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之取燕，《史记六国年表》在周赧王元年，於齐为王之十年。《燕世家》亦以为王，而《齐世家》无之。苏子由《古史》据《史记年表》文，断以为齐王。陈氏《新话》从之，而谓《孟子》书为其徒所记，以故致误。惟叶氏大庆《考古质疑》据《战国策》之文，谓齐宣用苏代使於燕，代激燕王厚任子之，燕国大乱；储子谓齐宣王“因而赴之，破燕必矣。”皆称宣王，与《孟子》合，是矣。然吾犹惜其论未尽，而疑《史记》之不应有误之犹未免於过也。按：《孟子》书中与宣王问答有明文者凡一十四章，而绝无与王问答之事。记此书者不过万章、公孙丑之属，皆尝从孟子在齐目睹此事者，必无以王之事无故移之宣王之理。由是言之，《孟子》之不误无可疑者。《史记魏世家》称惠王三十五年而孟子至梁，《孟子列传》又谓孟子先至齐而後梁。自粱惠王三十五年下至齐取燕之岁凡二十有三年。如是，则孟子去齐已久矣，何由得见取燕之事！由是言之，《史记》之有误亦无可疑者，盖自陈恒得政以来，凡十二代而灭，故《庄子》云：“田成子杀齐君，十二代而有齐国。”《鬼谷子》亦云然。而《史记》止有成子恒、襄子盘、庄子白、太公和、桓公午、威王婴齐、宣王辟疆、王地、襄王法章，及王建十代；其悼子、田侯剡二代皆遗之；又误以桓公为在位六年，是以威、宣两代移前二十二年，而取燕遂当王世耳。《索隐》云：“《纪年》，齐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又云：“《纪年》，梁惠王十三年，当齐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见，则桓公十九年而卒。”据此，则齐威立於周显王之十二三年。以《史记》之年递推而下之，取燕正在齐宣之六七年，非王时事矣。故以《纪年》为据，则《孟子》、《庄子》、《战国策》、《鬼谷子》之言皆合；若以《史记》为据，则此四书无一合者。而宋人乃欲据《史记》以驳《孟子》，其亦异矣！司马温公《通鉴》从《孟子》，以伐燕为宣王时，是矣；然以“取燕”、“燕畔”为一年事，在宣王十九年，数月而王立，亦於事理未合。讲章家解《孟子》者又以取燕为宣王事，燕畔为王事，而云“《燕人畔章》但称‘王曰’者，王生而未有谥也”，其说尤谬。夫不听孟子言而取燕者既为宣王矣，燕人之畔，王何惭於孟子乎？此无他，皆由未尝深考战国时事，不知《史记》之移威、宣两代於前二十馀年，是以委曲求全其说而卒不能合也。故今《取燕》、《燕畔》数章，并依《孟子》、《国策》、《纪年》之文载之宣王之世。
【附录】“齐饥。陈臻曰：‘国人皆以夫子将复为发棠；殆不可复。’孟子曰：‘是为冯妇也！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
此事未知何时，然揆其理势当在将去齐之前，故附录於此。
“孟子致为臣而归。王就见孟子，曰：‘前日愿见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弃寡人而归，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对曰：‘不敢请耳，固所愿也！’他日，王谓时子曰：‘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子盍为我言之？’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
“孟子去齐，宿於昼。有欲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几而卧。”
“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曰：‘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也。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昼，是何濡滞也？士则兹不悦。’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恶知予哉！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昼，於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夫出昼而王不子追也，予然後浩然有归志。予虽然，岂舍王哉！王由足用为善。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