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之所以异於两汉者何在乎？两汉之所以异於唐、宋者何在乎？其事盖非一端，而设官其尤著者也。《周官》、《王制》虽皆出於後人之手，不无揣度附会之失，当日官制不可详考，然以《孟子》此文推之，诸侯之国大者仅及百里，而有卿，有大夫，有上士、中士、下士，佐治者要不下百数十人，故其耳目易周，精力亦无不逮；一人有善，得以赏之，一人有恶，得以罚之；是以豪猾无所用其武断，吏胥无所施其蒙蔽也。孟子曰：“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野人少而君子多则不足於养，野人多而君子少则不足於治。是以先王量民数以设官，而不肯惜小费以致废大事也。两汉则不然。自令、丞、尉以外，止有乡三老、啬夫、游徼、亭长之属耳；较之三代，邈乎不相及矣。然犹有秩有禄，选其贤者充之，是以其人尚知自重，其耳目精力尚可勉强从事。以故其治尚为近古，风俗尚多浑厚。至隋，尽废乡官，一县之中止有一令，一丞，一簿，一尉。然其时承南北朝之汉，久乱之馀，户口稀少，犹之可也。至唐开元、天宝之际，生聚蕃矣，民事多矣，逮宋熙宁、元丰以後，户口之盛尤远过於前代，岂此数人者之所能遍理！无怪乎百姓之争日多而吏胥之权日重也！
【附论】“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中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