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记中庸篇》云：“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余按：《尚书金篇》云：“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又云：“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又云：“予小子新命于三王。”则是武王未崩以前，大王、王季已追王也；周公乌得有追王之事哉！且二王果周公所追王，则文王以何时称王邪？谓生而称王邪，则文王为西伯，传记之文甚明，宋欧阳永叔固已辨之矣。谓武王克商之後追王邪，则既追王文王，何难复追王二王。若武王但追王文王而不追王二王，则是以为不当追王也。武王以为不当追王而周公追王之可乎！考其首尾，乃必无之事；而儒者咸信之，其亦异矣！原其所以如是信者，无他，以《中庸》为子思所作而此章为孔子之言；至朱子列《中庸》於《四书》，遂愈莫敢有议者。不知此章断非孔子之言，而《中庸》亦不出子思之手，乃战国之儒者采辑前人之言以成；此书“获上”一节采诸《孟子》，实显然可见者。其冠以“子曰”者，虽相传为孔子之言，而为後人之所附益及假者盖亦有之。是以《中庸》之言，高者不减《尚书》、《论语》，而间亦有剌谬於经传者。为是说者盖亦习於世俗所传文王受命称王之说，故但以为追王二王而不言追王文王耳，岂足为据也哉！且武王克商之後，祀於周庙者屡矣，用诸侯礼邪？用天子礼邪？武王既为天子而仍用诸侯之礼，必有所未安；若用天子之礼，则武王固已上祀先公矣，何劳於周公之成其德哉！嗟夫，圣人之言，万世所取信也；然必真为圣人之言然後可以取信，非可徒以名焉已也。鲁襄仲之将立宣公也，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务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务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听！”弗听，遂入；卒弑其君而杀其身。然则言亦不可以妄信也！是以余於传记，必其与经合者然後载之；不敢信一人率尔之谈，遂以为真圣人之言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