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按：朱子之论正矣，《蔡传》之释此文义尤详尽，复何疑焉！然後儒尚多从《伪传》而非蔡者，岂以《诗传》出於朱子故邪？抑未取《诗》、《书》之言而深思之邪？《书》云“流言於国”，不云“殷畔”，则是殷犹未畔；但闻流言而遂辟也。“流言”者，道路之言。事後知其所起，乃追书之；当时尚未知为谁何，周公可以疑似而遽杀其兄乎！周公之东征，讨武庚也；武庚未畔，讨之何名？未畔而已伏诛，则是初无殷畔之事而周公诬之也。若谓武庚之畔即在流言之时，则史当特书之以为讨之张本，不得但记流言，遽云当诛。诛流言者邪？诛畔者邪？虽初搦笔之童子不至如是，况史臣而有此文理邪！《诗》云：“曰予未有室家。”又云：“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则是王室不安，诸侯携贰，而尚未知其所定也。细玩通篇，虑患之心溢於语言之表，然则此诗作於东征之前明矣。若以为在东征之後，则王室已安，天下已靖，而为岌岌忧危不保终日之言，於事为不切，於人为不情矣！而说者乃以“既取我子”为东征後之证，曰：“‘子’喻管、蔡，‘室’喻王室；言‘既取我子’则管、蔡既已受诛矣。”（朱氏公迁说）信如所云，管、蔡诛则武庚亦诛矣，泉下游魂其尚能毁我王室乎！嗟夫：朱子之於《传》岂能无千虑之一失，况其晚年已不吝於自改其说，而後儒反代为朱子吝之，何邪？故今遵《蔡传》之说，而以东征之事次於成王亲迎周公之後。
“秋大熟，未，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与人大尽弁，以启金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问诸史与百执事，对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执书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劳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国家礼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熟。”（《书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