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自秦火後，汉初诸儒传而习之，遂大著於当世。然自後汉之末下逮六朝、初唐而经义之晦者亦复不少。何以言之？《尚书》，伏生传《今文》，欧阳、大小夏侯说之；孔安国传《古文》，马、郑注之。自永嘉之乱，今文亡而古文弧行，晋、宋之际逐有妄人伪作《古文尚书》及《孔氏传》。至唐用以取士，而孔、郑之古木亡，《尚书》之旨遂晦。《诗》，在汉初有鲁申公、齐辕固生各以《诗》传其弟子，其先盖皆本之於七十子；虽不能无传流之误，要大概为近古。其後燕韩婴亦传《诗》，然其源流未必能逮齐、鲁之醇。最後《毛诗》始出，卫宏为之作《序》，多傅会於《春秋传》文以欺当世，否亦强为之说而实以人与事。学者不加细考，以为真有所传，遂谓其书优於《三家》，从而注之笺之。由是《毛诗》盛行，《三家》渐微。逮於晋、魏，《齐》、《鲁》之《诗》遂亡，《韩诗》亦不复行於世，学者所见惟有《毛诗》，童而习之，不复知有他说，虽淹博好古之士皆以为《经》之本旨固然，而《诗》之旨亦晦矣。
盖尝思之，《易》道高深，圣人犹欲假年以学之，固非学者所能轻窥。而《春秋》，游、夏莫赞一词，虽有左、公羊、梁三贤者为之作传，而圣人之意究难窥测。惟《诗》、《书》与《礼》乃学者所可几，是以圣人以为“雅言”。然《礼》多系仪文之末，且其残缺太多，不足尽先王之大经大法；故惟《诗》、《书》为最要。而皆为汉末晋、隋诸儒之所杂乱，良叹惜也！良可叹也！幸而《论语》一书明白易晓，复有《孟子》一书以羽翼之，何晏《集解》虽无所大发明而未尝偏执一人之见，赵岐之解尤为醉正，及宋朱子为作《集注》，圣人之旨益显，学者赖之，得以稍窥圣贤之蕴。然终不能不为《诗》、《书》惜也！
