹之不传人何怪焉。故舜以禹为相，舜之事毕矣；禹以益为相，禹之事亦毕矣，禹崩之後，天下之归於益与归於启，禹不得过而问之也。天下不归於益，亦不归於启，而别归於有德之诸侯，禹亦不得过而问之也。何者？上古之天子原无以天下传之人之事也。自羲、农、黄帝以来，皆若是而已矣。（神农、黄帝皆无传子之事，说详《上古考信录》中）若谓禹必传之一人然後为忧後世，则包羲、黄帝、颛顼岂皆不忧後世者乎！後人但见商、周以来天子世世相继，遂以之例虞、夏，而以为天子之後必当更以天下授之一人，不传於贤则传於子。以启之继禹而王也，故遂以为禹传之启，於是乎有“德衰”之讥；不则以为禹传之益而启夺之，於是乎有“杀益”之谤；不则又以为禹阳传之益而阴传之启，於是乎有“以启人为吏”之诬。即能尊信圣人如韩子者，亦但以为忧後世之争故传之启而已。其说虽不同，而其失圣人之真则一也。且启继禹而王，亦仅一世止耳。太康失国，相居帝丘，夏已降同於诸侯矣；有过之难，厥祀遂殄。会羿、浞淫暴，民不归心，而少康能布其德以收夏众，是以天下复归於夏。藉令少康仅属中材，或虽有茂德而先有圣人者出，灭羿、以安天下，则少康不得复中兴矣。是故，少康之兴，禹之所不料也。禹何尝有家天下之心哉！又幸而杼“能帅禹”，天下归於夏者先後四世，其间干天位者皆以恶终为天下笑，於是天下之人耳濡目染，安於夏政，若天下乃夏之故物者，虽庸主抚之而诸侯皆惩於羿、而不敢生心，然後夏遂家天下耳。由是言之，夏之家天下，天也，非禹也。故孟子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非但禹无家天下之心，纵使有之，而唐、虞禅让之天下，禹亦安能独取而畀之於子孙，至四百馀年也哉！及至有商继世而王，已有成迹，而又有伊尹之辅政，太甲之自艾，故复循夏故辙。其後甫衰而即有贤圣之君出而振之，由是遂家天下六百馀年。至周，遂为一定之例而不可变。然则三代之家天下，其端萌於启，其事遂於少康、杼，而其局定於商之贤圣六七君，与禹初无涉也。故凡论唐、虞、三代之事者，惟孟子得其梗概。盖孟子之智足以知圣人，而又幸生秦火以前，古书未尽散失，得以考而知之，固非後人所当轻议也。韩子乃不之信而信流俗之言，以为禹传之启；又以圣人不私其子，复为前定不争之说以曲全之，过矣！嗟乎，孟子，亚圣也，韩子，大儒也，孟子之言犹不能取信於韩子，况以余之愚陋，乃独排世儒之论而推阐孟子之说，其亦可谓不量力矣！说并详前《尧舜》及後《少康篇》中。
“大战於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则孥戮汝。’”（《书甘誓》）
【备览】“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於甘，将战，作《甘誓》。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史记夏本纪》）
【补】“夏启有钧台之享。”（《左传》昭公四年）
【附录】“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逸夏书》，见《左传》文公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