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余幼，学为时文，应童子试，时县人争誉之。其後与弟同入学，岁试常在前列，同郡人亦争誉之。既而与弟同举於乡，数百里之内，人莫不交口艳称之。近三十岁，渐学为古诗文，三十以後，益留心於经史，而会试数不第，自是称之者渐少，惟学问之士始推重焉。四十以後，为《考信录》及《王政考》，自二三君子外，非惟不复称之，抑且莫肯观之。惟滇南陈履和於京师见余书，即执弟子礼，旋於江西刻《上古》、《洙泗》两录，《正朔》、《祀》两考。是时余宦闽中，闽之士大夫见此书，颇亦有贵重之者。而自余归後，全录陆续皆成，相、魏数百里之间，少年才俊之士，惟笃志时文，当务之为急，其肯寓之目而挂之齿颊者不过一二人，其馀罕有肯过而问焉者。是何学愈浅则称之者愈多，学益进则愿观之者益少哉！
昔宋玉称“其曲弥高，其和弥寡”。余之所言，不过耳目之前，《六经》、《三传》、《三史》之文，人人所可与知者，非有高远深微之论，如引商刻羽之调者可此，何以亦至於是，殊不可解也！此当余生前已如是，况於身後，又安望其美斯爱而爱斯传！
然则余之为此，不亦徒劳矣乎？虽然，君子当尽其在己，天地生我，父母教我，使天地间有我，而我又幸有此牖隙之明，如之何其可以自安於怠惰而不一言，以负天地而负父母乎！传与不传，听之时命，非我所能预计者矣！
崔述自识
（刚按：此篇当时以刊书之便，置於《丰镐考信录》之後；今改置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